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山大學景蜀慧教授在四川大學紀念史壇名宿繆鉞先生誕辰115周年學術沙龍上的發言，題為《陳寅恪先生與繆師的書信交往——兼談陳先生對繆師治學之影響（以文史互證為例）》，向在場聽眾介紹了繆鉞先生的治學方法，以及繆鉞先生向陳寅恪先生通函請益的學林佳話。發言稿根據錄音整理，經景蜀慧教授審定。
主講人景蜀慧
繆鉞（彥威）先生的學術觀念具有融貫中西的特點。因繆先生本身具有深厚的舊學基礎，特別是深厚的文史素養，加之又接受到了新式教育，是以能夠兼收并蓄而不排斥新觀念。繆先生在《與<學衡>編者書》中所寫的“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可為其寫照。
繆先生與陳寅恪先生學術交往始于20世紀40年代。陳寅恪先生作為“大師中的大師，教授中的教授”（時人所稱），繆鉞先生對之仰慕已久。因一段機緣巧合，二人于1944年開始通函，從而寫就了一段學術佳話。
繆鉞先生
根據繆元朗老師的考證，這段機緣應與方豪（杰人）先生有關。方先生是歷史學家，也是一位神父。他在與陳寅恪先生的兩封信中提到了與繆彥威先生討論北朝胡俗的字句，陳先生復信對繆、方二位先生所論深表贊許 （見陳寅恪書信集中《致方豪》），由此成為二人通信的契機。從現有證據看，大約在1944年，繆陳二位先生開始通函，時繆鉞先生任教浙江大學，在貴州遵義，陳寅恪先生則受聘于燕京大學，居四川成都。二人在1944年后，曾幾度信函往來。由于材料的散失，他們之間的來往書札，目前已發現的僅有信件兩通。
1945年9月，陳寅恪先生離開成都，赴英國應牛津大學之聘并治療眼疾，兩人聯系遂輟。1946年5月，陳寅恪先生歸國，10月回清華任教，以后又轉道上海南下廣州，最終留駐嶺南，任教中山大學。而繆師則于陳先生離去后，于1946年8月抵成都，任教華西協合大學，亦住華西壩。數年后執教川大。從兩位先生各自的時空履跡來看，他們始終未曾有一面之緣。繆鉞先生晚年慨嘆與陳先生“僅是通函請益，未嘗親承音旨”。僅只通函而沒有機會親承音旨，對于非常尊崇陳先生的繆鉞先生而言，內心難免悵然，故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1946年秋來到成都，陳先生已返回北京清華大學矣。竟無拜謁之緣，親承教誨，深感悵悒。”
一九四六年，繆鉞先生填了一闋《念奴嬌》，詞前小序云：
一九三五年冬，余居廣州，賞梅蘿崗。抗戰軍興，轉徙粵西、黔北，偶睹一兩株，楚楚可憐。一九四六年，卻來成都廣益學舍，梅花盛開，感念舊蹤，因賦此解。
此序雖是憶舊，詞人之心，或有特別懷感于內。而繆鉞先生1985年重錄此詞，新作小序中，仍回憶“是年廣益學舍梅花盛開，曾作念奴嬌詞以詠之”之事。華西壩廣益學舍是陳先生在成都時的住處，繆鉞先生當時住華西壩寧村，到廣益學舍給學生授課。據繆鉞先生后來回憶，教學樓前有梅樹十馀株，冬末春初盛開，幽香襲人，繆先生常于課馀徘徊花下。詞序以頗含感情之筆寫廣益學舍盛開之梅花，除憶舊游之外，亦當包含對曾居于此的陳先生之懷想。此后雖歷經人事變遷，但這份感念歷久彌深，至近四十年后的1983年秋，中國唐史學會在成都召開年會，繆鉞先生所賦賀詩中，猶有“名園廣益思前哲”之句。當陳先生晚年心血之作《柳如是別傳》出版之后，繆先生反復閱讀，極為贊賞，對陳先生晚年通過“頌紅妝”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這部巨著，感發至深，理解默契，深具了解之同情，前后兩度為之賦詩。1986年，繆鉞先生作《讀陳寅恪先生〈柳如是別傳〉》詩：
得氣桃花句有神，白門煙柳送殘春。秋塘不作閨房語，燕譽相依說劍人。桴鼓江中空夙愿，蘼蕪山下悵前塵。殉身紓難酬知己，俠骨英風自絕倫。
到1989年2月，又作《再讀〈柳如是別傳〉》：
三戶亡秦愿已空，荒江殘壘怨東風。故人慷慨多奇節，心事朦朧似夢中。老去絳云能補過，當年小草苦飄蓬。一生坎坷歸何處，雙冢虞山夕照紅。
參加沙龍的聽眾
而繆鉞先生治學受陳寅恪先生之影響，最為突出的當為“文史互證”。陳先生倡導小說和詩文證史，為史學研究另辟新途。他的詩文證史，通過從兩種不同觀察的記載進行比較和分析的方法，以詩文為史料，發現其中所蘊含的時間、地域、人物等史料成份，或補正史乘，或別備異說，或互相證發；以史詮詩，通解詩意，不僅解讀古典，更要考知詩文中所隱含的“今典”，從而對古人之思想、情感及其所處之時代社會達到真正同情之了解，是治史方法上的一大突破。“文史互證”其實是一種非常考驗個人素質和稟賦的方法，正如繆鉞先生特別推崇的清人汪中所云：“獨于空曲交會之際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舉無疑滯，鉤深致隱，思若有神”。陳先生晚年所撰巨著《柳如是別傳》，以錢謙益、柳如是的詩文為線索，考釋明清之際士大夫階層的精神風貌，其中涉及當時的重大政治事件，如錢謙益降清、鄭成功復明以及黨社斗爭的情況，有許多獨到的見解，也是他運用詩文證史較為系統的著作。如果缺乏通感，或許會覺得瑣碎乏味，而繆鉞先生因稟賦和學養，對古人之心深于感受和理解，對書中之詩文證史也有精微之領悟。王汎森先生最近的研究 （《〈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晚年的史學實驗》）指出，《柳如是別傳》所探索的是當時時代人們之“心史”。異曲同工的是，繆鉞先生在研究中，特別重視大量呈現于文學作品中的歷史心聲：
