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文明，總是離不開水。

政治、農耕、貿易、交通......水與社會生活中的各方各面息息相關。水塑造了世界，組成了世界，也改變了世界。

我們在中國歷史中讀到的所有故事，深究起來，背后或隱或顯，或深或淺，都有水的作用。

對“水”的進一步思考，催生出了這檔看理想與別克“寰行中國”合作出品的新節目—— 《水生萬象：水與中華文明的歷史細節》。

主講人是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段志強老師。如果你聽過看理想的人氣節目《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應該對他嚴肅認真又放飛自我的講述風格印象頗深。

段老師跟隨“寰行中國”的車隊，在由南向北近4000公里的行程中，擷取了四個片段：代表海洋的“南海一號”、代表運河的“靈渠”、代表天然河流的“湘西五溪”和代表灌溉渠道的“鄭國渠”。希望借這四個角度來探究，水究竟是如何塑造我們的文明，我們的文明又是如何塑造水的。

節目的第一期，段老師從“寰行中國”的第一站，“南海一號”出發，講述了古代中國海洋貿易的種種細節。

與許多人以為的不同，中國不止是一個大陸型的國家。宋以后，海洋在中國歷史上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很長的時間里，中國人還是東亞和東南亞海域的主導。對于宋代海商而言，生意應該怎樣做？又面臨著什么樣的營商環境呢？

這一切都將從一艘沉船開始說起......

內容整理自《水生萬象：水與中華文明的歷史細節》

講述?段志強

1987年，廣州市救撈局跟英國一家公司合作尋找一艘東印度公司的沉船“萊茵堡號”。結果“萊茵堡號”沒找到，卻意外地在廣東陽江外海發現了一艘宋代沉船。

二十年后的2007年，考古工作者用一個巨大的沉箱，把這艘沉船整體打撈出來，然后平移到專門修建的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里面，一邊保護，一邊考古。

這艘船被命名為 “南海一號”。船長30.4米，寬9.8米，不但是迄今發現最大最完整的宋代沉船，在全世界范圍內來說，都是那個時代最大最完整的遠洋貿易商船。

廣東省陽江市海陵島的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內的“南海一號”復原模型

“南海一號”項目的領隊、廣東省考古所副所長崔勇研究員告訴我們，“南海一號”上清理出來的文物有18萬件。本來大家沒想到有這么多，一開始估計就是幾萬件，后來越來越多，越來越超出預想。

18萬件是什么概念呢？整個廣東省博物館，幾十年的積累，也就剛好是18萬件文物而已，其中大多數還是清代和近代的。“南海一號”這18萬件宋代文物，從數量上是非常震撼的，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見證。

不過，我不打算談“南海一號”本身，這些大家可以從網上的各種渠道，比如課程、紀錄片、公號推送等等，很方便地找到很多信息。

我關心的是什么呢？“南海一號”是艘商船，是商船就要靠商人來運轉，假如我是宋代的一個從事海洋對外貿易的商人，運營著一艘“南海一號”這樣的商船，那生意到底是怎么個做法？以及，我面臨著一個什么樣的營商環境呢？

為什么這個問題很重要？過去，我們一直有個刻板的印象，就是中國好像就是一個大陸型國家，長城、中原，西域、江南，這些是中國歷史的主干，海洋好像主要是近代以來歐洲人的天下，中國本來不太關心。

然而，經過幾十年歷史學家的研究，特別是有了像南海一號這樣的考古發現，大家越來越意識到，唐代以前這樣說勉強還行，但是 宋代以后，海洋在中國歷史上一樣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面，中國人還是東亞和東南亞海域的主導。

但是不是像有些歷史學家說的，中國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海洋國家呢？回顧這段歷史，特別是了解一下中國歷史上的國家是怎么看待海洋、怎么看待海洋貿易，不但能更好地了解歷史，對理解現實也會有點幫助。

宋代以前，

承擔中外海上貿易的不是中國人

中國的海洋貿易，最早就是面向南海。

文獻記載里面最早出現南海貿易是在漢代的徐聞和合浦，這兩個地方都在廣西南部、雷州半島一帶，當時有官方開辦的貨場，據說貨物堆積如山。還有句俗語說，“欲拔貧，詣徐聞”，想要脫貧致富，就到徐聞去下海。

