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后，于謙力挽狂瀾，最后卻被處死，是因為站錯了隊嗎？
正統十四年，瓦剌騎兵大舉南下，朱祁鎮在王振的攛掇下，冒然親征，明軍在土木堡大敗，朱祁鎮被俘，明軍二十萬精銳毀于一旦。隨后瓦剌騎兵一路挺進至京城腳下，國家危難之際，于謙挺身而出，力排眾議，堅定守衛京城的決心。
于謙升任為兵部尚書，提督各營軍馬，全面負責京城防御，可以說當時的于謙權力極大，他就是明軍的兵馬大元帥。終在于謙的合理調配下，明軍頑強作戰，擊敗了瓦剌，保住了北京城。
如此民族英雄，本應受到厚待，加官進爵應不在話下，而于謙得到報答是斬決，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于謙在崇文門外被處死。官場上站隊問題很重要，就好比在先帝去世之前，大臣們都要押寶，有的歸到太子隊列，有的歸到其他皇子隊列，如果成功榮華富貴自不必說，但失敗的后果也是常人難以承受的。
于謙并沒有站在任何一方，他只站在國家社稷之上，一切以國家和百姓為前提。集正直、果敢、堅韌、才華于一身的于謙，為何落得個被處死的下場？
于謙主動放棄生的權利
景泰元年，八月，朱祁鎮已經被俘一年，眾大臣皆上疏希望接回太上皇朱祁鎮。朱祁鈺臨危受命，接受的皇位，真實情況朱祁鈺是不想當皇帝的，而隨著時間推移，他也體會了權力的滋味，便不想放手。
于是在接回朱祁鎮的問題上，朱祁鈺屢次敷衍或拒絕。所謂一山不容二虎，這種做法也并沒有什么不對，有哪個王朝會存在兩個皇帝，這明顯是不可能的。
于謙是朱祁鈺一手提拔起來的，可謂景泰年間第一權臣，如果換做旁人，是不會希望朱祁鎮回來的，這無疑給自己找麻煩。偏偏于謙建議朱祁鈺：
“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
陛下皇位早已成為定局，不會有其他變化，我們應當盡快接回太上皇，如果對方有詐，我們就有說辭了。正是于謙的話，促使朱祁鈺派人接回太上皇朱祁鎮，作為皇帝，朱祁鈺十分器重于謙，基本上對于謙的話言聽計從。
精明老練的于謙必定清楚，朱祁鎮回來之后，不僅是對朱祁鈺的威脅，也是對他的威脅，當時的全國兵權基本都掌握在他手中，且由于戰時的緊急情況，于謙可以直接調動部隊，還設置了團營制度，保衛京師。
一朝天子一朝臣，于謙是明白的，不論朱祁鎮能不能復位，只要朱祁鎮回來，對他于謙沒有半點好處。但于謙還是建議朱祁鈺接朱祁鎮回來，為了國家利益，于謙甘愿做出犧牲。
在石亨、張輒、徐有貞的策劃下，朱祁鎮得以復位，而他們入城的兵力只有千余人，而北京城的部隊應不低于二十萬，且政令通暢，如果不是于謙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奪門之變必定失敗。
礙于朱祁鈺換太子的荒唐舉動，于謙也在猶豫當中，畢竟這是老朱家的天下，不論是朱祁鎮復位還是朱見深繼位，在此時此刻都比朱祁鈺要好，況且朱祁鈺還身患重病。于是在于謙的“縱容”之下，朱祁鎮成功復位，可以說于謙親自給自己打造了一副棺材，放棄了生的權利。
功高蓋主
自古權臣基本沒有什么好下場，除非叛變直接奪位，成為新的皇帝，于謙之所以能守住京城，也在于他手中的權力極大。
兵權是最敏感的權力，皇帝們對此十分謹慎，于謙掌控的就是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權力，假如換個人，如果有異心，那么國家動亂勢必不可挽回。
史料記載：
“前后征調，皆謙獨運。當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
基本上當時部隊的調動，全部由于謙獨自控制，親自下達命令，口述奏折內容，屬下則只按命令行事，是既佩服又省心。
京城保衛戰的勝利扭轉了國運，同樣讓人佩服的是朱祁鈺，朱祁鈺在戰后依舊重用于謙，放權給于謙，可見朱祁鈺對于謙的信任。
史料記載：
“論功，加謙少保，總督軍務。”
京城防衛被于謙調配得面面俱到，不論是國內叛亂還是邊境敵擾，于謙都能妥善解決，這簡直是上天派下來的救世主。如此大的功勛，朱祁鈺可以接納，但不代表朱祁鎮可以接受。
如果權臣的功勞太大，置皇帝于何地，況且朱祁鎮剛剛復位，而全朝廷基本都是于謙的擁護者，這讓朱祁鎮如何安心做他的皇帝。帝王心術就是如此微妙，在我看來，朱祁鎮要殺于謙，也并非都是石亨、徐有貞的誣陷，朱祁鎮本身也想殺于謙來立威信。
樹敵太多
于謙有大批的擁護者，這毋庸置疑，而于謙的剛正不阿也得罪了很多人，官場之上，做得對不代表就好，如果權勢太大，一方面樹敵太多，另一方面也會遭很多人忌恨。
徐有貞曾建議南遷，于謙果斷否決，徐有貞這個梁子早就結下了，自不必多說。
史料記載：
“比寇初退，都御史羅通即劾謙上功簿不實。御史顧躭言謙太專，請六部大事同內閣奏行。”
于謙在政務處理上也比較執著，優秀的人就提拔，能力欠缺或品行不端的就不用，在潛移默化間，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動了不少人的蛋糕。所以就算于謙功勛卓著，也有人彈劾于他，說他功勞虛假，獨斷專行之類，好在朱祁鈺力排眾議，堅持重用于謙，這才讓那些言官閉嘴。
石亨本是個優秀的武將，曾經犯過錯誤，卻被于謙破格提拔，德勝門之捷立下大功，要對比功勞，于謙必定比石亨大很多，而石亨得到了世襲侯爵，這讓石亨感覺慚愧。
理論上說，石亨是于謙親自提拔，本應是很親近的同事關系，而于謙并沒有拉攏石亨，在石亨提議提拔于謙的兒子于冕之時，這本是好意，于謙則干脆得拒絕了，還說了石亨很多不是。這樣的做法讓于謙多了一個強敵，也正是石亨的不快，成了奪門之變的導火索。
只不過于謙的性格就是如此，他一直站在的國家利益之上，剛烈耿直是他的秉性，根本無法改變，想來如果出現時間機器，可能于謙仍會如此去做。
生得偉大，死得冤屈，仿佛是那些英雄不變的宿命，但后世人不會忘記站在北京城頭上，那個意氣激昂的于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