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襄”可謂是我國歷史上變化最大的區域名稱之一。最大時如著名的“荊襄九郡”可以代指今天河南南部至兩廣的廣大地區，到了明清時“荊襄”廣義上指與楚豫陜川四省交界地區，狹義上則為荊州府（原江陵、今天荊州市）和襄陽府兩地，為了討論方便，本文所說的“荊襄”特指江陵（今荊州市）和襄陽兩地。

一般認為，東漢時期荊州原下轄七郡（下圖），

荊襄九郡是原有荊州七郡加上先后新置的

章陵郡和南鄉郡的合稱，

也有人認為是荊襄九郡是“原有的荊州七郡加上從南陽郡

和南郡兩郡各分出一部分縣設置的襄陽郡和章陵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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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荊襄”的名氣很大，但經濟上比起省會武漢則相差很大。2018年湖北省各地級市GDP排名中，省會武漢GDP高達14847.29億元，是第二名襄陽的三倍還多，荊州的七倍有余。

今日武漢，已成長為中部第一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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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漢口、漢陽、武昌到民國時期才第一次置于同一行政下，但在此之前此三地就已經成為了湖北省得經濟政治中心，反倒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荊襄”卻逐漸不為人所知，喪失了中心的地位。

荊州的衰落

自三國時起，我國分裂形勢以南北對峙為主，為了進軍和運送給養，溝通南北的水路成為了雙方爭奪的重要地區。而荊襄之地正好居于溝通南北的樞紐地位。

明中葉以前，從陸路可由江陵（今天荊州市）北上直至襄陽，然后由襄陽過漢水至樊城再前往中原；漢水溝通中原和長江，襄陽和江陵分別為漢水和長江沿岸重鎮，同時占據這兩座城市就可以從多個方向用兵，牽動南北方命脈。

三國時期，關羽占據江陵進而包圍襄陽迫使曹操欲遷都黃河以北正因如此。

荊州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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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安史之亂后，中原陷入藩鎮割據，原有漕運受阻，江南糧餉要由荊襄運往長安，對依賴江南賦稅的唐朝而言，荊襄就成了生命線。

如《新唐書·蕭穎士傳》所言：“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勢去矣”，顏真卿也稱江陵為：“荊南巨鎮，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南通五嶺，北走上都”都凸顯了荊襄交通樞紐聯系中原、江南、四川三大經濟區的樞紐作用，加上北方戰亂大量流民流入，荊襄地區肥沃的土地得到進一步的開發，一時間“公私來往，充給實繁”。

進入南宋時期，荊州的地位開始受到武昌的挑戰。早在三國魏晉及南北朝時，戰事頻發，武昌就因山川環繞不易受到北方進攻，更兼處于長江支流與長江主干交匯處，水師迅速出入既可西進長江抗擊上游強敵也可以順流而下馳援江南等諸多優勢，得到了極大的重視，孫權曾在此短暫建都，六朝時也一度將荊襄并列。

長江與漢江交匯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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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唐朝天下太平，武昌的軍事作用就不再那么明顯，與江陵相比武昌江面寬闊，風浪大，不易行船，地位有所下降，直到安史之亂后在荊襄漕運的影響下武昌地區再一次逐漸走向崛起。

北宋時期武昌所隸屬荊湖北路治于江陵，武昌仍居于從屬地位。但靖康之亂后，宋金對峙的背景下又一次凸顯了武昌的優勢。即使在軍事上江陵仍是重鎮，但為了維系荊襄地區的軍隊給養，易守難攻的武昌是極佳的選擇。

荊湖北路轉運使司于紹興二年轉至鄂州（治所武昌），紹興六年又設湖廣總領所“總領湖南北、廣東西、江西、京西六路財賦，應辦鄂州、江陵、襄陽、江州駐扎大軍四處及十九州縣分屯兵”，各處物資均需匯聚鄂州然后再運至荊襄。

這樣一來，一方面當地經濟迅速發展，乾道六年陸游入川經過鄂州時稱：“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健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另一方面鄂州政治地位提高，逐漸取代江陵成為長江中游地區的政治中心，進而元代武昌成為了湖廣省的省會，清代分湖廣省為湖北、湖南兩省，武昌繼續作為湖北的省會，其舊稱“鄂”也逐漸成為了湖北省的簡稱。

到了清朝，武昌依舊是湖北政治中心

并登上了清朝為數不多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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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荊州衰落了，但襄陽卻逐漸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期。對于偏安于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來說，扼守漢水進入長江通道的襄陽是其防御北方的屏障，南宋初年設置襄陽府路管轄均、房、金三州，即至南宋末年襄陽更要負責支援江淮和四川兩大戰區，可以說襄陽不僅是長江中游中心城市，更是南宋朝廷的屏障，南宋朝廷在長江中游的一切部署均以襄陽為中心，當襄陽被元軍攻克時南宋也直接喪失抵抗的勇氣。

襄陽地區的重要性預示著岳飛的悲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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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秀于林風必摧之，襄陽的戰略地位勢必惹來一波又一波的進攻，戰亂使當地人口銳減，元朝初年因為戰亂人口明顯低于下游武昌等地，此后也再未能超過，經濟重心明顯向漢水下游地區轉移。

雖然如此，襄陽仍然是區域內的重要城市，元朝時襄陽設有錄事司，按元朝建制“凡路府所治，置一司，以掌稱重戶民之事”而且“若城市民少，則不置司”，表明襄陽憑借其交通樞紐的重要位置仍然擁有超越其行政建制的經濟地位。

