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日記》（1937年7月14日）記載了陳寅恪先生的一句名言，叫“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他還說，義和團運動是“下愚”與“上詐”合謀的結果，欲成浩劫，缺一不可。

對此，我提出一點異議：單說義和團，無論朝野上下，主流都是愚昧，間或有“詐”，則為點綴，無關大局。

“下愚”之說，應無爭議，義和團成員大抵是二十世紀前后之中國最愚昧的一群人。關于他們無知的史料，今天讀來恍如段子：“有黃飛虎附體者，問與黃三太是何族屬，輒悍然曰：吾兄弟也。一市哄然。”

義和團“刀槍不入”真相：讓領導先走

“團與洋人戰，傷斃者以童子為最多，年壯者次之，所謂老師師兄者，受傷甚少。”何也？“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后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

——據《天津一月記》，載于《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第2冊，編者翦伯贊，系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刀槍不入”的秘密

抵抗侵略的流血沙場畢竟不是做戲降神的戲劇舞臺，用機槍大炮武裝起來的外國侵略者也并非北京城內束手待斃的中國百姓。手持大刀長矛的義和團們，不得不用中國人的血肉為八國聯軍鋪出一條血路。

這就使我們不得不對義和團自恃的“刀槍不入”進行剖析，可悲的是，這種勇敢除了來源于對侵略者的仇視、對封建迷信的頑固外，還有更羞為人道的秘密。

悍不畏死的義和團小將

時人記載：義和團“信槍彈不傷之妄，遇有戰事，竟沖頭陣，聯軍御以洋槍，死者如風驅草。乃后隊存區區之數，尚不畏死，倏忽間亦皆中彈而倒，西人皆深憫其愚。”（佐原篤介：《拳亂紀聞》，載《義和團》第l冊）

義和團中最勇敢的都是青少年，犧牲也最多，文獻記載“年長者約廿歲，最幼者只十二三齡，前被官軍聯軍擊死，皆是輩者也”（如前注）這大概是因為青少年天性單純，對迷信也更少懷疑，相信降神打拳可以“刀槍不入”。

但神仙附體不敵洋槍槍炮乃是真理，參加義和團的大人們也在實踐斗爭中證明了他們非常明白這一點：“團與洋人戰，傷斃者以童子為最多，年壯者次之，所謂老師師兄者，受傷甚少。”（《天津一月記》，載《義和團》第2冊）

自己先走的義和團領導

其中奧妙何在？義和團師兄們的解釋是：“童子法力小，故多傷亡。年壯者法力不一，故有傷、有不傷。老師師兄則多神術，槍彈炮彈近身則循衣而下，故無傷。”

這種解釋之荒誕不經在今人看來是顯而易見的，但當時“人多信之”，為什么呢？”所謂老師師兄者，受傷甚少”，事實擺在這里，不得不服嘛。

但實際的情況是：“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后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天津一月記》，載《義和團》第2冊）

所以，盡管被用來做擋箭牌的青少年死傷慘重，但張德成、曹福田等著名義和團領袖卻并未在愛國戰場上犧牲，這又是為什么呢？

據史料記載，“事急，官軍戰車站，敗績，裕祿退保北倉。閱三日，城陷，（張）德成、（曹）福田挾貲”（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六十五?列傳二百五十二》）。

這種讓熱血少年犧牲，讓領導先走的慘劇，在中國歷史并非個例，文章篇幅有限，在此就不遑多論了。

為尊者諱 為尊者隱

反而清朝高干死國難者比比皆是：喀什噶爾提督羅榮光死大沽，黑龍江副都統鳳翔死璦琿，直隸總督裕祿率義和團戰敗后自殺，巡閱長江水師大臣李秉衡率義和團戰敗后也自殺，直隸提督聶士成更是“腸胃洞流”，身被七傷殉國。

因為要為尊者諱，為尊者隱，張、曹雖然是臨陣脫逃，但既已定性為“群眾運動領袖”，那就要為“革命”避諱；這些為腐朽反動的清王朝死節的封建官僚，也只好邊上涼快去了。

孰忠孰奸：義和團何苦為難民族英雄

“倡滅洋以釀禍開釁者，團匪也，乃臨事見不妙而以大敵諉官軍；官軍再四血戰，斷頭顱、折肢體者十之二三，而彼猶內竊忠義之名以誤朝廷，外肆盜賊之行以害閭里。”——聶士成，民族英雄，時任直隸提督，在天津與八國聯軍侵華作戰時陣亡，據《西巡回鑾始末記》。

義和團要取民族英雄項上人頭

前文提到的民族英雄聶士成之曾孫聶先遂曾對媒體說過：“當清廷為了對抗洋人而宣布義和團為‘義民’時，義和團向清廷提出的惟一條件是——殺聶士成。”（《天津青年報》2004年1月7日）