其實南海貿易肯定在漢代之前就存在了，只不過這時候國家才注意到這件事，把它寫到史書里。就像絲綢之路肯定早就存在了，張騫通西域只是官方開始掌控了這條路線，也創造了很多便利條件，所以才有“張騫打通了絲綢之路”這種說法，道理都是一樣的。

從漢代到唐代，從中國海到印度洋的遠洋貿易，主要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在做。早期世界，海洋貿易最繁榮的是印度洋，印度、波斯、兩河流域和阿拉伯半島之間，很早就有無數的商船來回穿梭，中國應該是比較晚才加入這個貿易系統的。所以直到唐代，對于中國而言，海洋貿易大概主要都是自發的、被動的。

現今南海景致

到了唐代，情況不一樣了。 唐高宗顯慶六年，也就是公元661年，唐朝政府在廣州設置了市舶使，專門管理對外貿易。市舶使大部分情況下都是皇帝的心腹太監擔任，說明海外進來的這些珍寶大概都是要先送到宮里去的。后來開元年間張九齡在大庾嶺打通了梅關古道，連接了今天的廣東和江西，說服朝廷的主要理由就是運送這些舶來品比較方便。

唐代是怎么管理海洋貿易的呢？中文史料里材料不多。有一位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唐代末期到過中國，他說每年外國商船到達廣州之后，廣州地方官府就把整船貨物都封存在特定的倉庫里面。商船陸陸續續到達，整個過程要持續六個月。六個月之后，再沒有別的船來了，然后打開倉庫，每艘船的貨物扣下三分之一作為稅收，剩下的交還給商人，在指定的地方交易。

他估計每到商船到達廣州的季節，廣州官方的金庫，每天的收入相當于15萬兩白銀。日進15萬兩，這種收入是非常驚人的。《新唐書》甚至說，開元年間以后，四十年里面，廣州只出了三個清官，那原因當然是不用想就知道的。

承擔中外貿易的主要不是中國人，這種情況不但海洋上是這樣，陸上絲綢之路也是這樣。從漢代到唐代，在陸上絲綢之路上做生意的，主要是中亞人，最有名的是粟特人，中國人很少。敦煌壁畫里面，畫到商人的都是胡商，大胡子，深眼窩，只有一次出現了漢人形象，還是一群攔路打劫的強盜。

45窟 胡商遇盜

好像中國人對外貿整體來說不是很主動，就像有的歷史學家說的，絲綢之路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西方需要中國，不是因為中國需要西方。

但是，宋代以后，在陸上絲綢之路做生意的還是中亞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海上絲綢之路卻成了中國商人的天下。

宋代，

中國人成為了東南亞海域的主要海商

到了宋代，中國船在東南亞海域開始占據主導地位，中國人成了主要的海商。這種主導地位，一直延續到大航海時代。

宋代海洋貿易發達的原因有很多。

過去大家有種看法，是說宋代丟失了西北地區，完全沒辦法加入西北絲綢之路的貿易，所以不得不在海洋上想辦法，其實看看史料，宋代跟西域的貿易始終存在，西夏還鼓勵西域商人過境到宋朝去做生意，因為可以征收十分之一的過路費。

宋代特別是南宋海洋貿易發達的主要原因，還是經濟重心的轉移，各種重要商品的生產中心都轉移到了南方，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主要通過海洋跟外部世界發生聯系。所以宋代海洋貿易的繁榮，不是一時的政治局勢造成的，是中國歷史發展大趨勢造成的。

另外一條，就是宋代社會的商業化程度大大提高了，貿易在整個經濟當中的地位大大上升，對外貿易自然也水漲船高。

此外，宋代的造船技術也進步了很多，造出的大船最大可以容納五六百人。以前唐朝的船不能直接開進波斯灣，要在印度換船，宋朝的船就可以直接開到波斯灣了。

還有一點大家不怎么注意的因素，就是出口商品種類的變化。

出口的商品，宋代之前是絲綢最多，后來中亞、西亞和歐洲人都陸續學會了養蠶技術，西方對絲綢的進口量下降了， 宋代開始，瓷器變成了最大宗的出口商品，比如遠在埃及的亞歷山大也發現了南宋的瓷器，東南亞、西亞、非洲，很多地方考古發現宋代的瓷片都是幾萬幾十萬片。

