魯迅在《<阿Q正傳>的成因》一文中寫到：“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為謙遜，其實是真情。我沒有什么話要說，也沒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魯迅的文章并不算多，雜文居多，小說大多是中短篇，沒有長篇小說。魯迅不算是多產的作家，但僅憑他有限的作品就可以奠定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他寫文章并不求快求多，而是慢工出細活。

做文章不一定要像才子那樣才思泉涌，也不一定就是靈感到來后“下筆千言，一揮而就。”更多的時候要細細打磨，甚至要留給歲月慢慢淘洗，留給人們任意評頭論足，任意批評指摘，然后作家再反思自己的作品，對作品進行修改，力求適應更長的年代，讓更多的人看到。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投給大型文學雜志的作品，要修改很多次才能發表。編輯們看上的作品，要加倍重視，要讓這些作品的主人到在雜志社吃住，有時候還給他們承包招待所，讓他們免費住在里面，整日改稿。有時候，一些作家改來改去，還是弄不成，就只得作罷。那些改成的作家，就把作品拿出去發表了。即使這樣，那些作品照樣被打上時代的烙印，政治的烙印，意識形態的烙印，作家的偏見等等，隨著時光的流逝，這些作品很快就被淘汰了。留下來的那些是不知道修改過多少處的優秀的文學作品，比起現在幾天出一本書的作家們真的算是產量極低了。

但就是這些產量極低的在文學作品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那些多產的作家也不一定有一部作品能在文學史上站得住腳。曹雪芹只憑一部《紅樓夢》就成就了他的文學史地位，蒲松齡憑借一部《聊齋志異》成就了狐鬼傳說的集大成氣象；陳忠實憑借一部《白鹿原》把陜西文學帶向了全國；莫言憑借一部《蛙》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可是，魯迅沒有他們那么大的作品，只有一些中短篇和小雜文，卻比他們在文學史的地位都高。

慢工出細活，慢工出好活，在文學界不一定是最好的創作規律，但一定是最管用的寫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