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五四遺事》是張愛玲1950年代中期在美國的創作，這個短小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一則文化寓言，一方面是關于新文化傳統的，另一方面則涉及張本人的個人史。張愛玲本人一直不認同新文學傳統，對大敘事和新文藝腔尤其反感。作為上海十里洋場的“產兒”，她所真正關心的是作為日常生活的飲食男女。這篇作品帶有對“五四”的反諷，一個自由戀愛的傳奇，最終演變成“三美團圓”的話本。不過其恰好接續了魯迅《娜拉走后怎樣》的題旨，作為喜劇的《五四遺事》正可與作為悲劇的《傷逝》構成對話。　　

《五四遺事》寫作發表前后，張愛玲進入新的婚姻，其與胡蘭成的關系也徹底結束。而也從此時開始，她與胡之間的“遺事”卻不斷被投射到新的寫作中。張愛玲對男女問題持有非常現代的態度，認為只是兩情相悅而不必以婚姻相承諾，這與胡蘭成舊派的才子佳人之思奇妙地“錯位契合”。及至二人結婚后，胡流徙生涯中幻想著“三美團圓”，才顯露出他們之間真實的區別?！段逅倪z事》可以看做這一系列遭際的“鏡像”，在此之后的張愛玲寫作中，這些“遺事”多次被調動，纏繞其終身。

本文原載于《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4期，作者王風，感謝作者授權文藝批評轉載！

王風

張愛玲《五四遺事》中的“五四”話題與40年代“遺事”

張愛玲《五四遺事》中的“五四”話題與40年代“遺事”

《五四遺事》在張愛玲的作品中不是太引人注目，被人提及的不多，她自己談論的也少。這個短篇的英文本發表在1956年9月20日紐約THE REPORTER雙周刊，3又1/3頁碼，題名Stale Mates，后來收入《續集》時，在《自序》中附注“《老搭子》”。中文本刊在1957年1月20日夏濟安主編的臺北《文學雜志》第1卷第5期，8000字，題名則是《五四遺事》。

《續集》

作者: 張愛玲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年: 1997-3-1

頁數: 213

自作自譯是當時張愛玲的常態，1952年離開大陸到香港，在港三年，她是受美國新聞署資助進行寫作的，《秧歌》和《赤地之戀》都是先有英文本再有中文本。1955年底赴美后，她首要的目標是在英美文學界能夠生存，Pink Tears(《粉淚》)選擇以往創作中最富戲劇張力的《金鎖記》為基礎進行擴張，大概是有她的考慮，不過失敗了，十年后則自譯為《怨女》。相對而言，Stale Mates篇幅短小，想必她并未期待能靠這個引起注意，更像是插空之作。

張愛玲后來將中英文本都收入《續集》，其自序中解釋：“故事是同一個，表現的手法略有出入，因為要遷就讀者的口味，絕不能說是翻譯。”關于是否“說是翻譯”，因為兩個文本她都是作者，自有其自由，因而可以尊重她的說法。不過故事的主體并無大的出入，男主人公羅(Lo)和女主人公范(Fan)戀愛了，羅有包辦婚姻的妻室，為了愛情，他與禮法長年抗爭，終于離婚成功。這是熟濫的新文藝故事套子，不過在這不無故意模擬“腔調”的敘述中，張愛玲埋入另一條深具自己特點的脈絡。在長期的堅持中，范抵不過對容顏消失于時間的擔心，而去相親。作為報復，羅在離婚成功后另娶。接著二人舊情難斷，羅又經歷第二場離婚，終于達到最初的目標而與范結合。故事并未由此結束，婚姻很快成為愛情的墳墓，陰差陽錯之下，羅的前兩任妻子也被陸續接回家里，成了一夫三妻的舊話本俗套喜劇結局。

《五四遺事》的故事應該很早以前就存于張愛玲腦中，《談吃與畫餅充饑》提到：“離開大陸前，因為想寫的一篇小說里有西湖，我還是小時候去過，需要再去看看，就加入了中國旅行社辦的觀光團，由旅行社代辦路條，免得自己去申請?！边@十有八成就是后來寫成的《五四遺事》。張愛玲小說題材大都有本事，有些來自家族或身邊人，比如《傾城之戀》男女主角是香港淪陷時期她見過的(《回顧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三個主人公她與其中兩人相熟(水晶：《蟬——夜訪張愛玲》，《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大地出版社，1973年9月版)，這都是她自己說的。而他弟弟也曾詳解《金鎖記》與《花凋》都是本于家族里的故事，而因為太過“真實”還引起原型的憤怒(張子靜 季季：《我的姊姊張愛玲》，第9章，文匯出版社2003年9月版)。最近宋以朗披露并得到證實的，是張愛玲反復說“實在太壞”的《殷寶滟送花樓會》，本事居然是她同學告訴她的與傅雷的不倫戀(宋以朗口述、陳曉勤采寫：《傅雷評張愛玲小說前后》，《南方都市報》，2013年2月5日)。其實這篇小說實在說不上寫得壞，從寫作發表時間來看，很讓人懷疑是對半年前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的“報復”(盡管宋淇在《私語張愛玲》中說，當年張不知道迅雨就是傅雷，但竊以為未可盡信)。有了《自己的文章》不過癮，這送上門的故事就沒有放過的理由了。