史料也佐證了這一說法：一日，聶士成在街上遇見義和團，團民立即手持大刀直奔其馬首，聶士成見狀無言以對，只得以大局為重，避入路旁衙門內，團民并不罷休，殺其下屬士兵數十人以泄憤。（據《拳匪紀略》）。

誰在反抗外來侵略？

這位義和團欲得其首級而后快的聶士成是何等樣人呢？史料記載，當八國聯軍與中國軍隊在天津交戰時，洋人皆謂：“華兵雖眾，皆不足慮，所可畏者，聶軍門所部耳；聶軍有進無退，每為各軍之先，雖受槍炮，前者斃，后者又進，其勇猛處誠有非他軍所可比擬者”。（據《西巡回鑾始末記》）

自稱愛國的義和團，為何卻被洋人認為“不足慮”呢？這是因為聶士成部在天津紫竹林、東局、海光寺與聯軍激戰逾旬時，義和團“始猶出陣，繼以數受創，乃不敢往，常作壁上觀，反四處焚掠。所當敵者，惟官兵而已”。（《西巡回鑾始末記》）

更有甚者，1900年6月8日，雨，義和團出戰，練軍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僅三人。各執槍向團，團即反奔，途中自相語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天津一月記》，載《義和團》第2冊）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俗話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句話也適用于1900年時的天津群眾。義和團初起時，天津人民踴躍支前，糧食飲水無不供應。但當看到義和團面對外國侵略者時畏縮不前、乃至亂殺“與洋教無干涉者”（袁昶：《亂中日記殘稿》，載《義和團》第1冊）后，“大失商民之心”，“人心益形怨咨，敢怒而不敢言”（如前注）。

此時，人心向背就直接體現在支前工作上：

“各處居民，多往前敵與練軍、毅軍送白糖餅、綠豆湯、西瓜、冰水等食物。途遇拳匪，問向何處送，民等因眾拳匪只能吃大餅，不敢臨敵。乃對曰，請老師前敵去吃。”（劉孟揚：《天津拳匪變亂紀事》卷上，載《義和團》第2冊）于是“團中人不復得湯餅矣”。（《天津一月記》，載《義和團》第2冊）

義和團與聶士成之死

就和其他許多民族英雄一樣，聶士成也遭遇了同胞的出賣。他生前，家人就已遭義和團綁架，據時人記載，“乘其與洋兵苦戰時，（團）以多人擁向其家而去。

是時西師方大隊援津，聶軍退守甫定，聞信，急引兵追之。所謂練軍者，故多直人，與匪通，見聶軍追匪，急欲救之，遽嘩曰：“聶軍反矣！”共開槍橫擊之。聶出不備。遂敗。”

他死后，更險遭義和團分尸，反倒是敬重英雄的八國聯軍阻止了“愛國”義和團對這民族英雄的遺體施暴：“（聶）自突戰于八里臺，以期死敵。麾下執轡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將校知不可回，乃隨士成陷敵陣。士成中數彈，裂腸死。麾下奪尸歸，拳匪將戮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據《拳變余聞》）

義和團結局：在侵略者面前變成順民

“義和團之起也，吾黨雖憐其愚，而尤驚其勇，以為排外義憤，有足多焉。而何以數月之力，不能下一區區使館也？而何以聯軍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順民旗，不復有一義和團；其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復有一義和團也！”——梁啟超：《新民說》，作者系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者，戊戌變法領袖之一。

又一位被坑死的抗戰高官

聶士成死，天津城陷，慈禧傳檄諸省，征調勤王義士。有位在中法戰爭中與馮子材分任戰守，取得諒山（鎮南關）大捷，時任巡閱長江水師大臣的李秉衡只身北上。

當此外國侵略者兵臨城下，朝廷官員束手無策之時，打贏過洋人的李氏猶如神兵天降。更何況，李秉衡與同義和團恨之入骨的聶士成不同，他和義和團淵源極深，不會出現索要他首級的黑色幽默。

極端排外的毓賢就曾自夸，義和團就是他和“鑒帥”（李秉衡字鑒堂，曾于毓賢之前任山東巡撫）搞起來的。

“ 上負朝廷 下負斯民”

李秉衡在7月26日覲見慈禧，建言“能戰始能和”，主張“以兵法部勒”義和團，在京津間阻擊洋軍，然后言和。慈禧聞言大喜，將京外義和團與政府軍悉數撥付與李秉衡，趕往天津堵遏聯軍。

李秉衡既奉旨，“請義和拳三千人以從，秉衡新拜其大師兄，各持引魂旛、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擁秉衡而行。”（陳獨秀：《克林德碑》，原載《新青年》5卷5號）

