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2歲的英國青年艾倫·萊恩（Allen Lane）做了一個重大決定，他想以一包煙的價格將經典書籍賣給普通人。

一戰期間，艾倫的叔叔約翰·萊恩（John Lane）因倫敦的房屋遭炸彈襲擊，決定來艾倫家所在的布里斯托市避難。與約翰的見面改變了艾倫的人生，在全家的支持下，艾倫決定跟隨叔叔從事圖書業。1919年，16歲的艾倫跟隨約翰來到了倫敦，在約翰的出版社The Bodley Head工作。

這個勤奮的少年從出版社學徒做起，管理書庫、銷售、記賬、進貨、商談合作，只要是出版社涉及的工作他都做過。機會總是留給努力的人，在1924年，艾倫成為了出版社的總監，那時他才21歲。之后三年內，約翰和妻子相繼去世，艾倫繼承了The Bodley Head并擔任總編。但當時正逢30年代全球經濟大蕭條，英國的圖書業岌岌可危，The Bodley Head陷入了財務困境。艾倫試圖開辟一條新的道路拯救出版社，企鵝正在悄然孕育。

艾倫·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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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裝書革命

平裝書，一般與精裝書區分，是成本低廉、工藝簡單、便于大批量生產的圖書裝幀形式。十九世紀的英國崇尚精裝本，平裝書一直被認為是比較低等的圖書形式，是廉價的代名詞。

企鵝出版社成立之前，正版、優質的圖書由于版稅負擔重且印刷次數少，價格一般都在7先令以上（1先令=0.5元人民幣），最高達31先令，只有精英階層才有能力購買，來獲取書中的文化知識。普通大眾被這種精英文化排除在外，無法獲取到更多文化資源，但隨著中產階級地位不斷上升，社會分工里出現了大量的文職工作，對從業者有了更多的文化要求。這些可支配收入不斷上升的中產階級們，對讀書的需求越來越旺盛。

出版商發現了其中的商機，迫不及待地想用平裝書開發大眾市場，花樣百出地以更低的價格賣書。1848年，老牌零售商W.H.Smith & Son率先開創了鐵路連鎖書攤的業務，以1先令1本精裝書、6便士1本平裝書的價格為旅客們提供讀物。但這些內容鄙俗、制造粗劣的廉價文學遭到了精英階層的猛烈抨擊，大眾們也更渴望讀到更為優質的書。于是在1920年，一些出版社開始發行廉價版精裝書和平裝書，來彌補大眾市場上優質作品的空缺，雖然有些做得比較好，但整體銷量并沒有什么起色。

19世紀W.H.Smith & Son的鐵路書攤

1920年代末，新的媒體的出現讓原本如火如荼的圖書業四面楚歌，電影、廣播和報紙紛紛爭奪大眾媒體市場。據統計，1938年英國報紙一天就可以賣出1060萬份，大眾的注意力和錢包正在被新興媒體們瓜分。以圖書租賃業務為主的“兩便士圖書館”和圖書俱樂部（以出版定價的幾分之一的價格向俱樂部會員賣書的組織）奪走了書商們大部分的中產階級客戶，報紙更是為了吸引訂閱戶，在報紙印上圖書兌換優惠券。

1933年，英國某公交車上的乘客都在閱讀《每日先驅報》 圖片來源：Science Museum Group collection

1934年，《每日先驅報》（Daily Herald）的讀者只需要用6張優惠券和3先令9便士就可以換一套蕭伯納戲劇全集特別版（原價12先令6便士）。對此，蕭伯納極為支持，還有一些作者也對報紙發售更廉價的圖書抱有好感。廉價圖書似乎迎來了光明的前途。

1936年10月5號的《每日先驅報》

可傳統出版社仍然保持著清高，對廉價圖書十分鄙夷，覺得那不過是低智力階層打發時間的消遣。艾倫十分憎惡這樣的觀點，他認為：”所有人都有權獲取知識，圖書就應該被大規模復制。”

在1934年的一個出版業大會上，艾倫希望說服同行們，讓更多的出版社聯合起來進軍廉價圖書市場。他宣稱：“一個沒有錢的人未必缺乏知識素養，我們可以賣6便士的平裝書，讓人們像買包煙那樣方便又隨意地買到書。”可大部分人都只把他當成一個笑話。

在極少數的支持下，凱普出版社為企鵝出版社提供了首批平裝本系列的六本書：海明威《永別了，武器》、埃里克·林克萊特《詩人的酒吧》、蘇珊·厄爾《克萊爾夫人》、貝弗利·尼克爾斯《二十五》、E.H.楊《威廉》、瑪麗·韋伯《消失進大地》；艾倫自己的The Bodley Head提供了《愛麗兒》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斯泰爾斯莊園奇案》、康普頓·麥肯齊的《狂歡節》；查托與溫達斯出版社的一本多蘿西·塞耶斯的《貝羅那俱樂部的不快事件》。

