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時期，有錢人怕的不是白道上的軍警巡捕，怕的是黑道上的綁匪。舊社會一些青幫弟子或一些盜匪們，專干這個野蠻營生。雖然，鋌而走險，但是，受獲頗豐，他們將目標鎖定在梨園界的名流，電影演員和富商巨賈的身上實施綁架，之后，索要高額贖金，發不義之財。

都說這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規矩，就連這綁匪，在旁人看來他們干的就是缺德的事，他們自個卻認為自己還是有原則的。比如：在這舊時的天津地界，綁匪們就恪守一“準則”，女子是不綁的。另外綁匪跟土匪是兩碼事，雖然都有個匪字，但是綁匪要“仗義”的多。

那么，這如何理解？

在一般印象中，這女子似乎是天然受害者。其實，在舊時，這女子的名聲甚是重要，綁匪們基本清一色的糙爺們，就算沒事，大家都會想出一些事。與其家族蒙羞，還不如就不要人了。綁匪要的是錢，又不是人，要人的是拐子。

還有一個原則，就是不“撕票”。也許是影視劇和小說的影響，這個詞對于大家并不陌生。不過，在法律術語中，明確定義是“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那時，舊天津的綁匪很是明確了自己的職業定義，就是“索財”。

若是沒有發生一次“誤綁”，也許這天津地界的老百姓和綁匪們之間，除了交錢收錢，也不會再生出太多事。偏偏那一次綁匪們不知道什么原因，居然綁了一位不能得罪的主子的外孫。此人是誰，前湖北督軍王占元，此人屬北洋軍閥一派，沒啥真本事，但是，手段很是殘暴，鎮壓了不少革命軍。

他一見自己的外孫不見了，立馬就問警署要人。那時的天津，這綁架事件，不能說天天有，但是，也算是高頻發生，警署一見這光景，就知道發生了啥事。這個案子破的也快，很快這小孩就回家了，非但沒有啥損失，也沒受啥委屈，據說還多了些玩具和吃食。

看來，綁匪也知道自己惹了事，就想借小孩子，將此事給平息了。但是，這王占元卻是非得要個說法，他要辦了這個綁匪。這可出了一個大難題，在當時大家的認知中，正常綁了人，用錢換人，大家無事。這一次，人給完整送回來了，還分文未取，就該完事了，怎么還來真的了？

綁匪當然不會交人，警署又得交差，于是，就想了一個法子：請人去說說情，通融通融。但還是沒用，最后，就到大獄里找了兩個倒霉蛋，都是抽大煙的，又沒家人，反正都是將死之人，怎么死法也就沒啥區別了。于是，按照這流程，好吃好喝將這二人給招待一番后，第二天就赴了這黃泉路。

但是，這事兒卻是引發了很壞的連鎖效應，弄得后來舊天津的綁匪，全然不顧自己的“形象”了，被綁架的人家，即使交了贖金，這人也照舊回不來。

這里就有個記錄：

1932——1935年之間，天津發生了11起綁架案件，12人質遇害。當時，一般人不會選擇去報警，知道一旦驚動了警方，家人估計就性命堪憂了。這一系列綁架案件，就是因為最后一次報警才被挖出。

再看當時的這些綁匪，并沒有啥技術專長，就是專找熟人，在對方不設防的情況下，先將人給解決了，然后要贖金，拿了贖金再換個地方作案。

放在現在看，一個地區平均一年3起左右的綁架案，這是相當惡劣的事件了。那么，這些警署的人，都是光吃飯的么？那是啥樣的年代，軍閥將自己喂的渾身上下冒油，百姓苦的要死，大家都是自顧自的。

這些綁匪也不會隨意綁個窮人，大多是一些小有富足的家庭，弄點錢。只不過，這王占元外孫事情發生后，大家都覺得這綁匪要懲戒，于是，這綁匪索性也就不客氣了，萬一再發生一次類似的事情，錢沒得到，還得掉腦袋，那還不如做得干脆點。

也許那時的人，可能會怪怨了這王占元，好好的卻將這規矩給破了。本來破點財還能買個平安，這下好了，給了錢換來的沒準就是一堆白骨。不要說那時的人愚昧，那時沒有人替百姓說話，王占元是個例外。現在都知道了，這綁匪的行徑，容不得半點的容忍。

其實，這不是錢的事情，這事關社會的“是非黑白”理念，在道德上首先封殺了其生存的空間，才能讓人在做事時，有基本的敬畏感。只是，在戰亂紛飛的年代，賣兒賣女都是常態，誰還會在乎自己掙錢的底線，能活著都覺得是萬幸了，還有誰會管他人的感受。

可以說，那時的綁匪，就是抓住了人心態，錢也得的容易，更加肆無忌憚，只要不鬧出人命，警署也樂得清閑。所以說，病態社會下的病態產物，也沒法治，雖然，后來那波人也被逮了，該砍的砍該殺的殺，不過，只要這滋生的土壤還在，種子始終還會冒頭的。

參考資料：

【《“綁匪”與“土匪”的區別》、《天津的綁匪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