另一類題材應該來自于“小報”，1945年8月《雜志》第15卷第5期上有個《納涼會記》的訪談錄，張愛玲談到“一直從小就是小報的忠實讀者，它有非常濃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們這里的都市文明”，相對而言，“大報”“與實生活離得很遠了”。這個傾向她保持了一輩子，水晶《蟬——夜訪張愛玲》有個生動的細節：“她引用業已逝世的丈夫Rehyer的話說，Ferd常說我?？础痶rash！說完又笑了起來，像是非常的應該。”事實上，這些“垃圾”提供給她廣闊的創作背景，其中一些也成為素材。

《秧歌》《赤地之戀》《怨女》，張愛玲著

《五四遺事》這個故事現在還不知道是怎樣一個來源，也許等她與宋淇、鄺文美的通信全部公布后會有線索。這當然是個發生在中國的故事，歐美背景的讀者畢竟隔著巨大的文化差異，也使得英文本的行文中出現一些必要的注釋。比如張(Chang)太太質問：“Which of the Seven Out Rules have I violated?”對于這個“七出”，英文本就得解釋：“Ancient scholars had named the seven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 wife might justifiably be evicted from her husband's house.”再如“填房”，確實有必要補充，“t'ien-fang—room filler,a wife to fill up a widower's empty room”。即便“艷?！边@樣在中國人人皆解的詞，也需要“Yeng fu，glamorous blessings”的說明。

這些還是技術性的問題。由于張愛玲同時是Stale Mates和《五四遺事》的作者，她擁有修改文本的無限權力，這簡直是讓翻譯家羨慕甚至嫉妒的自由。講到吃菱角，英文本形容為“the size and shape of a Cupid's-bow mouth”，漢文本就很自如地寫為“一只只如同深紫紅色的嘴唇包著白牙”。而更可觀的是，漢文本添加了很多起承轉合細節，所謂“遷就讀者的口味”，則是她文風的自然流露。亦即彌縫故事，或者她喜歡的“婆婆媽媽，長篇大論”(1968年7月1日張愛玲致夏志清)，英文本中所沒有的最長的一處如下：

……他母親病了，風急火急把他叫了回去。他一看病勢并不像說的那樣嚴重，心里早已明白了，只表示欣慰。他母親乘機勸了他許多話，他卻淡淡的不接口。也不理睬在旁邊送湯送藥的妻子。夜里睡在書房里，他妻子忽然推門進來，插金戴銀，穿著吃喜酒的衣服，仿照寶蟾送酒給他送了點心來。

兩人說不了兩句話便吵了起來。他妻子說：“不是你媽媽硬逼著我來，我真不來了——又是罵，又是對我哭?！?

她賭氣走了。羅也賭氣第二天一早就回杭州，一去又是兩年。

他母親想念兒子，漸漸的不免有些后悔。這一年她是整生日，羅被舅父勸著，勉強回來拜壽。這一次見面，他母親并沒有設法替兒子媳婦撮合，反而有意將媳婦支開了，免得兒子覺得窘。媳婦雖然抱怨婆婆上次迫她到書房去，白受一場羞辱?，F在她隔離他們，她心里卻又怨懟，而且疑心婆婆已經改變初衷，倒到那一面去了。

母親裝病叫兒子回來，為了讓其接受兒媳，兒子夜宿書房。住在書房就意味著不同床，對于漢文讀者不言自明。妻子進來，卻吵了出去。這類新文藝作品常有的情節，張愛玲特別喜歡在小說中模擬。當然接下來婆婆兒媳微妙的心理變化是她的特色，不過這些“婆婆媽媽”確實容易讓英語世界的讀者一頭霧水，所以干脆省掉。從敘事風格來說，這樣的段落與其他相似的添加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讓情節交代盡可能完整，與英文本的不避跳躍有很大的區別。再如：“密斯周原是郭君的遠房表妹，到杭州進學校，家里托郭君照顧她，郭請她吃飯、游湖，她把同學密斯范也帶了來，有兩次郭也邀了羅一同去，大家因此認識了。自此幾乎天天見面。混得熟悉了，兩位密斯也常常聯袂到宿舍來找他們?！边@種無微不至的交代，是張愛玲小說特有的“細密”，也是她看重的中國小說的傳統。在英文本中，基本都省略了。

