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子褒

鄭子褒，民國京劇評論家。別號梅花館主。多年在長城唱片公司任經理，編輯出版了許多京劇唱片，由他主持錄音灌制的有梅蘭芳、楊小樓的《霸王別姬》、楊小樓、郝壽臣的《連環套》等著名唱片。曾擔任過《半月戲劇》的出版人。

“四大名旦”這個專名詞的由來，亦很有幾個年頭了，據我所知，它的初步成功，在民國十七年，正式成立，卻在民國二十一年的春天。

提倡“四大名旦”最起勁的，不用說，當然是擁護留香的中堅分子。因為那時的荀慧生，離開梆子時代的“白牡丹”還不很遠，論玩意，論聲望，都不能和梅尚程相提并論，可是捧留香的人（區區亦是其中一分子），聲勢卻非常健旺，一鼓作氣，非要把留香捧到梅尚程同等地位不可，于是極力設法，大聲疾呼地創出了這個“四大名旦”的口號。

其實那時節，還有“五大名旦”和“六大名旦”等雜牌口號。所謂“五大”，除現在成功了的“四大”以外，一個是賀鄉坨力捧的徐碧云；至于“六大”，梅程荀尚當然跑不了，徐碧云也在其內，另外一位，是王大爺瑤卿的獨子王幼卿。畢竟碧云幼卿色藝較差，資格亦遠不及梅等四人，所以提倡盡管提倡，結果還是名落孫山，到現在，徒然留了個極模糊極微稀的痕跡而已。

梅蘭芳、程硯秋、尚小云之《虹霓關》

我憑什么可以說“四大名旦”的初步成功在民國十七年呢？這不是瞎說，有事實為證：那時候大東書局有《戲劇月報》的刊行，編輯人是劉豁公，我家過宜和我，都掛了一個助理編輯的虛銜，我們三人，雖不是地道的白黨，可是和白黨諸位仁兄很有往還，而且很是知己，他們的事，還不和我們自己的事一樣嗎？

有一天，在宴會上無意中談起“四大名旦”的事兒來，某君一時高興，慫恿豁公出一個“四大名旦”特號玩玩，豁公是起勁玩特號的，當然樂為應允。散席下來，我和豁公同路行走，豁公就叫我多弄些“四大名旦”的照片，以壯陣容。我說這個小差使，自然不容推辭，不過我的主張，和你稍有不同，“四大名旦”的特號當然是要出的，但是現在還是時非其時。最好先來一次“四大名旦”為題的征文，試試各界對于留香的印象如何，等到征文揭曉以后，留香在“四大名旦”的地位已經取得了，將來再出“四大名旦”的特刊，比較名正言順，不但我們可以卸卻標榜的嫌疑，并且于留香面上，似乎來得格外好看些。

少年時期之荀慧生

豁公聽了我的一番貢獻，很是贊同，就一準這么辦。過了不久，征文就揭曉了，蘇少卿的大文錄取第一，留香的大名，居然列在尚小云之上。蘇老師是我道中的先知先覺者，說出話來，沒有人敢反對，經此品評下來，“四大名旦”的口號，就此叫響，“梅程荀尚”的次序，亦于焉局定。這就是我上面所說的“四大名旦”初步的成功。

“四大名旦”的口號是叫出來了，但是捧梅捧程的很不贊成，就是顧曲的人們，亦未見得個個肯買這筆賬，直要等到（民國）二十一年長城唱片《四五花洞》灌成以后，這“四大名旦”四個字的專名詞，方才成立，亦才能得到全體顧曲周郎的公認。有人說，留香這次特殊的收獲，比諸前清趕考的士子入了翰苑還要榮耀得多，這個比喻，倒是很確切的。