宋瓷很受歡迎，《諸蕃志》里面記載說，三嶼國人（菲律賓）經常躲在草里面，暗箭傷人，那怎么辦呢？有個辦法，就是丟幾個瓷碗給他們，他們就開心了，“欣然跳呼而去”。

當時，可能半個世界都在用中國生產的盤子和碗。瓷器相對于絲綢，非常適合海運，一個是它不怕受潮，泡水也無所謂，另一個就是瓷器比較重，船比較穩，第三是瓷器易碎，本來也不適合陸運。

除了瓷器，宋代還出口什么呢？重要的出口商品還有金屬，包括銅錢、鐵器之類。南海一號上面就發現了大量的鐵，這是之前我們不知道的情況，中國還出口這么多鐵。

銅錢出口也很多。宋朝經常出臺禁令，禁止銅錢出口，但是效果好像很一般。日本、東南亞都大批進口中國銅錢，在市場上流通。甚至南宋某一年，日本商人在臺州大量收購銅錢，搞得市面上連一文小錢都沒有了，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宋朝人說，銅錢本來是中國的貨幣，現在搞得四夷通用，大家都用中國的貨幣。廣東澄海曾經出土過1800多斤宋代銅錢，學者認為可能是日本商船打算走私出境，但是不知道為什么沒成功留下來的。

除了瓷器、銅錢，當然絲綢、布匹也還有出口，其他出口的還有一些工藝品像漆器、玩具、樂器，還有一些日用品像傘、扇子、梳子，食物像茶、糖、酒等等，基本上都是人工制造的產品，都屬于生活必須。

進口的呢？是犀牛角、珍珠、象牙、香料，這都是原材料，也是奢侈品，對于社會來說可有可無，屬于錦上添花的東西，但對于上層階級來說卻成了身份的象征。

總的來說，還是外國對中國需要的多一些，中國對外國需要的少一些。古代中國的知識精英對擴展海外貿易，態度不是很積極，其實跟這種特點有關系，并不是文人一定保守。

宋代官方是海外貿易的最大獲益者

說了這么多，南海一號的生意究竟要怎么做？

南海一號是宋代的。

在宋代，第一次設置了固定的海外貿易管理機構市舶司，有點像今天的海關。唐代雖然有市舶使，但那還是臨時性的，類似一種欽差，不算一個法定的機構，宋代就固定下來。廣州的第一任市舶司是潘美，就是戲臺上老跟楊家將作對的那個潘仁美。

宋代還制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海洋貿易法《元豐市舶條法》。商人出入港怎么辦，稅怎么收，貨物怎么買賣，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比如說，海船出洋貿易，是要經過市舶司批準的，發了憑證，才能出海。憑證在哪兒領呢？不同的時間有變化。

北宋最主要的是三個地方：杭州、明州（也就是現在的寧波）、還有廣州。元豐年間的規定是，如果去高麗和日本的話，只能從寧波申請，去南海，只能從廣州申請。

出海的口岸這么少，也帶來一些問題，比如廣西的船如果想到印度去，本來從廣西欽州港直接出海就行了，但是必須先到廣州，拿到憑證才算合法，增加很多時間成本。

后來泉州港興起，泉州的船也得到廣州去辦手續，到元祐年間泉州也設了市舶司，才不用這么麻煩了。但是廣西就始終沒有得到這個權力。

宋泉州市舶司遺址

領了憑證，商船載滿中國貨物，就出海了。出海風險很高，除了風浪，還有海盜。宋代海洋貿易這么興盛，但是當時人說，海盜的人數比搞合法貿易的人數還多。

當然，宋朝官府也有對付海盜的措施。比如船從珠江口出來，往南還設了三個望舶巡檢司，保護商船安全，第三個設在溽州，在今天的臺山市廣海鎮。

商船出海，過了溽州就叫做“放洋”，“洋”是海洋的“洋”，還要搞個告別儀式，因為再往前就沒有保護了，大家就要開始戒備。商船回來，一到溽州，大家就要互相祝賀，溽州的守軍還要送酒送肉，表示歡迎回家，然后護送回廣州。