此時京津之間的義和團與政府軍約15萬之眾，聯軍僅3萬人，華軍數量上仍具5比1之優勢。誰想李氏雖是義和團舊識，但義和團已在天津見過真章，此時豈是憑兵法就“部勒”得了的，未見洋人軍陣時喊喊“扶清滅洋”還可以，一到陣前就畏洋如虎，潰不成軍。

李秉衡目睹屬下不戰自亂，自覺“上負朝廷，下負斯民，無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無心人矣”，遂于北京東郊通州張家灣吞金自殺，死前留下遺書：“軍隊數萬充塞道途，就數日目擊，實未一戰。”

義和團一夜間變成圍觀群眾

秉衡死，通州陷，洋軍直薄北京城下。當時城內除董福祥部清軍之外，義和團尚在“城內設壇到八百余所，每壇以百人計，過八萬人”（胡思敬：《驢背集》，載《義和團》第2冊），兵力不可謂不雄。但奇怪的是，除董福祥部曾在東直門與聯軍交戰外，八國聯軍破城時毫發無損，這又是為什么？

史料記載，義和團“城破皆不知所之，唯于溷上、井中得刀劍紅巾無算”（如前注）。所以，當八國聯軍中第一批進城的英軍從水門爬進北京時，看到的就不是一個多月前在城內殺得哀鴻遍野的“愛國團體”義和團，而是一大群幫他們搭梯子的圍觀群眾了。

由四百多洋兵據守，被數萬義和團與清軍圍攻了五十多天的東交民巷使館區，也于同日解圍了。看到這里，才明白梁啟超在《新民說》一文中的憤慨從何而來：

“義和團之起也，吾黨雖憐其愚，而尤驚其勇，以為排外義憤，有足多焉。而何以數月之力，不能下一區區使館也？而何以聯軍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順民旗，不復有一義和團；其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復有一義和團也！”

百年后重讀義和團

百余年后重讀義和團，普通參與者反抗侵略的精神固然可敬，他們對同胞之橫暴與結局之荒誕又令人扼腕。百年來，對義和團的評價也變得面目全非。應該說，對義和團運動的研究始于辛亥革命以前。

梁啟超當時就認為義和團難與革命掛鉤，“拳匪之亂，其先之帕手持刀，樹扶清滅洋之旗者，其后聯軍入京，即相與持順民旗作乞憐之狀。”（梁啟超：《革命駁議》，《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

而孫中山既指出義和團的“愚蒙之質”，又認為義和團只是因“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舉”。（孫中山：《支那保全分割合論》，《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下）

毛澤東談義和團：“籠統的排外主義的斗爭”

到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馬列主義觀點又為研究義和團提供了新的視點，但此時仍未對義和團進行全面肯定，毛澤東在《實踐論》中也只是將義和團稱為“籠統的排外主義的斗爭”（毛澤東：《實踐論：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摘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

延安時期：“排外”“滅洋”是錯誤的

1940年5月，楊松、鄧力群合編的《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在延安問世，對毛澤東《實踐論》中的觀點進行了闡釋，認為義和團“排外”、“滅洋”是錯誤的：

“義和團 的思想由最原始最落后的反動的宗教思想和進步的反對異民族壓迫的思想兩種成份組成的。‘排外’、‘滅洋’是錯誤的，反映農民知識的狹隘性。

義和團的本質是原始的、農民的反帝國主義的暴動，而八國聯軍侵華則是非正義的掠奪性的戰爭。義和團不僅趕不上后來的辛亥革命，并遠不如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楊松、鄧力群編：《中國近代史參考資料》第一冊）

什么是愚昧？這就是愚昧。愚昧不僅指缺乏知識，缺乏洞察力，還指缺乏反思和糾錯能力。盡管隱約意識到自己步入了錯誤的方向，卻不愿回頭，寧可一條道走到黑，直至窮途末路。

歧路之上，他們還得不斷說服自己：這是正道，這是正道。就此而論，義和團的神術，就是一場自欺欺人的表演：先自欺，后欺人，再自欺……這清晰呈現了愚昧的生產過程，猶如滾雪球，越滾越大，越滾越大，等到爆炸的那一刻，災難轟然降臨。

喬治·艾略特云：“常言說知識就是力量，殊不知愚昧也是力量。知識去慢慢建造，愚昧來頃刻毀滅。知識的力量在于真，在于謹慎，在于辨別，在于分開或然和必然；愚昧則是一個亂沖亂撞的瞎眼巨人，玩弄文明的基石于鼓掌，咨意而為，把歡樂之所埋葬于深淵。”

義和團運動，讓世人見識了愚昧的力量，何其狂熱，何其虛妄，何其摧枯拉朽，何其殘虐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