以下是“四大名旦”蓄灌《四五花洞》唱片時之趣史及其經過情形：長城唱片公司讓“四大名旦”收灌《四五花洞》，是公司董事會議決案之一，其意義之重大可知。我當時是公司負責代表之一，到了北平以后，第一樁任務，就是向各位大名旦家里串門子，開始接洽這樁任務，并商量各種唱詞之分配。情形好像是很簡單的，到了后來，一步難似一步，一天難似一天，已成之局，幾乎毀于一旦，幸而程御霜大度包涵，不拘小節，經奔走數十天，費盡唇舌，用盡腦汁，挖空心思，叩求禮拜之一張名貴唱片，居然得告成功，御霜之功勞，真不可磨滅焉。

王幼卿、筱翠花、尚小云、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之《五花洞》

當我們在煤市街豐澤園請“四大名旦”吃飯那天，程御霜到最早，荀慧生接踵而來，梅蘭芳因事道謝，尚綺霞到了一到就告辭回去。御霜對于四人合灌唱片一事，原則上很是同意，可是說了一句“這事有些不大好辦吧”的顧慮話。慧生一口允諾，說長城的負責人，不是我的尊長，就是我的好友，叫我怎么辦就怎么辦好了。綺霞臨走，對我咬了一下耳朵，說老兄的事，盡管吩咐好了。我們想，四個人有了三個人答應，還有什么為難之處？況且浣華和我們的交情，比其他幾位要深厚得多，這個小小的要求，諒來不至推托，所以我們走出豐澤園門口的時候，精神上卻是非常興奮，哪知后來竟會發生種種別扭和不可思議的困難呢！

我離開了豐澤園，就乘車到東城無量大人胡同，去訪問這位梅大王。恰巧大王在家，一訪就著，進得門去，寒暄了幾句，就言歸正傳，同時把身邊所帶的李征五、張嘯林、杜月笙三位董事所寫的信遞了過去。浣華看好了信，便慢吞吞地說道：“鄭先生，我們不是共過好幾次事了嗎？這次的事，當然是沒得說的啦，請您放心！并且轉達各位，大家安心好了。”我聽了浣華的話，真是高興極了，坐了幾分鐘，立刻告辭出來。回到旅館，向公司同人說了一遍，大家聽了，亦都很快活，并且還異口同聲地說了一句：“梅蘭芳真痛快！”

第二天起，難題就慢慢地來了。

第二天的下午，慧生來電話，請我去一趟，我奉命惟謹，即刻就去。慧生見了我，笑瞇瞇地問道：《五花洞》的名次，打算怎樣排列？您預備把我擱到第幾？”我說：“此刻正在商量，還沒有決定呢。”慧生說：“不管是誰前誰后，反正總得得罪幾位吧！”我聽了慧生的話，覺得很有道理，可是口里還連說不會不會。慧生見我面露窘狀，就是不言語了，我告辭的時候，他臨別贈言，說了一句：“看您的高見吧！”

有一天，我到浣華那里去商量灌音日期，浣華開頭第一句：就問我怎樣灌法，灌二六還是灌慢板。我說大概是慢板吧！浣華說：不很合適吧，照舞臺上唱，真假金連是重一句的，現在唱片上都唱第一句“不由得怒上眉梢”，豈不都成了上一句了嗎？如果各唱各的，又失去了《四五花洞》的真意。我說：那么二人同唱如何？浣華說：亦很不妥當，一則二人的聲音是混合了，二則照這樣唱，至少須灌兩片，而且太不精彩。我說：我的原意，是各人各唱一句：雖于情理不合，但是總比較成個樣兒。浣華此時正有西賓來訪，我們的談話，就此打住，我便約期后會而別。

左起：梅花館主、沙游天、漢柏、梅蘭芳、尚小云、荀慧生、葉庸方、程硯秋、王少卿、朱作舟

綺霞那里，我亦去過幾次。綺霞人最直爽，說話亦最痛快，我問他對于灌片有什么高見，他說：一無主張，您要怎樣灌，我就怎樣唱好了，反正是玩兒，還有什么別的話可說呢？至于御霜，他因為急于出國，所以常來電話催促，叫我們早日辦妥，以了心愿。他的盛意，是很可感激的，不過我們的苦衷，不能向他直說就是了。