杭州西湖是她特意選擇的故事發生地，不過對照二本，漢文本中“杭州”出現凡七處，“西湖”二處，英文本中“Hangchow”三處，“West Lake”二處。表面上，“西湖”出現的次數都不多，但對于中國讀者來說，處于“杭州”的“西湖”具有著特殊的意味。因為有“杭州”，漢文本中不斷出現的“湖”或“湖上”都會給人以具象的聯想。英文本中，固然諸如“西泠印社”就直接消失，而“Hangchow”和“West Lake”，其實也并不是必要的，只是作為沒有特殊指涉意義的地名存在。也許，因為這個故事在張愛玲心目中早被牢固地與杭州西湖聯結，才會在英文本中偶然地出現。

一個富有張愛玲風味的例子，就來自對“西湖”的描寫：

……西湖在過去一千年來，一直是名士美人流連之所，重重疊疊的回憶太多了。游湖的女人即使穿的是最新式的服裝，映在那湖光山色上，也有一種時空不協調的突兀之感，仿佛是屬于另一個時代的。

湖水看上去厚沉沉的，略有點污濁，卻仿佛有一種氤氳不散的脂粉香，是前朝名妓的洗臉水。

尤其“前朝名妓的洗臉水”這樣的比喻，確實是張愛玲出色的才華，使人想起金陵的“秦淮河水盡胭脂”。在她更早的作品中，此類語句可謂層出不窮。英文本沒有前一段，因為“過去一千年來”的西湖對英文讀者來說，不可能有“重重疊疊的回憶”。而后一段的比喻大概是舍不得，留了下來：

The pale green water looked thick and just a little scummy,and yet had a suggestion of lingering fragrance like a basin of water in which a famous courtesan had washed her painted face.

“前朝名妓”在這里成為單數的“a famous courtesan”，那得是多大的臉。而且漢文本中的“洗臉水”，正如“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的楊貴妃的洗澡水，或者母夜叉孫二娘“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腳水”之洗腳水，在漢語語境中并不引起過于具體的聯想，只是個“意境”。而就英文而言，盡管courtesan比較高級，而且famous，遠非普通“妓女”可以相比，但這洗過painted face的一盆子或一池子水，能給讀者什么樣的感受，就很難說了。因而這個句子中的“and yet had a suggestion of lingering fragrance”非常必要，用香味來引導對洗臉水的想象。反觀漢文本，固然也有“卻仿佛有一種氤氳不散的脂粉香”，但“前朝名妓的洗臉水”本已完足，“脂粉香”屬于依附的修辭。

盡管中英文俱佳的張愛玲，很注意此類微妙的區別并隨處調整，但有時還是會不小心露出馬腳。小說開頭寫小船上兩男兩女正吃菱角：

“密斯周今天好時髦！”男子中的一個說。稱未嫁的女子為“密斯”也是時髦。

密斯周從她新配的眼鏡后面狠狠的白了他一眼，扔了一只菱角殼打他……

對中文本的讀者而言，這是個熟濫的情節，男子的語調用不著指明，密斯周的反應也用不著解釋。英文本毫無區別：

“Miss Chou is very stylish today,” one of the men said.It was also stylish to address girls as “Miss.”

Miss Chou glared at him through her new spectacles and threw a ling shell at him……

問題在于，自打中文有了“時髦”這個詞，在大部分情況下，言語的使用中一直有調侃的意味。而英文的“stylish”，從來只是個褒義詞，應該得到微笑與“Thank you”的回報，怎么會招致“glared at him”和“threw a ling shell at him”的報應？

夏志清與《中國現代小說史》

可見，雖然兩個文本的發表相隔四個月，英文本在前。但具體到這篇小說，從文本呈現的狀態而言，無論如何，在她心中，顯然先有漢語講成的故事，英文的寫作是受此控制的。情節發生在1924年到1936年，兩個文本都有交代。但漢文本的標題是《五四遺事》，讀者很容易明白這是“后五四”的場景。而向英語小說讀者解釋何謂“五四”，顯然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副標題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愛情降臨中國時的小故事，顯然試圖給出背景，不過如此抽象的說明其效果如何也是值得懷疑的。正標題Stale Mates，可以直譯為“陳舊的伴侶”，當然就Stale 一詞而言，似乎還需要找更富多義性的對譯詞。張愛玲自己給出“老搭子”的標注，倒不如說她是先有“老搭子”，再譯成Stale Mates。“老搭子”是上海話，常湊在一起做什么的意思，比如“飯搭子”、“白相搭子”，用于麻將桌上，就是所謂“麻將搭子”。顯然扣的是小說結尾一夫三妻正好湊一桌mah-jongg，而Lo將兩位已經離婚的太太接了回來，可不就是“老搭子”。