各種古書所記載的多是史人活動的表面事跡，至于古人內心深處的思想感情，在史書中是不易找到的，只有在文學作品中才能探尋出來。所以文學作品是心聲，一個歷史人物的文學作品是他一個人的心聲，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則代表著這一個時代的心聲。
對于詩詞與治史的關系，陳寅恪先生認為，中詩西詩傳統不同。西詩之佳者多論哲學與宗教，中詩則多講“實際的環境，個人的狀況”，可以清楚見及時、地、人的情形，足補正史所缺。繆鉞先生論詩也極重“時代性”，他在《龔自珍誕生百四十年紀念》中寫道：
凡一詩人所處之時代，大之國勢朝政，世風民俗，小之一己所經，生活情況，必有其特異之點焉，必有與古人不同者焉。茍能一一寫入于詩，則自為新意，自非陳言。……并世者可以觀國，異代者可以論世，孟子謂“《詩》亡然后《春秋》作”，然則詩之與史，固有相表里之意矣。
繆鉞先生晚年為已故著名學者兼詩人劉永濟先生《云巢詩存》作序，還特意摘出劉永濟先生的一個重要觀點：
詞人抒情, 其為術至廣，技亦至巧。然而茍其情果真且深, 其詞果出肺腑之奧, 又果具有民胞物與之懷, 則一己通塞之言, 游目騁懷之作, 未嘗不可以窺見其世之隆污 ……。
古代詩人秉承詩、騷傳統，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在詩文創作之中，將自己所歷時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以及社會風習的狀況連同自己的襟懷抱負精神情感生活一齊寫入，實際上是為后人留下了大量反映當時時代現實包括社會心靈史、思想文化史的第一手材料。有此內涵，故詩人之作可以“因小見大，窺見當世之隆污”，治史者善逆其志，就可如汪中所說，“于空曲交會之際以求其不可知之事”。
由是觀之，繆鉞先生在研究中所注重的古代詩賦文集這類文獻的史料價值，至少體現為三方面：
一、其中所廣泛涉及的當時政治、思想、文化、社會風習、個人生活等內容，直接可補正史之闕；
二、從詩文中所顯現出來的文學變遷，有助于我們動感地看到整個時代思想、文化、社會的變化過程。先生在《六朝五言詩之流變》中，即藉五言詩這一詩歌體式變化，闡述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學術、宗教、語言文化思潮蛻變；
三、借抒情言志或隱或顯表露出來的大量個人情感心態成分，本身即構成古代歷史的一個側面。
這三方面其實又是循序漸進的三層次，由單純將文學作品作為史料，至于以文學之變遷審視時代之變遷，再至知人論世，反其本心，能與作者神游冥契而探尋人之內在精神觀念，將歷史中的“人”重新抉出，這也正是文史互證的理想境界。陳先生的很多著作，在證史而外，復多通闡，其闡釋實為建立在“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基礎上的一種高層次理解，除了高超之史識，還有一種常人罕有的歷史想象力。如王汎森所言：“陳寅恪的“歷史想象力”是很可觀的，透過很多沒有直接明言的證據來構建一個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可以算是陳先生作為史學家的一個重要特點，而且他做得非常徹底。這種想象力的基礎是史學功力和對人世的細膩觀察。”“設身處地、用古人的眼光去看事情。這當然不是學術素養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直覺、想象，也起到作用。”深厚的學養和精湛的古典詩詞造詣，也使繆鉞先生同樣具備這種通闡能力，所謂既懂詩，也知人知世。他曾在《治學補談》說：“研究文學的人要知人論世，必須熟悉歷史；研究歷史的人也可以從文學作品中得到啟發，能更深透的理解、闡述歷史問題。所以，文史互證確是治學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好方法。陳寅恪先生在這方面曾作出卓越的貢獻。他的專著《元白詩箋證稿》以及《桃花源記旁證》、《讀哀江南賦》、《讀鶯鶯傳》、《韋莊秦婦吟校箋》等一系列的許多篇論文，都是旁征博引，比勘精密，識解敏銳，抉發深微，往往由近及遠，以小見大，發前人所未發，示后學以津梁，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他還說：“我在教學與科研過程中，常是用文史結合的方法，觸類旁通，互相印證，涉獵既廣，探索漸深。我的專著與論文，多是在這種情況下撰寫出來的。”而對于嘗試“文史互證”方法的研究者來說，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掌握文字、訓詁、音韻、考據乃至史學、文學、心理學等諸多方法，方始可以發前人之未見，與古人神游冥契，打破時空桎梏，了解歷史之諸多面相，賦與歷史研究以高度的人文精神。而這或許正是陳、繆兩位先生所重視“文史互證”的原因所在。
（四川大學中國史青年學術沙龍每月邀請海內外青年學者做客蓉城，分享新知新見，旨在消解斷代史的隔閡，拆除新舊議題的門檻，從中國歷史出發探索史學未來的方向。澎湃新聞將陸續刊載這一系列講座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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