“三個臭皮匠賽如諸葛亮。”過了一個多月，種種難題終究給我們打破了，唱片上名次的排列和詞兒的支配，都有了很圓滿的解決，哪知很難很難的難題，還都在后面呢！

程御霜出國是有了日子了，我們在東西奔走到處央求之下，居然定期在程老板出國之前夜，約會在南池子歐美同樂會舉行收灌“四大名旦”《四五花洞》典禮，這是多么興奮的事！哪知演出不是那么簡單！當天下午，御霜來電話，說是今天晚上七時以后，有三處盛大宴會，灌音工作，務必在七點以前辦理完竣，遲了我就無法應命了。我放下電話，立刻跑到浣華那里去面為囑托，浣華卻十分贊成，原來他當晚亦有好幾處應酬，一處還是自己做東，為高足御霜踐行呢。出了梅宅，又到尚荀二處轉了一轉，回到旅館，我們全體人馬，預在灌音室恭候。

慧生六時半就到，提出一個很普通的要求，他說：我的嗓子，不如別人，唱上句比較合適，所以預備的是第三句。他這個小小要求，我們焉有拒不接受之理？御霜準時而到，沒有別的話，就是催促提早灌音。到了七時半，梅尚二人，都不見來，御霜又時時要走，分頭打電話，又都說不在家，這一急真把我們急壞了。我們越是心急，自鳴鐘的長短針，越是像賽跑似的往前直奔，程老板的怨言，當然亦越來越多。鐘到八時，御霜披上大氅，堅決地要走，他還說：這不能怪我，我是預先聲明七時要走的，現在已經多等一小時了，這一小時的消耗，我倒無所謂，三處宴會的主人和許多的賓客，試問如何受得了呢！我和我們的前經理葉先生哪里肯放，一面向御霜道歉，一面向梅尚二宅催請。到了八時一刻，梅老板是盼到了，可是尚老板還是無處找尋，直到九時，方始姍姍其來，他進門頭一句話是“來遲來遲”，第二句是“我唱第二句”。

梅花館主與尚小云

他這句話一出口，我們一屋子的人都僵住了。原來我們預定的計劃，梅唱第一句，程唱第二句，尚唱第三句，荀唱第四句，因為慧生要唱第三句，所以只好請綺霞委屈一下，改唱第四句了。現在他指定要唱第二句，預定的程序，豈不是全盤要給他推翻了嗎？在這時候，室內的空氣真是緊張極了！各人有各人的主見，毫無商量的余地，御霜的赴宴鐘點刻不容緩，跟“四大名旦”同來的友好，又都是各懷成見，不肯叫主兒讓步，這種緊張局面，我真是有生以來未曾遇著過咧！后來幸而有御霜自動退讓，和綺霞的第四句相互對調，方始定局，倘使御霜堅持己見，不肯轉圜的話，那么這張“四大名旦”合作的《四五花洞》，亦就無法流傳了。

唱句支配定當以后，又發生了一件小小的波折。原來各人有各人帶來的場面，別樣家伙，都可隨便使用，唯有胡琴，是絕對不能將就的。可是灌音的時候，各把胡琴，既不能隨便更換，即使可能，各段和各段又無從接榫，況且調門高矮，又不一致，灌了出來，決無良好成績可言。經“四大名旦”互相交換意見以后，結果準由梅劇團之場面負責擔任。好在五花洞的幾個腔調都是大路活，由徐蘭沅、王少卿二人托腔，當然是錯不了的，后來唱片行世成績果然極好。倘使由各人的胡琴分工合作，各為其主拼命效力，那恐怕要糟到不成樣兒咧！

（《上海生活》1941年第5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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