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的黃山書社1994年12月印行的一套四十二冊本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三十二冊，和杭州的西泠印社2004年5月出版的一函五冊本的《徐志摩墨跡》第四冊，都收有一封徐志摩寫給李惟建的書信手跡，很漂亮的行草，影印得非常清晰，稍加細心賞讀，都會覺得不難辨認，全信如下：

惟建我兄：

得書借知詩侶已自西湖遷回滬上，至以為慰。北來正逢東省大事，心如懸旌，竟不能作事，每日心煩自惱，不知如何乃可。兄等在南，想亦有同感。承詢譯莎翁事，函到適胡先生已南行，或兄已與見面談過，亦未可知。此函到時，胡先生當仍在上海，其寓址可由洵美得之，能與面定一切最妥，因此業(yè)乃胡先生獨立主政者也。廬隱近來有何作品，久不見頗想念也。此念

雙佳。

志摩十月二十六日

此封信的收信人李惟建，是四川成都人，1907年7月生，1981年11月去世。1930年8月，經(jīng)過兩年半的苦苦追求，李惟建與比他大九歲的女作家廬隱終于結為夫妻。廬隱立即辭去北京師范大學附屬中學的教職，與李惟建東渡日本；但終因經(jīng)濟不支，二人年底只好回國。在杭州住了一段時間后，移居上海。徐志摩書信中的“得書借知詩侶已自西湖遷回滬上”，就是指這件事；雅呼“詩侶”，指廬隱李惟建夫婦。

信中說的“譯莎翁事”，當指李惟建準備翻譯莎士比亞的戲劇劇本交付出版。但徐志摩沒對這事表明態(tài)度，讓李惟建迅速與前不久剛剛自北京赴上海的胡適直接交涉：“能與面定一切最妥，因此業(yè)乃胡先生獨立主政者也。”包括“譯莎翁事”等在內的譯事，胡適的日記有一些載錄，如胡適1931年9月26日的日記所記的：“十二點，子高和我邀一班物理學者餐敘，談翻譯物理學書的事，到者：丁西林、葉企孫、吳正之、薩本棟、王守競、嚴濟慈、丁緒寶。今天談的很好，六個人（除丁緒寶君）都允擔任譯書。”從胡適這一天的日記推測，他這回“獨立主政”的該套翻譯著述，規(guī)模比較大。“其寓址可由洵美得之”，是告訴李惟建如果要去找胡適，可以從詩人邵洵美處知道胡適下榻哪個旅館。

收有這封書信的多種徐志摩著作的排印本上，發(fā)現(xiàn)該信共同的手跡辨識差錯有六處。第一處是“借知”誤為“藉知”，規(guī)范簡化字中“藉”作“借以”講時不能用“藉”，只可以用“借”。第二處是“遷回滬上”的“遷”，被誤辨為“邊”，繁體字的“遷”和“邊”不注意確實會弄錯，但人家徐志摩是寫得明明白白的。第三處“心如懸旌”誤為“心如熱旌”，徐志摩手跡中“懸”也是看得清楚的，再說“心如熱旌”在意思上是不成立的。第四處“函到適胡先生已南行”中的“適”是“剛巧”，被誤辨為“時”。第五處“此業(yè)”的“業(yè)”的繁體字，辨認不出此字就用了一個方框。第六處女作家的名字“廬隱”，被誤為“盧隱”，徐志摩手跡寫得很清楚，同時人名是固定搭配，不得隨意改變的。短短的一封書信，如此被對待，嘆嘆。

還有，在徐志摩這封書信手跡中，提及收信人時其前都有空字表示尊敬，也應該依據(jù)手跡照空，如書信開始的“詩侶”前就有一處空格，最好也空出一個字的位置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