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期我國雕版印刷技術得到空前發展，形成了幾個大的刻書中心地區，如浙江地區、四川地區、福建地區、江西地區等。其中尤以福建建陽地區民間刻書最為興盛，所刻印圖書遠銷全國各地及海外，流布最為廣遠，今存宋版書中也以建陽地區刻本傳存數量最多，后世稱“建本”。黃善夫即是建陽地區著名刻書者之一。

黃善夫以刻“三史”著稱，即《史記》、《漢書》與《后漢書》，傳本皆極罕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其中的兩種：宋黃善夫刻劉元起印本《漢書》、宋黃善夫刻本《后漢書》。其中《漢書》有“建安黃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記、“建安劉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記，及慶元劉之問刻書識語。《后漢書》有“建安黃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記。兩本行款均為半葉10行，行18字，小字雙行22、23字不等，細黑口，左右雙邊，每葉板框左上部有書耳，刻篇名。其中《漢書》存世僅3部，除北大藏本外，惟日本松本市立圖書館及歷史民俗博物館有收藏。《后漢書》存世僅兩部，除北大藏本外，日本松本市立圖書館亦藏一部。“三史”之另一種《史記》，今日本歷史民俗博物館及中國國家圖書館各有藏本。

黃善夫刻《史記》、《漢書》與《后漢書》行款字數與字體風格完全一致，刊刻時間相去不遠，類似現在同一出版社同時出版的一套樣式統一的“叢書”。其版刻字體具有典型的南宋建刻風格，刻印精美，字大悅目。傅增湘先生曾觀黃善夫本《史記》，評價道：“是書精雕初印，棱角峭厲，是建本之最精者。”

存世黃善夫刻本均刻有牌記，有的還有刻書識語，這是判斷其版刻年代的重要依據。

牌記類似今天出版物中的版權頁，是宋代刻本書中常見的形式，一般刻在一部書的序末、目錄末、卷末等處。牌記有各種形式，如刻成長方形、橢圓形、亞字形、鐘形、爵形等，字體有楷體、篆體、隸書等，內容主要標示刻書時間、刻書者姓名或刻書地點，有的還標示版權或為自己的刻書做廣告宣傳。比如宋紹興十年邵武朱中奉刻本《史記》中的三行長形牌記“邵武東鄉朱中奉宅刊行，校勘即無訛舛，紹興庚申八月朔記”，宋王叔邊刻本《后漢書》中的五行長形牌記“本家今將前后《漢書》精加校證，并寫作大字鋟板刊行，的無差錯，收書英杰伏望炳察，錢塘王叔邊謹咨”，標榜自己的刻本校勘精審，刻印上乘，希望讀者踴躍購買。宋眉山程舍人宅刻本《東都事略》牌記“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則申明版權，警示盜版者。刻書識語性質與牌記類似，但內容較牌記豐富，形式也比較隨意，亦刻于書末、卷末等處，長短不拘。如松本市立圖書館藏黃善夫本《漢書》中的刻書識語云：

“《漢書》一代之良史也，君臣行實、萬世之龜鑒在焉。況文章最為近古，學者尤所究心。比因刻梓，集諸儒校本三十余家，暨予五六友，澄思靜慮，讎對同異，是正舛訛，始于甲寅之春，畢于丙辰之夏，其用心勤矣。然識見凡陋，慮未審于是非。四方學古君子視其遺誤，能以尺紙示誨，敬即鐫改，亦麗澤之美意也。建安黃宗仁善夫謹咨。校字黃頤養正。校字陳熙舜績。校字虞應仲誠之。校字劉之問元起。校字葉蔶子實。”

說明了此書刊刻緣由、刊刻起始時間、參與校勘者姓氏等項，由此我們可知黃善夫本《漢書》的出版工作，自光宗紹熙五年（1194）春至寧宗慶元二年（1196）夏，持續了兩年時間方始完成。

黃善夫的事跡不見文獻記載，我們只能從傳世黃氏刻書中透露的信息，窺其大概。從《漢書》、《后漢書》的刻書識語可知，黃善夫名宗仁，字善夫，福建建安人，生活于宋光宗、寧宗時期，他在紹熙、慶元間曾組織校刻“三史”（或許同時還曾刻其他史書），也刻過《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等書。黃善夫所刻部分書版，后來因某種原因，轉歸與劉之問（字元起），由劉氏繼續印刷發行。北大藏本《漢書》即是轉歸劉元起之后的印本，其中刪除了黃善夫的刻書識語，而增加了一段劉元起的識語，及“建安劉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牌記，所以過去都著錄作劉元起刻本。

黃善夫刻本“三史”，因為牌記中有“家塾”二字，前人多將其歸于家刻本之類。實際上從今存傳本的風格、文字來看，將其歸入書坊刻書可能更近事實。“三史”規模都在百卷以上，今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黃善夫刻《漢書》一百卷共80冊，《后漢書》一百二十卷共60冊，蔚為大觀。黃善夫以一己之力，刻印如此大部頭史書，并組織一批編輯校勘人員協同工作，說明他的刻書坊具有相當的經濟實力與經營規模，是南宋建陽地區眾多書坊中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