相對英文本，漢文本中注入了一些只有中國讀者才能感到有意味的細節，比如談到男主角羅和他的配角郭，有英文本所沒有的如下介紹：

兩人志同道合，又都對新詩感到興趣，曾經合印過一本詩集，因此常常用半開玩笑的口吻自稱“湖上詩人”，以威治威斯與柯列利治自況。

盡管威治威斯與柯列利治確實被稱為The Lake Poets，而張愛玲肯定也沒打算影射1922年在杭州西湖成立的湖畔詩社，以及同年出版的《湖畔》。但這個發生在1924年的故事，其所指涉的這個細節，確實染上了漢語讀者所能聯想到的“五四”氣氛。同樣，涉及到女主角密斯范的出場描寫，英文本和中文本分別如下：

……while Miss Fan's was the beauty of a still life.She sat smiling a little,her face a slim pointed oval,her long hair done in two round glossy black side knobs.She wore little make-up and no ornaments except a gold fountain pen tucked in her light mauve tunic.Her trumpet sleeves ended flaring just under the elbow.

密斯范則是靜物的美。她含著微笑坐在那里，從來很少開口。窄窄的微尖的鵝蛋臉，前溜海齊眉毛，挽著兩只圓髻，一邊一個。薄施脂粉，一條黑華絲葛裙子系得高高的，細腰喇叭袖黑水鉆狗牙邊雪青綢夾襖，脖子上圍著一條白絲巾。周身毫無插戴，只腕上一只金表，襟上一只金自來水筆。

可注意的是，漢文本中的“前溜海齊眉毛”，是英文本所沒有的。另外穿著方面，英文本的“Her trumpet sleeves ended flaring just under the elbow”，其所對應的漢文本的描寫是：“一條黑華絲葛裙子系得高高的，細腰喇叭袖黑水鉆狗牙邊雪青綢夾襖，脖子上圍著一條白絲巾?！边@里所涉及的前溜海、裙子、夾襖、絲巾，無論樣式、顏色、質地，都是“五四”新女性最富特征的配套裝扮——嚴格地說，最為符合對“五四”“女校高材生”形象的想象。

這些細節的差異，使兩個文本有了本質的不同。英文本給予讀者的，很可能只是一個奇異甚至荒唐的東方故事。而漢文本所謂“五四遺事”，有“五四”這樣的背景，整篇小說撐出了很大的張力，社會批評與文化反思的意義俱在。

對于“五四”，對于“新文藝”，張愛玲一直以來的語氣間，并沒有多大的認同感。初出道時的《自己的文章》，就頗為盛氣地對“時代的紀念碑”式的創作祈望嗤之以鼻，聲稱自己“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新文藝腔”在她那兒屢屢被提及，一直是個絕對可笑的負面詞匯，“根本中國新文藝我喜歡的少得幾乎沒有”(1974年6月30日張愛玲致夏志清)。而晚年《談看書》，中間一段敘及二十年代以來的“社會小說”，如數家珍，可以想見其閱讀之多，實際也可想見對其影響之大。張愛玲所敘述的這一傳統，或者說她所汲取的營養，正是新文學興起后與之并行的舊小說一路的主流。這就不難理解她為什么最初會投稿于《紫羅蘭》，又為什么對傅雷給予她的期待生出那么大的反抗。

周瘦鵑與《紫羅蘭》雜志

不過，對于胡適、周氏兄弟這些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張愛玲雖不感到親近，倒也一直沒有什么苛評。1952年到香港后，她的目標就是去美國，然后在那兒生活下去。1954年，她寄《秧歌》給在美的胡適，猜想私下的原因倒不在于期待得到如何的評價，而是以胡的人脈，結交后說不定可備不時之需。大約出乎她意料的是胡適極為認真的閱讀，翌年赴美后和胡適幾度交往，胡的寬厚給張很大的安慰和感動，以至于“如對神明”。胡適去世后，在回憶文章《憶胡適之》中，張愛玲專門談到“五四”：

我屢次發現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因為五四運動是對內的，對外只限于輸入。我覺得不但我們這一代與上一代，就連大陸的下一代，盡管反胡適的時候許多青年已經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學家榮(Jung)所謂民族回憶這樣東西，像五四這樣的經驗是忘不了的，無論湮沒多久也還是在思想背景里。榮與佛洛依德齊名，不免聯想到佛洛依德研究出來的，摩西是被以色列人殺死的。事后他們自己諱言，年代久了又倒過來仍舊信奉他。