企鵝平裝系列的首批十本書

這些書并不是隨便確定的，艾倫在選書的時候會做這樣一個測試：“我會想象自己沒看過這本書，然后問自己，這是不是我一直想讀的書？如果只有6便士我會立刻買下來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這本書就可能會入選。

首發的十本書湊齊了，但書商們也并不看好艾倫，覺得6便士的定價根本就沒有盈利空間，甚至在企鵝出版社的員工登門時把他們趕出書店。臨近首批出版日的前三周，艾倫仍然在英國上下奔走，尋找愿意賣書的書店。他垂頭喪氣地來到伍爾沃斯——當時英國最大的連鎖零售商店，想著能不能碰碰運氣。伍爾沃斯的采購經理本不看好企鵝，但經理夫人碰巧來了，她認出了書目中的幾本而且非常欣賞，于是伍爾沃斯決定試試看，承諾每家分店都會銷售企鵝圖書。

1935年，伍爾沃斯出售的企鵝首批平裝書

1935年8月的一個星期二，企鵝平裝系列的首批十本書正式出版。三天后，每一種書的首批2萬本全部售罄，伍爾沃斯立刻要求追訂。出版社辦公室里，書商們要求訂貨的電話絡繹不絕。

《經濟學人》當時這樣評價企鵝出版社：“它把真正的文學作品，送入到曾把短命的垃圾文學誤當作精神食糧的千家萬戶，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企鵝和它的平裝書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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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鵝風范

企鵝出版社的封面設計和logo成就了它的經典，這些深入人心的元素可不是艾倫一拍腦袋就來的，他想將企鵝作為一個品牌來推廣，是第一個這樣做的出版社。理論上，廉價的平裝書會被人們隨手扔掉，但艾倫希望人們可以收藏企鵝圖書。風格，決定了企鵝能否長存。

時間回到1934年，一件昏暗的小辦公室里，企鵝出版社尚未命名，員工們正在絞盡腦汁地討論新名字和新商標。”鳳凰“、“海豚”等提議都被否決了，艾倫的秘書突然提了一句：“企鵝呢？”艾倫立刻喜歡上了這個名字，他覺得這個動物帶著一種高貴的傲慢，很符合他對新出版社的概念，便派了有一點美術功底的員工愛德華·揚（Edward Young）去攝政公園畫企鵝的速寫。

愛德華之后一直在改進企鵝logo的設計。直到1947年德國設計師揚·奇肖爾德 (Jan Tschichold) 加入，在保留動物憨態的同時，去除了多余的線條，使logo更加簡潔鮮明，就是現在我們最熟知的版本。

1935-1949年間不同版本的企鵝logo 圖片來源：The Book of Paperbacks

除了繪制logo，愛德華還設計了圖書封面，他奠定了企鵝經典的“三段式”封面：將封面分割為三段，上下兩端按照不同的底色表示圖書類型，中間部分用當時流行的Gill Sans Bold字體印刷署名和作者名，上部的橢圓裝飾里寫著PENGUIN BOOKS。因為艾倫要求書的外觀簡潔直白、漂亮現代，同時不能出現封面圖。這種醒目的設計讓圖書信息傳達更直接，新書只需要調整文字和插圖，大大壓縮了設計成本。

最早的“三段式”設計：1935年企鵝發行的第一本平裝書，Andre Maurois的《愛麗兒》。圖片來源：倫敦V&A博物館（經Penguin Books許可轉載

企鵝的封面還有一個元素，顏色。這個原本是效仿信天翁出版社和陶赫尼茨出版社的做法，結果被企鵝做成了經典。企鵝平裝本最初用橙色代表小說，藍色代表傳記，綠色是懸疑，粉色是旅游或探險類書籍。后來，1946年誕生的企鵝“經典系列”（Penguin Classics）用顏色標識不同國家的作品，比如棕色代表希臘作品，灰綠色代表德國作品。

企鵝“經典系列”的封面色板

被奉為經典的企鵝，并沒有被“經典”的桎梏束縛住。這個強大且自信的出版社并未始終遵循“三段式”的封面范式，而是不斷顛覆、創新。小說家奧德麗·尼芬格（Audrey Niffenegger）在《經典企鵝》的前言中，給企鵝封面一個很貼切的評價：“藝術家和設計師，通過‘不尊重書’重塑了書的尊嚴。”

1960年，企鵝嘗試轉型，希望改變書籍的傳統面貌吸引更多年輕讀者。艾倫邀請了意大利平面設計師吉馬諾·法切蒂（Germano Facetti）擔任藝術總監。法切蒂使用“馬伯網格”改進了企鵝原有的三段式排版，既保留了企鵝需要統一風格的需求，又便于根據不同的書更改設計元素，獨到運用了幾何學的智慧和美。1963年，法切蒂還重新設計了企鵝經典系列的封面，選用了黑色封面和書脊的設計被人們稱為“黑色經典”。

