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科場舞弊向來是大案，統治者往往對科場舞弊零容忍，處罰大多極為嚴厲。科舉關系到人才的選拔和政治的穩定，嚴厲打擊科場舞弊也很正常。可是，發生在明朝的一場舞弊案，卻離奇至極。

這場科場舞弊案被稱為“南北榜案”，它發生于明初洪武年間，是中國科舉考試中的重大事件。在這場案件當中，主考官劉三吾等人先是被定徇私舞弊罪，后又與謀反案牽連到一起，受到此案牽連者不計其數。

可是，這起案件最離奇的地方，是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劉三吾、白信蹈等主考官和被錄取的士子們涉嫌徇私舞弊，朱元璋也知道這一點，但他偏偏還是掀起大案，將劉三吾、白信蹈和許多錄取的士子定罪，并處以殘酷處罰。

很顯然，這是一起冤案，一起針對劉三吾等人和南方士子的冤案。那么，朱元璋為何要締造這樁冤案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從南北榜案發生時的背景里尋找。南北榜案發生于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丁丑科殿試，當時主持殿試的，是以翰林學士劉三吾和王府紀善白信蹈。這兩位主考官是當時有名的大儒，其中劉三吾更是一手制訂了科舉規章制度。

朱元璋任命劉三吾和白信蹈主持這次殿試，可見他的重視。可是，殿試的結果卻令朱元璋和所有人大跌眼鏡。發榜以后，被錄取的五十一人全部都是南方人，北方人一人未取。榜單一出，北方士子嘩然，他們紛紛指責劉三吾等人是南方人，偏倚南方士子，南方考生涉嫌徇私舞弊。朝中的北方籍官員也上書朱元璋，要求他徹查。

其實，連朱元璋本人看到結果也很驚訝，畢竟北方士子一人未錄，這在整個科舉考試的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看到北方士子聯名上書，北方籍官員群情激奮，朱元璋深知，自己的處理結果關系到明朝政治的穩定。朱元璋立刻下令徹查，并以質疑劉三吾等人的侍讀張信為首，成立了12人的調查小組，對落第試卷進行審閱，增錄北方人入仕。

可是，調查和補錄的結果卻再次令人震驚。經過調查小組數日的復核，優中選優呈上來的試卷，竟然依舊文筆不佳，有的甚至還犯禁忌之語；反觀之前錄取的五十一位南方士子的試卷，皆是憑才學錄取，沒有任何問題。這意味著劉三吾等人的選拔沒有偏倚南方士子的情況，北方士子無一人錄取，真的只是因為他們成績太差。

然而對于這個結果，北方士子卻不接受，畢竟這相當于否定了他們全部人。一時間，北方文林群情激奮，對劉三吾、張信等人口誅筆伐，有的北方籍官員甚至放言要辭官歸家，不再入仕。南北文林對立對于朱元璋來說無傷大雅，但是北方士子對朝廷不滿，卻是朱元璋無法接受的。要知道洪武年間北元依舊存在，元朝統治的影響還存在，明朝建立初期，許多文人都拒絕出入仕。

出現這種情況，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元末時期，中原飽受戰爭摧殘，以致于“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河北諸處，兵后田荒，居民鮮少。”（《明史》）連年的戰爭導致北方經濟文化大倒退，到洪武年間，北方的元氣依舊沒有恢復過來。所以，明朝初年的科舉考試競爭中，往往都是南方士子獲勝，而“往年北士無入格者”，又導致北方士子們“怠惰成風”。

在北元時，北方漢人們入仕的機會反而還大一些。這種情況導致北方士子們“多有不欲仕者” “以不忘故國也”（《廿二史記》）

于明洪武三十年的丁丑科殿試盡取南方士子，確實只是一次偶然。對于這一點，朱元璋其實心知肚明，畢竟劉三吾的品德是有目共睹的。主持這次殿試時，劉三吾已經是 85 歲高齡，他“為人慷慨，不設城府，自號坦坦翁。”“至臨大節，屹乎不可奇”。而且，劉三吾還是一位“直腸子”，史學家談遷就評價他“論者又謂三吾文章不如宋濂，而渾厚過之，先見不如劉基，而質直過之，勇退不如詹同，而事功過之……信哉。”（《國榷》）

這樣一位性格剛直的老人，應當是不會徇私舞弊的，而張信等人的調查結果也證明了這一點。事實上，劉三吾如果真的世故圓滑，他大可不必非要按照才學錄取，隨便錄取幾位北方士子，就可相安無事了。可劉三吾偏偏不是這樣的人，在這位坦坦翁看來，科舉就得憑試卷說話。

可是對于朱元璋來說，還有比原則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政局的穩定。南北榜案爆發以后，北方士人們“口語籍籍”，“咸蜚語噪之”，放出謠言“三吾南人，私其鄉，”“或言信等以陋卷呈，三吾等實屬之”。

朱元璋對此憂心忡忡，“北方人士服屬于元較久，慮遺民猶有故元之思，頗欲以假科舉名以籠絡之”（《鳳洲雜編》）

所以，事發以后，朱元璋指斥本次科舉的主考劉三吾和副主考白蹈信等人為“藍玉余黨”，將他們下獄，以平息北方士人們的怒火。隨后，朱元璋親自策問，錄取六十一人，而他們全部都是北方人。

至于劉三吾等人最終的下場，可謂十分凄慘。主考官劉三吾等人被發配到西北，張信被凌遲處死，只有復核試卷時開列出的中榜名單上有北方士子的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至此，這起案件才終于落幕。不過，南北榜案的影響遠沒有結束，此案以后，明代開始分地取士，創設了南北卷，它對于中國科舉取士制度的影響是巨大的。

參考資料：

《明史》

《廿二史記》

《國榷》

《鳳洲雜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