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訴別人拖欠貨款38.4萬，被告未到庭，本以為勝券在握。沒想到，經過一審審理，法院認為被告不僅沒欠錢，還多付了10萬給原告。

這樣的判決，成都毛女士遭遇到了。1月8日，此案二審在成都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未當庭宣判。

起訴別人拖欠貨款38.4萬，被告未到庭，本以為勝券在握。沒想到，經過一審審理，法院認為被告不僅沒欠錢，還多付了10萬給原告。

這樣的判決，成都毛女士遭遇到了。1月8日，此案二審在成都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未當庭宣判。

“一審會出現如此離奇判決，是因為法官對同一份報賬單，承認一部分，否認一部分，太矛盾。一個證據，不可能是真的又是假的。”毛女士二審代理律師張律師認為，原告證據是一體的，不可能用己方證據否定己方觀點。

這一判決在法律界也引發爭議。有法律界人士認為，一審法官既當法官又當“被告辯護律師”，涉嫌違反“證據優勢原則”，作出不利于原告的推定；也有人認為，主要問題在于代理律師，訴訟技巧上出現了偏差，法官在證據采信上也存在問題。

▲ 毛女士

起訴別人拖欠38萬貨款

法院：對方還多付了你10萬

毛女士與丈夫朱先生在成都荷花池大成市場經營服裝生意，在新都又有廠房，兼做生產和銷售。2011年，經人介紹，毛女士與劉女士、杜先生夫婦相識，后者在金荷花市場銷售褲子。

“大家一擺，原來我們都是眉山老鄉，一下子就親切起來。”毛女士說，最初，劉女士夫婦在毛女士工廠做來料加工，2011年冬季，開始整體定做。

“那時候訂貨是把所有客戶召集起來，開訂貨會，春夏一次，秋冬一次。”朱先生說，劉女士到廠口頭訂了貨，后面補定兩次，前前后后一共預定了11416條褲子。

毛女士說，訂貨后兩個月，2012年2月15日，他們開始送第一筆貨，到當年3月31日，劉女士的貨全部交完，總計金額72.6萬元。

“交貨后，一般一個月后我們就開始讓對方回款。”毛女士說，一開始回款挺正常，1萬多元、2萬多元、3萬多元、4萬多元，劉女士夫婦用現金回款。2013年2月9日除夕，劉女士方支付了3萬元，后面回款出現異常。

“一直給他們電話，電話要接，就說資金困難，讓我們寬限。”毛女士說，在他們的催收下，2013年10月19日、2014年1月6日，劉女士通過銀行轉賬，分別支付了1萬元和9000元，總共支付34.2萬元。

毛女士稱，大成市場與金荷花市場不過千米之隔。2014年春節后，她再次上店鋪找人，而劉女士夫婦已經把店鋪轉讓，人去樓空。

“此后兩年，我去眉山老家找過他們兩次，每次都是拎著禮品去，對方父母接待，還在她家吃過兩次飯，但他們就是避而不見，電話不接。”朱先生說，劉女士夫婦尚拖欠著38.4萬元。

此后，他們向對方發過律師函，也多次催收，無果。2018年8月26日，毛女士將劉女士夫婦起訴至新都區人民法院，要求對方支付貨款38.4萬元，開庭時被告未到庭。

去年4月22日，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經過核算，毛女士與劉女士夫婦可以確認的貨款只有24.3萬，鑒于毛女士自稱劉女士夫婦支付了34.2萬，已經超過24.3萬元，因此駁回毛女士的訴訟請求。

▲ 一審判決書

二審代理律師質疑：

一份證據，部分真的，部分假的？

拿到這份判決書，毛女士覺得晴天霹靂。“被告都沒有到庭，我不僅輸了，還倒欠10萬元。”

毛女士二審代理律師張律師說，若這份判決書生效，被告劉女士夫婦以此判決為依據，可以索回判決書確定的超過24.3萬元外的10萬元。

紅星新聞記者從判決書中看到，此案核心證據在于15張進購單。

判決書顯示，本案的爭議焦點有二：

第一，毛女士與劉女士是否具有買賣合同關系。法院認為，雙方雖然沒有買賣合同，但是15張進購單確有劉女士、杜先生的簽字，可以認定雙方形成事實的買賣合同關系。

第二，雙方的交易金額如何確認？

第一，毛女士與劉女士是否具有買賣合同關系。法院認為，雙方雖然沒有買賣合同，但是15張進購單確有劉女士、杜先生的簽字，可以認定雙方形成事實的買賣合同關系。

第二，雙方的交易金額如何確認？

法院認為，15張進購單，其中2012年2月24日、2012年2月29日的2張在“品名、數量、單價、金額”均是由劉女士或杜先生填寫、簽字確認，因此法院對這兩張進購單予以完全確認；而其他13張進購單中，品名和數量雖然由劉女士或杜先生填寫，也有他們的簽字，但單價及金額部分，由毛女士補填。