這樣的議論在張愛玲那兒是極為罕見的，將胡適喻為先知摩西，其背景是當時大陸的胡適大批判，因而對“五四”有這樣的議論。1955年11月張到美國，至翌年2月在紐約停留，同胡適有過幾次見面。隨后約半年就有了《五四遺事》的英文版，不到一年又有了漢文版。嚴格地說，在這部小說中，張愛玲對“五四”所帶來的自由戀愛，也就是Love Came to China并不否定，只是帶著嘲諷的語氣描寫當年的做派。小說重心在于Love這個東西進入中國環境后的變異，被拖回了傳統。誠所謂播下龍種，收獲跳蚤。這有點類似她對新文藝的看法，70年代初接受水晶訪問(《蟬——夜訪張愛玲》)，在被問及魯迅時她有這樣的議論：

胡適

談到魯迅，她覺得他很能暴露中國人性格中的陰暗面和劣根性。這一種傳統等到魯迅一死，突告中斷，很是可惜。因為后來的中國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幟下，走的都是“文過飾非”的路子，只說好的，不說壞的，實在可惜。

由于張愛玲一貫心高氣傲的自我表述，她與“五四”相關聯的一面通常不被重視。這一段也是偶然被問及才帶出來的，如果懷疑采訪者記錄的忠實程度，或者張是否只是應付性地隨俗表達？那么她在英文創作屢屢碰壁后的反應，似乎能說明些問題。離開大陸以后，張愛玲明顯是計劃以英文寫作立足，并以韓素英(即韓素音)為對照，認為自己遠比韓高明，不會寫韓那一路的東西。但與韓的成功相反，張幾乎連出版社接受她的作品都困難，最后終于憤激地說：“我一向有個感覺，對東方特別喜歡的人，他們所喜歡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1974年11月21日張愛玲致夏志清)自然，西方想看到的東方，或者他方，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想象或補足自己的缺失。

所謂“拆穿”，毋寧說是魯迅的氣質。事實上，剛出道的張愛玲，尤其她的《金鎖記》，在評論界是立即與魯迅聯系到了一起。1944年5月，《萬象》第3卷第11期刊載迅雨《論張愛玲的小說》，其中提到“頗有《狂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同時的1944年5、6月《雜志》第13卷第2、3期，胡蘭成《評張愛玲》則干脆說，“魯迅之后有她。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這是最早的兩篇重要評論。傅雷所謂“《狂人日記》”，大概是一時手滑，本要說的是《吶喊》《彷徨》之類，因為《狂人日記》中很難說“某些故事”。雖然傅雷因他的文章與張愛玲起風波，但胡蘭成發表文章時與張已是出雙入對?？磥硭遣⒉环磳@樣的聯系的。確實，就所塑造的人物的力量而言，曹七巧并不弱于祥林嫂，而由《金鎖記》聯想到《狂人日記》也并非沒有道理。《狂人日記》和《金鎖記》的開頭：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見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見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發昏；然而須十分小心。不然，那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 《狂人日記》)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個有月亮的晚上……我們也許沒趕上看見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輕的人想著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云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老年人回憶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歡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圓、白；……( 《金鎖記》)

都是月亮，都是隔著三十年。二人氣質殊異，而材質差似。因而不可因張愛玲反復強調她與舊小說傳統的淵源，不斷諷刺新文藝的腔調，就忽視她與“五四”的關聯。類如《五四遺事》，恰恰是最“五四”的。

《新青年》雜志

易卜生

有關男女問題，“五四”時期《新青年》上多有討論，比如周氏兄弟涉及的“貞操”、“節烈”等。胡適組織翻譯易卜生(《新青年》“易卜生專號”，1918年6月第4卷第6號)，其中尤其《娜拉》，引起巨大社會反應，娜拉也成為女性獨立最重要的文化符號。這個劇本前兩幕譯者是羅家倫，而最后一幕則是胡適親自操刀，全劇的結局：

郝你不信，我卻要信。你告訴我，我們應該變到怎樣？

娜須要變到那步田地，要使我們同居的生活，可以算得真正夫妻——再會了。(他從外廳上走出去了。)

郝(倒在門邊一張椅子上，坐下，雙手蒙著臉。)娜拉，娜拉！(抬頭四望，站起來。)沒有人了，他去了！(忽起作希望之心。)“奇事中的奇事？”

(外面大門關閉的聲音)

隨著這“大門關閉的聲音”，中國的“娜拉”也開始“走出去了”，有從丈夫那兒走出去，但更多的是從父親那兒走出去，這就是所謂的“新女性”。不過，四年半后，1923年12月26日，素來思考冷峻的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對著那里的女學生發表了一個演講，題曰《娜拉走后怎樣》。娜拉走了，“只聽得關門聲，接著就是閉幕”。易卜生和胡適以為問題解決了，魯迅卻認為，問題才剛開始：“娜拉或者實在也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為什么，卑之無甚高論，“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