南海一號沉沒的陽江外海，其實就在溽州往南不遠的地方。不過應該不是遇上了海盜，因為船上的珍貴貨物還保存得好好的。

海外貿易風險大，收益也高。宋朝人說，在中國十貫錢的東西，到外國就能換一百貫錢，這當然是隨口一說，不過獲利數倍肯定是很常見的。

航海的專業度比較高，所以還出現了一些家族性的海洋貿易世家，有的一家幾代都從事這一行。

商船回來的時候自然帶了一船洋貨，那還得到原來出關的市舶司去入關。入關首先要申報，不能隱瞞，曾經有一艘船只申報了香料，但是隱瞞了珍珠，可能覺得珍珠比較容易藏起來吧，被發現了，結果這一趟全部的貨物都被沒收，血本無歸。

為了鼓勵大家快去快回，宋朝還規定，三個月能返航的，享受稅收優惠；三個月以上一年以內，沒有優惠；要是在外國樂不思蜀，一年以上才回來，要罰錢。

申報之后呢，市舶司就要抽解，就是征稅。商船進口的貨物全部封存在公家的倉庫里面，按照比例征稅。這個比例，有時候是百分之十，有時候是百分之二十，不收錢，收實物。

第二步，是禁榷。對某些特殊種類的商品，主要是貴重的奢侈品，實行政府專營，只能由市舶司收購。這些種類經常有變化，主要有玳瑁、象牙、犀角、乳香等等，后來慢慢減少，宋哲宗的時候就規定只有超過三十斤重的象牙和乳香才由市舶司壟斷收購。

第三是博買。就是除了專賣的商品之外，公家再優先購買一部分貨物。一般來說，全部貨物的百分之三四十要賣給市舶司，如果是珍貴商品，像珠寶、香料之類的，這個比例可能會高到百分之七十甚至百分之百。

官方抽稅和收購的這么多貨物，去哪兒了呢？大部分都要先運到首都。大家看《水滸傳》都聽說過生辰綱、花石綱吧，這個就叫香藥綱，就是香料、藥材的意思。香藥綱運到京城，皇家先挑，剩下的就加價出售到市場上，加價的這個利潤率也有過規定，大概在百分之二十，但是執行的怎么樣，就不好說了。

這樣算下來，一船進口貨，平均下來有一半左右，是歸政府支配的，這一半那當然都是品質比較好的。有時候商人也抗議，說政府稅率重，買的也太多，說干脆我們就只販一些粗貨算了。

以上我們說的這是進口方面。宋代收不收出口稅呢？大概是不收的。但是既然出口要領憑證，這個憑證推想起來也肯定不是白領的，只不過具體的情況，已經不太清楚了。不過，出口的東西像瓷器茶葉之類，在中國官府看起來不是什么值錢東西，即便收稅，大概也不會很高。

總的來說，雖然從事貿易的都是民間商人，但是宋代官方是海外貿易的最大獲益者。就算已經賣到市場上的那些進口貨，政府規定要經過特許的商人才能買賣，還要交比較高的稅率。總之，政府在外國商品流通的每一個環節都要賺錢。

優待外國海商，嚴控本國海商

宋代海外貿易的規模有多大呢？史料有限，很難估計。根據郭正忠、黃純艷等幾位學者的研究，紹興二十九年廣州和泉州兩個市舶司的收入是兩百萬貫，推算當年進出口總額大概在兩千萬貫，當然這只是合法的貿易，走私不算。同年的財政收入是在一億貫左右，進出口總額占到20%的比例。

宋代海外貿易所占的比例跟今天當然不能比——2018年全國的財政收入26萬億，進出口總額超過了30萬億——但是在整個中國古代歷史上來說已經不低了。

而且它有三個特點，一個是沒有任何成本，坐地收錢就行了；第二是它完全不在財政預算之內，不像土地賦稅那樣早就安排支出項目了，預算外收入用起來比較靈活；第三是想要增收也有辦法，把稅率調一調，找到招商和稅收的平衡點，立竿見影，政策工具比較好用。