對此，毛女士在庭審中稱，單價和金額是在劉、杜兩人認可下，自己補填的。

由此法院認定，對于在前2張出現過“品名”的單價和金額，法院予以確認；未出現過的，由于毛女士無法提供證據，承擔舉證不利的后果，不予以確認。經過此方法核算，最終法院確認雙方交易額為24.3萬元。

▲ 進購單（打“√”的認可，打“×”的未得到認可）

“以2012年2月15日的進購單為例，出現了9個品名，其中有2個品名在24日和29日出現過，認了；其他7個，沒有出現，法院不認。”毛女士二審代理律師張律師說，這種確認證據結果是，同一份進購單，里面的內容部分是真的，部分是假的。

張律師解釋，原告提供的一份證據，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是真的。另外一種情況下，在被告質證下確定是假的。

“被告沒有出庭，放棄舉證，應該承擔舉證不利的后果。”張律師說，判決也無法解釋為何劉女士夫婦會支付了34.2萬元給毛女士，其中兩筆，是在雙方合作關系結束后支付的。

二審焦點

圍繞如何確定單價和欠款金額展開

因不服一審判決，去年5月6日，毛女士提起上訴。1月8日，二審在成都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被告依然沒有到庭，法院進行缺席審理。

紅星新聞記者在庭審公開網看到，整個庭審只持續了30多分鐘，法庭調查焦點依然是如何確定單價和金額。

法官問：你解釋一下，為何有13張進購單上的單價和金額，是劉女士簽字后你補簽的？

毛女士解釋，“因為在送貨時候，劉女士已經知道價格，不希望員工看到價格，對方要求不寫價位的”。張律師補充說，屬于商業秘密。

而對方是如何知道單價呢？毛女士表示，因為對方來廠里下單，對方認可了才下單的。

法官繼續追問：“對方是如何認可知道的？”毛女士表示，打印了一個表格給客戶，客戶看了可以才下單，屬于口頭約定，對方沒有簽字。

法官問，在被欠款后，毛女士是否催收過款項，譬如以短信或者其他書面憑證催收過。毛女士表示打過電話、上過門、發過律師函，但無可以做佐證欠款數額的短信。

▲ 二審庭審現場

庭審后接受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時，被問到那13張進購單補填的字是誰填的。毛女士稱是會計補填的，這符合荷花池市場的交易習慣。

張律師說，本來因為劉女士躲債，才起訴主張權利，現在變成被告多付了10萬，若被告知道了，要求返還10萬元。“這樣當事人冤枉死了。”

1月8日，紅星新聞記者撥打了劉女士夫婦的電話，結果電話關機。就此事采訪新都區人民法院，該院對接媒體的人員表示，由于此案正在二審階段，不太方便發表傾向性意見。

法學博士：

法官無義務替被告舉證，對原告舉證過于嚴苛

某中院曾擔任8年法官的蘇州大學優秀青年學者、法學博士莊緒龍表示，被告未出庭，等于放棄了自己抗辯的權利，根據民事訴訟“優勢證據原則”，當原告提供的證據能夠有超過50%以上證明己方觀點，法官就應該做出對原告有利的推定。

“法官沒有義務替被告舉證，原告的證據雖然有瑕疵，但從其提供的整體證據來說，可以推定被告有這些債務，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不同，刑事案件需要100%確定證據，民事案件只要蓋然性原則就可以了。”莊緒龍說，這個案子顯然對原告舉證過于嚴苛，涉嫌違反“證據優勢原則”。

另一名曾經在成都某法院擔任法官、目前轉行做律師的人士表示，根據成都法院審判經驗，當被告不出庭，法官對于證據的三性（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認可將更加嚴格。

“那13張進購單不可能部分認可，部分不認可。既然存疑，就全部不予以認可。”這名律師表示，既然原告在庭審中“自認”有添加，而“自認是證據之王”，那么法官對于13張進購單的真實性就會存疑，若無法舉證系“對方認可”下添加的，就需要承擔舉證不力的后果。“在法院目前案件這么多的情況下，二審法院應該直接改判，不會發回重審，而這13張進購單一旦不被認可，原告倒欠的錢，會超過10萬。”

這名前任法官表示，從訴訟技巧來說，原告主張一開始就把自己陷入被動境地，而庭審中又進一步加重己方舉證義務，正確操作是，不應該主張對方已付款34.2萬，把這個省略掉，直接主張被告拖欠的款項即可。

以上兩位專業人士都認為，這份判決一旦生效，意味著原告倒欠被告10萬元。

紅星新聞記者 鐘美蘭 攝影報道 部分圖據庭審網

編輯 張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