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吧，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

過了近兩年，1925年10月，正是新文學戀愛小說開始大為興盛的時候，魯迅寫作了《傷逝》。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其理由大概是小說完成前不到十天，周作人剛翻譯了一首詩，題名就是《傷逝》(丙?。骸秱拧?，《京報副刊》，1925年10月12日)。就他們弟兄間的知根知底，周的說法是可以相信的，不過這也只有當兄弟的才能讀得出來。

《知堂回想錄》

作者: 周作人

出版社: 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

原作名: 知堂回想錄

出版年: 1971

頁數: 727

所以還是回到普通讀者的閱讀立場，小說《傷逝》講述了一個自由戀愛的悲劇故事，其模式還是魯迅特有的“走后怎樣”。子君和涓生沖破家庭阻撓走到一起，這一當時其他同題材小說結尾的情節，在魯迅只是敘述的開始。男女主人公的自由戀愛勝利了，然而接著是無窮無盡瑣碎生活的磨耗。更重要的是經濟的問題，也就是沒錢了，涓生失業。而子君從頭到尾就沒有“經濟”，于是終于連愛情也消耗凈盡。正如《娜拉走后怎樣》里說的，“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子君回到了父親的家里，死了。

就魯迅所認為的真正的女性解放，即出走的娜拉，并且擁有自主的經濟權，張愛玲幾乎可稱得上理想模型。1938年初，18歲時她逃出父親的家，依母親和姑姑生活。其后最晚到1943年，在文壇陡然大紅，經濟完全獨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坝脛e人的錢，即使是父母的遺產，也不如用自己賺來的錢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蘇青、張愛玲對談記》，《雜志》，1945年3月第14卷第6期)魯迅告誡姑娘們“萬不可做將來的夢”，張愛玲天生就是個現世主義者?！昂牵雒迷缪剑淼锰淼脑?，快樂也不那么痛快?！?《傳奇再版的話》)出名了，有錢了，感情的選擇方面，也就有了自主的支配權，即使親人也很難插手。同年張愛玲結識胡蘭成，開始自由戀愛，一切似乎都很圓滿。

從這個意義上說，張愛玲可以算是真正的“五四”產兒，不過最后收獲的卻還是悲劇。兩人之間不能長久，其實并不在于世道的變遷，而在于能夠相容本就是一場誤會，在張愛玲那兒更是錯覺。胡蘭成是舊式才子，所謂“才子”，在中國有著很長的傳統，并且發展出一種文化。簡單說，就是在男女關系上，以“才”換取一定程度的道德赦免，因此“薄幸”也可以獲得審美。本來，這與以“力”、以“錢”獲得性優勢并無太大區別。但對受者而言，“才”是內在的，是所謂智力魅惑，因而是吸引而非強迫。而對施者而言，正因為本不是強迫，那就無須自責，更談不上受譴責。

胡蘭成的自述，也可以輕易看到這種關系。面對目無余子的張愛玲，他幾乎是輕而易舉地進入，除了技巧的熟練，更在于心態的良好，毫無追求者的患得患失，因為本就談不上是個追求者。接著將二人的相處營造得毫無煙火氣，與世俗生活完全隔離。恰恰張愛玲自視極高，小說以平庸為傳奇，自己要的卻是真正的傳奇。加以從小處處反抗，本就對世俗觀念不以為然，只要“兩情相悅”，甚至胡本有妻室她也無所謂。結果這一極為前衛的現代觀念，與胡古老的才子佳人之思，奇妙地“錯位耦合”在了一起。

這種鏡花水月自然不能接觸空氣，張在胡大難將臨之時與其締結婚約，是準備義無反顧的。而且此時胡與原配已經離婚，并無事實的障礙。不過在胡那兒，這還是才子佳人故事的一個情節而已。也就半年，在武漢與“小周”(訓德)又結了一次，再不到一年，在溫州與“范先生”(秀美)事實夫妻。同時對于張愛玲，他的意愿是也要保存在那兒，這種局面對他根本就不成問題。在張要他抉擇時，他理直氣壯地拒絕，因為他的道德決定了，他對誰都不能“負心”，那不公平。