流水的朝代，鐵打的襄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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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漢水和長江間的樞紐地位是襄陽的重要的優勢，但隨著明朝中葉漢水改由北支經龜山北麓入江，使原本是一片沼澤的漢口沿江地區地勢抬高，明末在漢水北岸修建袁公堤基本遏制了漢口當地水患，為漢口經濟發展提供了安全保障。

自明中后期全國已經形成了統一的商品市場，如江南蘇州等地在明清時期成為全國的紡織中心，在本地原料不足的情況下從華北等地采購原料，長江水運十分發達。

但受限于水運條件許多商船需要在漢口換乘大船，舊鸚鵡洲消失后漢口成為了船只的避風港，不光漢水沿岸城市，乃至河南、陜西、云南等地的貨物都到漢口換船裝貨，再轉運至其他地區，漢口作為貿易中轉站而繁榮了起來。

另一方面，貿易的繁榮勢必帶來了人口的增加，《漢陽府志》稱漢口：“人煙數十里，行戶數千家，典鋪數十座”，大量商人匯聚于此，也為當地商業手工業發展提供了市場，康熙初年地理學家劉獻廷就評價漢口為“楚省咽喉”和天下四聚之一（其他三聚為北京、蘇州、佛山，可見漢口地位之重要）。

與漢口的蓬勃向上相對比，襄陽的地位則是一降再降。明清大體上繼承元代地方的行政格局，除了上文提到被降級，襄陽傳統政治經濟范圍也被分割，明代中葉又分出勛陽府，襄陽所轄州縣僅剩七個，在以行政為主導的古代，行政地位的下降是很嚴重的打擊，襄陽已經淪為了一個地方城市。

近代武漢地區的飛速發展

兩次鴉片戰爭后外國勢力開始進入我國腹地，號稱“九省通衢”的漢口自然逃不過西方殖民者的眼睛，1861年漢口正式開埠，成為通商口岸之一。

此舉漢口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機遇，商業上漢口的經濟腹地進一步擴大，19世界60年代漢口與上海開通輪船航線，70年代末開通至宜昌的輪船，到20世紀初與長江沿岸各大城市均有輪船通航，上海進口的洋貨先運至漢口再由此銷售到西南或長江上游地區，可以說漢口與上海在近代長江流域的兩大貿易中心，荊襄實際上淪為漢口的經濟腹地。

貿易發展的同時近代工業也在蓬勃興起，辛亥革命以前外國商人在漢口投資建設的工廠就有76家，涉及面粉、制革等多種產業。工商業發展也帶動了金融業的興起，到清末漢口已經有八家本國銀行和九家外國銀行，是可以和上海、天津、廣州相并列的四大金融中心，金融業的發展反過來又為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資金，進一步促進漢口工商業的發展。

漢口的工商業之繁華在亞洲也是不遑多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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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漢口蓬勃向上之際，武昌和漢陽也沒有落下。與被選為通商口岸走向繁榮的漢口不同，武昌和漢陽的發展中行政力量的作用更加明顯，特別是在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張之洞主政期間，為了實踐自己“中體西用”的理念，在張之洞的推動下武昌和漢陽的近代化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晚清臣張之洞，他是漢口近代化的領航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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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張之洞任湖廣總督次年，為解決修建鐵路所需鋼鐵而在漢陽設立煉鐵廠，即之后的漢陽鐵廠，也是我國第一家鋼鐵工廠。同年籌建湖北織布局，此局于1892年開工就有織布機上千張。

張之洞任湖廣總督十余年，在今天武漢設立工廠十余家，與外資多投資與民用工業和輕工業不同，在張之洞的推進下投資建設了一批重工業，是我國重工業發展的先驅。

著名的漢陽鋼鐵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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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外資和官僚資本的刺激下，到19世紀90年代民間資本也逐漸活躍起來，甲午戰后清政府放松對民間建廠的限制，民間資本開始大量涌入工業領域，自清末至辛亥革命時期武漢地區的民資工廠就有120多家，所投資工廠雖然大多數都是輕工業和民用工業，如燮昌火柴廠、既濟水電公司，但也有如揚子機器廠這樣的重工業。

燮昌火柴廠的產品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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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工業建設的同時有感于人才匱乏，張之洞大力建設了一批近代教育。1902年以前對湖北現存的書院進行改革，增加學科教授自然科學知識，學習西方學校制度采取班級授課制度。

改革現有教育的同時，張之洞也大力建設近代學堂，1891年于武昌開辦專修商業外語的方言學堂，為今天武漢大學的前身；1898年又于武昌開辦湖北農務學堂，為今天華中農業大學前身。

湖北農務學堂演變為華中農學院，再變為華中農業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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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國民政府將漢口、漢陽、武昌三地合并為“京兆區”，并定名為“武漢”，合為一體的三鎮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都是湖北省當之無愧的中心。

縱觀歷史可以發現漢水流域的中心是由中游逐漸向下游地區轉移，從地理角度上來說漢水下游與長江交匯地區更加居中，具有溝通我國東西的作用。經濟上來說江南地區經濟的增長，形成了以江南地區為中心的全國統一市場，武漢較之荊襄更適合作為樞紐和經濟政治中心，這一格局延續至今也就注定了武漢作為湖北省中心的地位。

參考資料

地理環境對近代武漢城市經濟發展的影響 . 曾艷紅 蔡述明

清代前期湖北省經濟布局研究 . 周兆悅

全國統一市場形成于19世紀初——兼論明清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 羅肇前

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 . 魯西奇

近代湖北紡織業的興起及其影響 . 朱麗霞

近代武漢與長江中游城鎮的互動發展 . 但瑞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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