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周末，北京楊文醫生被患者家屬殺害的事情，一直在被討論。

事情的經過相信大家都已經了然于心了。

95歲高齡患者，55歲兒子，大早上6點。

殺人嫌犯跑到毫無防備的楊文醫生身后，幾乎是鉚足了勁手刃了她，脖子上被砍數刀的楊醫生，毫無還手之力，掙扎了幾下后就失去了反抗意識，搶救無效死亡。

今天，離楊醫生去世已經5天，事件真相也在發酵中慢慢浮出水面，我們總有一種一切都還算不上塵埃落定之感，所以仍然想聊聊幾個問題。

一、首先，我一點也不喜歡事件發生時的“定性”：醫鬧。

就在2個多月前，10月22號，甘肅省人民醫院肛腸科也發生了惡性命案。

一個號稱最苦最臟最累，很多人都不愿意輪轉到的科室，不管是現實里還是影視劇里的信息接觸，我一直對這個科室的醫生充滿崇拜與敬仰。

人人贊不絕口馮醫生，被楊姓直腸癌患者直接拿刀子捅死。

當時消息出來之后，官方評“醫患矛盾”、“嚴重醫鬧”，恕我直言，這是哪門子的醫患矛盾？殺人就是殺人，這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舉起刀子的一場“故意殺人”事件。

如果說馮醫生有什么“罪”，那就是當了她患者的主治。

還有和馮醫生、楊文醫生一樣，被病人以各種理由行兇報復的醫生們：

他們有什么罪？

為眾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凍斃于風雪。

然而，他們用半輩子寫論文評職稱，為醫學事業做貢獻，救活了大量的病患，最后等來的是什么呢？

等來的是“醫鬧”：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一刀下去，那些努力和辛苦也隨之一命嗚呼。

二、昨天，殺人嫌犯家屬找楊醫生家屬請求諒解，這種行為是否能減刑？

有消息稱，殺人嫌犯孫文斌的家人，嘗試去找楊文醫生的家屬求得諒解以從輕判決。

作為一個接觸過還算不少刑事案件的律師，我為偷電腦、裝狠搶劫的少年爭取過，也很欣慰地看到他們后來重獲自由后迷途知返。

從法律意義上來講，此案已上升為公訴案件，即使傷人者積極進行民事賠償，被害人家屬出具”諒解書“，也依舊會追究其刑事責任，“諒解書”僅僅是減輕量刑情節中的一點。另外，還會根據傷人者的主觀目的，作案手段，兇殘程度，對社會公眾的危害程度及影響等來綜合對傷人者定罪量刑。

我們認可這個規則，但撇開律師身份，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看到楊文醫生尸骨未寒，我也感到心寒、惋惜。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來講，殺人誅心者，沒有資格獲取路人的同情，亦沒有資格尋求受害人的原諒。

三、息事寧人，傷害的到底是誰？

會哭的孩子有奶吃，誰會鬧，誰就是大爺。

以前的醫鬧事件，患者家屬鬧一鬧，就能得到道歉和賠償。

時代在改變，現在的醫鬧，可是動輒喊打喊殺，管制刀具隨時準備就緒，一旦患者不滿意，死亡警告。

因為怕惹事兒，所以從頭到尾，大家都采取息事寧人的政策。

我佩服醫院的服務態度，但也不得不說，這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遇事便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事發之前，據醫生的同事說，病人家屬的“犯渾”行為已經上報過，只是對方油鹽不進，依然我行我素。但我覺得這已經足夠拉響危險預警，至少我們真的不信找不到對犯渾者有震懾力的處理方式。

事發之后，受害者家屬在痛苦中度日，但殺人嫌犯的家屬理所應當地轉入了朝陽醫院，怎么，這是在鼓勵按鬧分配？

息事寧人，并不能讓加害者停止惡意的行為，也不會讓他們從此感恩戴德，傷害的，永遠是從醫人員和受害者家屬罷了。

四、醫患矛盾始于人性矛盾

10·22甘肅馮醫生遇害之后，醫患關系話題甚囂塵上，直至今日，醫患矛盾仍然在被討論。

“錢”確實是造成醫患醫患關系緊張的原因，即便是不接收重癥患者的小診所，也有矛盾：出了看病錢的人嫌病好得太慢。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要醫院有需要創收的企業單位性質，醫患關系的緊張感就不可能消除，只會持續加重。