終于，張愛玲與胡蘭成決裂，像極了胡適譯本中娜拉所說的話：“須要變到那步田地，要使我們同居的生活，可以算得真正夫妻——再會了。”之后胡東躲西藏數年，1950年離開大陸，在香港半年后往日本。此時“小周”結婚了，“秀美”無法再見了。不過在東京他又有了“一枝”，接著是佘愛珍。期間找一切機會聯系張愛玲，函件中語氣不無撩撥，直到張最后警告才作罷。二人最后的分手對張愛玲是致命的打擊，按她的說法，是“萎謝”了，不可能再有愛。而對胡蘭成而言，這不過是他生活中——不是“生命”中——的一段際遇，而且是與“民國女子”，其得意是遠超乎惋惜的，因而有了《今生今世》那樣，愿話于天下人共知的腔調。

《今生今世》

作者: 胡蘭成

出版社: 三三書坊

出版年: 1990

頁數: 663

張愛玲1955年底到美國，翌年3月結識賴雅(Rehyer)，8月14日就結了婚，與過去的生活一撅兩段。而9月20日Stale Mates就刊出了，像是結婚的紀念品，隨后就是漢文本的《五四遺事》。Stale Mates的副標題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無論如何是個必要的存在，用以解釋小說的意旨。到漢文本就無需了，不過漢文本又另起了一個奇怪的副標題：《羅文濤三美團圓》。

首先“羅文濤”就莫名其妙，張愛玲固然喜歡給自己筆下的人物起俗氣的名字，但在本文中所有人物都只出現姓氏。男主角羅(Lo)和配角郭(Wen)，女主角范(Fan)和配角周(Chou)。其中英文本中的Wen，不知原想的是聞還是溫，改為郭，大約只是為音節上更為協調。其他兩位羅的前夫人，一位是王(Wong)，而原配張(Chang)，在漢文本中真是過于慘淡，是由于“娘家人卻氣得揎拳擄臂，說：‘他們羅家太欺負人。當我們張家人都死光了？’”讀者才知道姓張。總之，都是姓氏，沒有一位出現過名字。這樣處理的原因，應該是由于本篇先有英文本，對英文讀者來說，“我們‘三字經’式的名字他們連看幾個立刻頭暈眼花起來，不比我們自己看著，文字本身在視覺上有色彩”(《憶胡適之》)。這種做法到漢文本也就延續了過來。

既然如此，何必在副標題中冒出個“羅文濤”？實在是難以素解，大約只有她自己清楚了。小說中對羅的描寫，“身材較瘦長的一個姓羅，長長的臉，一件淺色熟羅長衫在他身上掛下來，自有一種飄然的姿勢。”這似乎有點像誰？

當然，并不是說這篇小說是在影射什么。故事應該另有來源，“三美團圓”的原型，是發生在別一個時間別一個空間的別一些人，甚至“關起門來就是一桌麻將”也可能是她聽來的原話。只是當年胡蘭成所希望的才子佳人的結局也正是“三美團圓”，張愛玲寫作時潛意識中很難不泛起這些吧。其時她很大程度是為了美國綠卡而再度結婚，正采取措施徹底終結胡蘭成的糾纏，“團圓”終究成為了她巨大詞庫中最具有反諷性的一個詞匯。

十一年后賴雅去世，張愛玲完全與世隔絕，晚年為了躲避fleas(跳蚤)，拼命搬家。她自己所承認的處女作《天才夢》，結尾的名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四十年后，她才意識到是“虱子”的誤寫(《對現代中文的一點小意見》)。不過無論如何，這種原是精神的“小咬嚙”最終施加于實實在在的肉體，確實讓人同情。對于世人，張愛玲也像躲避“蚤子”一樣逃難。因而，在美國生活了四十年的張愛玲，除了《同學少年都不賤》，沒有一篇小說的題材晚于她赴美之前，她所有的生活記憶都封閉在了那個時候。

別人的故事總會寫完，終于，她開始寫自己的故事，題目是《小團圓》——是的，還是“團圓”。

有朋友轉來一條微博，6月28日15∶28祝淳翔(zcx1997)先生所發，如下：

《中天[堂]閑話》改《閑話》的今年第3期，頭一篇寫張愛玲的文章，似乎還把迅雨文中的獵人日記誤以為是狂人日記，還大發議論。無感啊……

這真是無以自辯的錯誤，而且厚誣傅雷。本文是課稿的改寫，所以并不依普通論文體例，只做了一些文間注。Stale Mates和《五四遺事》，曾遠求紐約和臺北的朋友查找原版本。但因為趕著提供給所參加的學術會議，其他的資料征引有數條來不及核對原刊。迅雨文章中這句話，似乎二十多年前就已誤讀，要命的是印象還特別深，而且眾多研究論文都如此誤引，弄得自己從未覺得有問題。《閑話》約稿，說是小圈子的非正式出版物，心想就這么著先給朋友看看也好。如今既經指出，雖刪削相關內容無傷于論述，但還是保存原樣為好，以為異日之鑒戒。

