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道長青——石魯百年藝術展

2019年12月10日至2020年2月9日

中國國家博物館

提及石魯，了解中國近現代美術史的人都知道他是“長安畫派”的領軍人物。隨著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在各領域的深入，傳統的精英文化逐漸沒落，美術領域的大眾化思潮漸漸拉開帷幕。而“長安畫派”的孕育與產生，更是在共和國成立以后，在文藝作品要反映新時代、新生活，促使中國畫從內容到形式都推陳出新的時代背景下形成的。與“長安畫派”中的另一位開創者趙望云有所不同，石魯以其鮮明的藝術個性與深刻的藝術思想，不僅在呼吁“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中擎起了“長安畫派”的理論旗幟，更將一種不可遏制的豪邁激情注入到“長安畫派”的審美風格中。而催生出這股激情的，正是石魯在其63年的藝術人生中，以全部的熱情展開對藝術創新的不斷探索和對革命理想的執著追求。

石濤與魯迅合體，是為“石魯”

石魯原名馮亞珩，1919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仁壽縣文公鄉一個大家族。他的祖上來自江西景德鎮，因販藏紅花遷到四川，進而成為豪門巨賈。當時的馮家有著上千頃土地和上百名佃戶，是當地的第一大戶。馮家的大宅院內，有著藏書十余萬冊的藏書樓，15歲之前的馮亞珩在家讀私塾，接受了一系列古文化教育，同時又受到二哥馮建吳的影響，喜歡傳統繪畫。

1934年，15歲的馮亞珩進入到二哥在成都創辦的“東方美術專科學?！睂W習中國畫，在哥哥的指導下，亞珩臨摹了大量的傳統水墨畫，尤喜石濤、八大的繪畫風格，同時也接觸了一些西畫表現方法，為后來的創作打下了良好基礎。三年后，從美專畢業回到家鄉的他做了一名小學教員，但隨著“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民眾救亡圖存的呼聲越來越高，馮亞珩也開始思考起人生與社會問題。

1938年，因不滿意母親為他包辦的婚姻，馮亞珩婚后三天就離開家鄉重返成都求學，這一次他借讀于華西協和大學文學院歷史社會學系，在這里，馮亞珩并沒有接觸到自己渴望了解的救亡圖存之路，于是退學，遠赴延安。1939年，20歲的馮亞珩帶著滿腔愛國熱情，在沒有任何人引薦的情況下，獨自踏上了追隨紅色革命隊伍的道路，為了與過去封建大家庭中的“公子哥”身份告別，又因他崇拜石濤和魯迅，馮亞珩自此更名為“石魯”。石魯接受并實踐著解放區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藝術觀，用石魯自己的話說就是：“我的路子就是做革命的藝術家?！?/p>

《群英會》

彼時的延安，吸引著一批又一批朝氣蓬勃的有志青年，在這里的十年，也是石魯與這片黃土地的風土人情結下不解之緣的十年。這片土地上特有的高亢、雄渾乃至悲壯的格調，為他之后的人生和藝術奠定了基礎，也成為他日后創作的靈感源泉。這一時期的石魯為宣傳革命創作了大量的版畫，同時也因才思敏捷和善作理論上的高談闊論而顯示出與眾不同的個性與才華。

“長城內外”的文化自信

新中國成立后，石魯隨陜甘寧邊區文協遷往西安，在藝術上，他開啟了對中國畫的研究與探索。石魯早期的藝術創作與時代的腳步緊密相連，作為革命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石魯的內心始終對黨和人民、哺育他成長的陜甘寧根據地，以及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大潮充滿著創作激情。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他多次深入陜、甘、青的藏區和建筑工地，畫了許多寫生積累創作素材。他從現實生活中尋找靈感，將革命的浪漫主義與革命的現實主義相結合，創作出了一系列帶有情節性和文學敘事性的現實主義風格作品。

《古長城外》

20世紀50年代，學術界流行民族虛無主義，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被認為是落后的，是要隨著舊社會一起被打倒的。然而石魯在1955年、1956年出訪印度、埃及后，看到同樣作為世界文明發祥地的民族藝術精神仍然得以發揚，促使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產生了深刻反思，并產生出新的認識。

他在埃及參加亞非國家藝術展覽會時曾表示：“藝術形式的美，主要是在于一個民族的人民在精神生活上崇高的、向上的、健康的心理體現。因此，我們在藝術形式的發展上，首先把自己看作民族傳統形式的繼承者和發揚者。如果藝術形式一旦失去民族形式的特征，也就減弱了它表現民族生活的能力，也就減弱了人民對它的喜愛和歡迎。”

石魯對傳統的學習是主張從了解整個中國傳統繪畫的發展規律出發，去“真正追本尋源”。他通過主張“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將革命理想和現實生活中的新情新意以抒情的方式，用中國畫傳統的筆墨技法表現出來，并從中探尋新時代中國畫獨有的表現手法。石魯以獨創的山石皴法和大膽用墨用色的方式，開創了黃土高原及陜北風情題材，引領了20世紀中后期山水畫走向現代的新形勢。

在“瘋癲”中升華

1964年是石魯藝術生涯遭遇逆境的轉折年，這一年，原本在藝術上已作出一番成就的石魯本可以再創輝煌，卻因為在作品《轉戰陜北》中將毛主席以背影的方式表現，被指將偉大領袖置于“走投無路”“懸崖勒馬”之境，該幅作品也從中國革命博物館陳列中被摘下。同時，剛剛發行的第一本個人畫集《石魯作品選集》也因首頁即為《轉戰陜北》而被查封，加之患有嚴重的肝病，石魯的身體和精神遭遇了雙重打擊后，他因精神失常而被關入了精神病院?！拔母铩北l后，石魯在醫院中強行被拉出來游行、批斗，他曾逃離，又被抓回，受盡非人的折磨后反而觸發了他更為非同凡響的創作靈感。

《轉戰陜北》

這一時期，石魯的作品走向了更加自由的境界，他以狂放的筆墨，怪誕的思維，深刻的思想內涵，畫出一幅又一幅帶有強烈象征主義和神秘色彩的作品，正如石魯自己所言：“強烈的情感正是反復加深了生活感受的結果?！薄爱嬚卟唤涍^生活之錘煉，豈能去錘煉藝術！”石魯通過狂放的筆墨形式和象征的表現手法，將胸中憤懣發泄，通過神秘莫測的繪畫內容，來追求脫離現實苦難，找尋另一個世界的“真善美”的境界。

《美典神》

晚年的石魯經歷了生活的磨難，他的藝術也轉向如傳統文人般以比、興的手法繪花鳥寄情思。但與傳統文人所不同的是，永葆創新精神和革命斗志的他，以金石入畫，瘦硬的筆觸宛若他不屈不撓的錚錚鐵骨和革命精神。

石魯，這位極具創新精神的藝術家的一生是跌宕且悲壯的。他的作品中始終充滿著對自我精神的表達，也始終充滿著對現有階段的不斷突破。他從一個對封建家庭的反叛者，到一個投身革命圣地、以美術為武器來革命的戰士。又從一個新風格的開拓者，升華為與現實命運相抗爭的藝術殉道者。他以自己并不長的藝術人生，在20世紀的中國美術史上，譜下了一曲英雄史詩般的恢弘贊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