人人都有看病的需求，但并不是所有人的錢都管夠，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本來就不管夠的資源。

這種矛盾并不是醫生、患者或者哪一個單方面造成的，但如果真的要去歸結根源矛盾，倒不如說是“人性矛盾”。

外賣員和消費者之間有矛盾嗎，因為一方對生命的藐視，另一方對他人的冷漠、不包容、不理解，二者相沖，最后釀成了無法扭轉的悲劇。

看到有人總結，醫生錢少活多責任重大，付出與回報嚴重失衡，他們沒有時間精力去照顧患者的心情，所以經常有人叫苦不迭，稱醫療人員態度差，素質底下；而病患錢少命苦怨氣重，走在生命紅線上的病患和病患家屬，很容易受極端情緒的影響，做出沖動之舉。

《人間世》的編導秦博曾在上海瑞金醫院蹲守，他做過粗略的統計，16年7月4號~10號，光是內分泌科4間診室就問診了3600多人。

因為每天要接待的病患實在太多，所以醫生必須把速度提起來，但病患希望花最少錢來讓最好的醫生給自己治療，獲得最好的醫療服務，他們并沒想過，世上沒有這等好事。

醫患矛盾的發生有多簡單？還記得大明星韓雪么，她角膜炎發作去醫院看病，因為醫生對她態度不太好，便發微博把醫生的職稱信息公布到網上，看，就是這么簡單。

大家都不容易，但總是有人無限放大自己的不容易，悲劇，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的。

醫患之間“心的距離”，也是這樣被拉開的。

五、最后來說說大眾最關心的追責問題。

“行兇者必死”是每一次惡性刑事案件后，大眾百姓的期盼和心聲。只有讓害人者與被害者各得其所，事件才能真正稱之為塵埃落定。

目前殺人嫌犯孫文斌已經被控制歸案，對于暴力犯罪行為，必須零容忍，相信最終法律會給大眾一個交代。

12月28號，人大立法嚴禁傷害醫務工作者，《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表決通過，“醫鬧”行為入刑，從明年6月號開始正式施行。這讓醫務工作者、民眾也看到了希望與曙光。

但對于醫院的追責，以及醫務人員的安全問題，似乎道阻且長。

2013年10月25號，溫嶺襲醫事件，三名值班醫生被一名患者捅傷，其中一名搶救無效死亡；......10月22號，患者殺醫；再到今天的患者家屬殺醫......這其中還有多少傷醫、殺醫事件，我們無從統計。

醫療工作人員，需要有最基本的職業安全感，這種安全感來源于他們自己的業務能力，來源于病患與家屬哪怕一點點的理解，也來源于相對安全的就業環境。

今年10月馮醫生被殺害的時候，就有人提出在醫院設置安檢與金屬探測器，當時很多人覺得這個想法比較幼稚可笑，但現在看來，醫院作為事故多發地，尤其是大醫院人員屬性、環境都很復雜，設置簡單的安檢程序真的很有必要，至少，是否能杜絕管制刀具等傷人武器攜入？

再比如，醫院安全問題，是否能和有決策能力的領導者的績效考核掛鉤，足夠引起管理層們的重視？

不要在事發之后強調“大愛無疆”了，做出切實有效的舉措，讓其他醫療人員在后續的工作中更有安全感才是正事兒，不是么？

最后用某位作者的話來收尾：

“社會中的每個行業與個人都不是孤立的個體。

當一個行業存在明顯的危險與不公時，每一個行業和個人都有潛在危機。”

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作為和受害者素不相識的普通人，也會感到悲痛，感到不公。因為誰能保證，這樣的事情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呢？

作者：劉瓊/湖北尊而光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