本文他處較前稿改寫了些許字句，并添加一條語例。因又想起會議宣讀時，聽者的興趣大多集中于羅文濤究竟是否影射胡蘭成。當時頗有些意外，以為自己所做的無論如何不是索隱，怎么就糾纏到這上頭了？

原來寫作時，末了時間不夠，倉促結尾，“羅文濤三美團圓”未曾詳論。今引陳子善先生之先見如下：

后來，張愛玲創作短篇小說《五四遺事》，副題也正是“羅美[文]濤三美團圓”。到了《小團圓》里，張愛玲寫到九莉懷疑邵之雍亡命時與小康、巧玉的曖昧關系，卻設問：“等有一天他能出頭露面了，等他回來三美團圓？”緊接著又對邵之雍仍不斷寫下“百般譬解”的長信給九莉作出了“按照三美團圓的公式，這是必需的”之解釋。邵之雍做著“三美團圓”的美夢，而九莉終于受不了：“唯一的感覺是一條路走到了盡頭，一件事情結束了?！薄缎F圓》與“大團圓”正相反對，是對“大團圓”的反諷(《看張及其他?〈小團圓〉的前世今生》，中華書局2009年10月版)。

《看張及其他》

作者: 陳子善

出版社: 中華書局

出版年: 2009-09

頁數: 268

洞察甚是可佩。其中之引言見于《小團圓》之“十”，而此前“九”寫的全是鄉下看戲，也有“九莉無法再坐下去，只好站起來往外擠，十分惋惜沒看到私定終身，考中一并迎娶，二美三美團圓”。

胡蘭成“三美團圓”的憧憬，張愛玲自然心知肚明。《五四遺事》中莫名其妙冒出來的“羅文濤三美團圓”副標題，或乃張愛玲心念一動，隨手添造以射覆胡蘭成。當然《五四遺事》遠早于《小團圓》，不能以《小團圓》證明《五四遺事》也是自寫身世。正如“《傳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水晶：《蟬——夜訪張愛玲》)，《五四遺事》的“老搭子”也“有所本”，但那應該是“另有所本”。

已記不得多久以前讀過一篇文章，許寶騤《俞平伯先生〈重圓花燭歌〉跋》(《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4期)，中云：

余晚年稍治“紅學”，抉微發隱，偶有所見，輒撰文刊載于《團結報》，必先向平兄請教，獲益良多。余有說香菱與陳圓圓一文，兄且囑姊為查驗資料，落實二人左眉梢上之一粒紅，不敢說鐵證如山，亦可謂妙證如水，余得書后果如兄所言大喜欲狂。

之所以經年不忘，在于覺得“妙證如水”一語甚是佳妙。至于香菱與陳圓圓究竟如何關系，倒也不曾上過心。如今查找，見載《團結報》1981年9月5日，《抉微發隱 共話紅樓》系列之“五、試猜英蓮——香菱之謎(續)”之“附錄：有趣的補充”：

我的表兄姊丈俞平伯見我前文后，特檢出一本書相贈，并說“弟閱此書，必大喜若狂?！睍稖嫔ＦG》丹徒丁闇公(傅靖)作……

所謂“前文”，即1981年8月8日、22日連載之“五”。大略而言，許寶騤以為香菱乃陳圓圓的影射，結果俞平伯提供材料，落實陳圓圓和香菱一樣，二人皆有“左眉梢上之一粒紅”。不過，此有關陳圓圓的資料后出，故不能“鐵證如山”，只能退一步“妙證如水”了。

紅學我素不敢窺園，但說香菱與陳圓圓有關系，真覺得匪夷所思，是誠不能贊一語也。然小說一道，所謂“原型”，作者心緒微動，總在是與不是之間。定要強求，要么一說就錯，要么一說就俗。斯乃橫擺浮擱，言之即止，方可謂“妙證如水”。

姑也索隱以為胡鬧?！段逅倪z事》開始出場的兩位女性，一是“范”，一是“周”，此二姓當于張愛玲至為敏感。胡蘭成要成其“三美團圓”的，恰是一姓周(訓德)，一姓范(秀美)。又文中有：“他們羅家太欺負人。當我們張家人都死光了？”

或問：那又如何？

曰：卻也并不如何。

本文原刊于《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4期

明日推送

趙京華

構筑中日間的東亞同時代史

文藝批評 | 陳子善：張愛玲三題

文藝批評 | 孟悅：中國文學現代性與張愛玲

文藝批評 | 羅志田：把“天下”帶回歷史敘述——換個視角看五四

文藝批評·五四百年特稿 | 瞿駿：“五四運動”在地方是如何展開的

文藝批評 | 吳曉東：S會館時期的魯迅

欲轉載本公號文章，

轉載請注明來源。

本期編輯 | life扣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