所以這筆錢雖然決定不了國家命脈，但是有點像財政系統的潤滑劑，還是很好用的。

其實還有一種海外貿易，是不通過市舶司的，那就是朝貢。

朝貢某種程度上也是貿易。外國的使臣進貢大量的東西，中國回賜金銀等等，回賜一般來說比進貢物品的價值要高一些，有時候甚至高達數倍，主要看政治需要和皇帝心情，算的是政治賬不是經濟賬。

朝貢貿易的規模是很大的，比如宋高宗紹興十六年，三佛齊進貢的貢品，包括乳香八萬多斤，胡椒一萬多斤，檀香兩萬斤，象牙四千多斤。當然，這應該是比較盛大的一次入貢，一般可能到不了這個規模。

朝貢也給宋朝政府出了難題。因為可能會有商人打著朝貢的旗號，冒充使節，說是朝貢，實際上是買賣，賺得又多又省心還不用交稅。所以宋朝以后，歷朝歷代都有限制朝貢規模的規定，來的人不能太多太頻繁，有生意咱還是做生意，別動不動就上升到外交層面，談感情太傷錢。

對于海外貿易帶來的這筆財富，宋代的統治階層是看得很清楚的。宋神宗曾經說，像南漢、吳越這種地方性的政權，哪里來的資本跟中原王朝對抗呢？那是因為“籠海商得術也”，有辦法籠絡住大量的海商，財政收入自然增加。

傳統農業社會里面，政府能汲取的資源是非常有限的，要想在農民身上多打點主意，還得防著激起民變，所以商人常常變成提款機。宋代其實還不特別明顯，到清代，廣州壟斷海外貿易的十三行稱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庫”，那是天子在南方的私房錢。廣東的行商、揚州的鹽商，這都是皇帝的荷包。

為了增收，宋代對外商的開放程度、對外商利益的保護，還是有不少善政的。比如說，有外國商人來貿易，臨回去的時候市舶司要請客吃飯，表示歡送。有一年兩浙市舶司覺得這頓飯一次要花三千貫，想要節省開支，不請客了，過了幾年大家發現不行，這點小錢算什么，表示一種開放的姿態，外商來得多了，稅收自然上去了，那才是大錢。

保護外商方面，比如日本商船來中國，帶的大宗貨物往往都是幕后老板的（當時從日本進口的有硫磺、木材等等），老板本人并不出海，出海跟船來的都是小商人。日本出產黃金，小商人就帶黃金。于是就有奸商恐嚇這些日本人，說宋朝禁止帶入黃金，要他們用黑市價把黃金換成銅錢。

宋朝政府知道了，覺得不能這么欺負外商，干脆釜底抽薪，宣布我不但沒禁止黃金進口，而且取消黃金的進口稅，這項稅收由市舶司公款補貼。這樣一搞，皆大歡喜，日本客商接踵而至，稅收反而增加了。

對本國商人，好像就不用這么客氣。宋代給那些經常從事海洋貿易的海商編了特殊的戶籍，叫“舶戶”，并且實行保甲連坐，互相監督。監督的內容是什么呢？出海是不是申報啦，申報的船只大小是不是符合實際啦，有沒有夾帶違禁物品或者外人啦等等。南海一號上的商人和水手，可能大部分都是這種舶戶。

5

不論鼓勵還是限制，

海洋貿易始終在國家的掌控之下

我們觀察宋代的海外貿易政策會覺得特別有意思。因為在宋代之前，現有的史料里面看不到有什么海外貿易的政策，到宋代才有。中國這個傳統上以內陸為中心的大帝國，第一次不得不面對這么繁盛的海洋貿易的時候，它是怎么想的呢？

本來，海洋跟陸地是很不一樣的。有什么不一樣呢？

第一，海洋上沒有清晰的邊界，特別在過去，連個準確的海圖都沒有，更別提邊界了。所以很多時候，人們的國家身份是很模糊的。比如有的人在中國可以說是漳州人，但是他在南洋某個地方也有家，有產業，甚至還不止一個，那么他跟中國是什么關系呢？這個身份問題，直到現在，在海外華人中還存在。

還比如說，過去說倭寇，其實倭寇本身是個多國集團，有日本人，有朝鮮人，有中國人，特別是后期，中國人可能還占大多數，所以倭寇的實質，大部分情況下主要并不是日本人侵擾中國人這種國家間的問題，而是海上人侵擾陸上人這樣的陸海問題。

第二，海洋上風險高、受益大，它遵循的是商業的邏輯、技術的邏輯，主要就是為了賺錢。而且海上沒有路，但是也可以說隨處都是路，所以海洋上國家力量的存在不像陸地上那么密集，那么穩固。

陸地是國家掌控，一要考慮國家安全、社會控制這類問題，第二也有意識形態的限制。海上就單純的多，所以明清時代，海商跟海盜很多時候都是同一群人，只看哪種方式更有利，隨時可以轉換的。

但是，對于陸上立國的國家而言，海洋既能帶來利益，也意味著可能會有逸出正常秩序的危險。所以古代中國的統治者對海洋貿易一方面是利用，一方面還很警覺。

如果警覺的一面占了絕對優勢，那就導致封閉政策，明清多次海禁，就是這種思維的結果。要利用呢，就會把海洋貿易盡可能地掌握在國家控制之下。

無論是鼓勵也好，限制也好，都在國家的手掌心。宋代開始就是這樣，其實宋代的政策算是最寬松的，后來的明清，管的更嚴、限制的更死、國家插手更多。

偏偏，中國的政治又特別的早熟，國家控制經濟那是輕車熟路，手到擒來。宋朝的時候，跟東南亞和印度洋各個國家比起來，毫無疑問宋代政治體制最完善最發達。比如《諸蕃志》紀錄了跟南宋有貿易往來的158個地方，其中像中國這樣，有完整的稅收和管理制度的地方少之又少，大部分還比較簡單，港口就是市場，商船到港就直接交易。

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固然有很多人依賴海洋生活，但是海洋和海洋貿易始終處于國家而且是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下，既沒有發展出龐大的商業組織，也很少見到商業的自我擴張。 因此，就算中國歷史的某些時段也有發達的海洋貿易，也很難說，中國已經有了適應海洋特性的社會運行機制。

有很多學者比較世界各大文明異同的時候都注意到，有兩種勢力在中國始終沒能對國家的走勢形成根本性的影響，一種是宗教，一種是商人。這是中國的一個很明顯的特點。

這種特點是怎么形成的，歷史太復雜，可能永遠也說不清楚，但是當我們再看到南海一號這艘歷史留給我們的瑰寶的時候，也許會想到，當年期待靠這艘船過上美好生活的人們，他們所面臨的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嚴格管控的營商環境。

如果沒有這場沉船災難的話，也許他們個人可以獲得所希望的財富，但是作為一個階層的商人，和作為一個經濟部門的對外貿易，他們的命運，還是會和大海上風濤之中的航船一樣，不能自主，隨波沉浮。

參考文獻：

藤田豐八：《宋代之市舶司與市舶條例》

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

小島毅監修，羽田正編集：《從海洋看歷史》

藤田豐八：《宋代之市舶司與市舶條例》

黃純艷：《宋代海外貿易》

小島毅監修，羽田正編集：《從海洋看歷史》

本期內容整理自段志強老師的

《水生萬象：水與中華文明的歷史細節》

本節目由看理想與別克“寰行中國”聯合出品

“寰行中國”別克·中國文化之旅由上汽通用汽車別克品牌與國家地理頻道聯手打造，從2014年至今，每年一個主題，走天險、探邊陲、訪城市、闖沙漠。傳承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同時深入詮釋與踐行“心靜思遠 智行千里”的品牌精神。

“水生萬象”為“寰行中國”第六季主題，希望通過這一季的旅程，梳理水和中華文明的關系，開啟一種理解和觀察我們中國人生活與文化的全新視角。

此外，別克品牌將繼續攜手國家地理，制作新一季《寰行中國》（Route Awakening）紀錄片，向全球觀眾展現中華文明如何在水的滋養中生根發芽、枝繁葉茂。

音頻編輯：顛顛

內容編輯：Purple

監制：貓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