馬伯網格（左） ；首次使用該設計的1961年出版的綠色懸疑小說（中）；企鵝經典系列的“黑色經典”（右）

1985年，時任企鵝藝術總監史蒂夫·肯特（Steven Kent）改進了法切蒂“黑色經典”的設計，使用正式字體排版，以突出經典的味道：整個封面以圖片為背景，最上方是書名板塊；書名采用字間距緊湊的白色Sabon字體，居中置于黑色板塊中。1995年，企鵝出版社為慶祝成立60周年，出版了小開本的“黑色經典60周年”系列，一共60本，僅售60便士，其封面設計就致敬了1985年的“黑色經典”。

《德古拉》，1933年出版（左） “黑色經典60周年”系列（右）

10年后，70周歲的企鵝在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V&A Museum）舉辦了70周年展覽，挑選出500冊最具代表性的圖書，均為橙色系的經典小說，被稱為“橙色特輯”。同時還出版了70周年套裝。

2015年，最為大眾所熟知的“小黑書套裝”（Little Black Classics）來了。企鵝采用了全黑的封面設計，只有一條白色腰線。每一本代表一年，收集了知名作家們的冷門作品，并把內容壓縮到約60頁厚。有西方經典的《漂亮的卡桑德拉》（簡·奧斯汀）、《博茲札記之偉大的對決》（查爾斯·狄更斯》，也有東方名作如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杜甫作品選等。類似的還有2018年致敬經典和企鵝先驅精神的“小綠書”。

小黑書全家福

企鵝“現代經典”（Modern Classics）系列的小綠書

除了不斷顛覆封面的排版設計，企鵝在封面材質的運用也花樣頻出。現任創意總監保羅·巴克利（Paul Buckley）十分熱衷于重新演繹經典，他鼓勵企鵝的設計師們自由地表達自己的理解。在他的帶領下，企鵝創造了更多富有視覺表現力和想象力的封面，比如與出版人艾爾達·魯特推出的手繡系列（Penguin Threads），其中所有封面都來由藝術家純手工刺繡，封面、封底、前后勒口都覆滿刺繡，書封內側也保留了線頭和針腳，讓經典文學顯得更加親近大眾、有溫度。

感受一下刺繡系列的精細質感 圖片來源：界面新聞

雖然企鵝生產的是平裝書，但在慎重挑選書目的基礎上，裝幀精良、紙張上乘、字體清晰和極具辨識度的封面，注定了企鵝的成功。人們就像對待精裝書那樣，保留、收藏了企鵝圖書。作家們更是以作品能被企鵝出版為榮，這等于變相地為作品蓋章了“經典”。艾倫之后，企鵝的掌舵者也不斷為這個老牌出版社注入新鮮的藝術血液，讓企鵝永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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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萬歲！

艾倫·萊恩曾說：“我做出版的立場是絕不會因為政治、宗教、道德或者其他任何非作品的原因，向外界屈服。”秉著這樣的出版精神，艾倫帶領著企鵝出版社，堅定保護并引領者英語文學界的出版自由。

1914年，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開始創作《尤利西斯》，這篇被奉為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的作品，在當時一度被政府封禁，原因是內容過于淫穢。雖然1922年巴黎的莎士比亞書屋出版了該書的完整版，但喬伊斯迫切希望倫敦和紐約也能出版。美國有些出版商試圖出版，卻被紐約政府迅速禁止并處罰。

紐約焚毀淫穢書籍

大西洋的另一邊，倫敦的情況也沒好多少。一些出版社對其嗤之以鼻，一些則猶猶豫豫，擔心這本書會帶來官司。當時還供職于The Bodley Head的艾倫迅速采取了行動，決定出版《尤利西斯》。這個決定遭到了出版社元老們的強烈反對，艾倫便決定用自己的錢出版和宣傳。1936年，《尤利西斯》終于在英國出版；1969年，企鵝出版社從The Bodley Head買回了該書的平裝本出版權，并作為企鵝的第3000本書發行。

出版《尤利西斯》只是艾倫致力于出版自由的開始，1960年轟動全球出版業的《查泰來夫人的情人》受審案，才是真正推動英國輿論自由變革的轉折點。

時間回到50年代。那時的英國出版業古板又拘謹，許多“疑似淫穢”的出版物都會被起訴并被銷毀。單是1945年一年，就有16萬7000冊的圖書和雜志被銷毀。《包法利夫人》、《十日談》等如今被奉為經典的文學作品，在當時都不幸中槍，一些主流出版商們也接二連三地被送上法庭。

為了改變公權力凌駕于出版權之上的現狀，英國作家社團提議將現有法律更新，并向內政部提交了草案。1959年，英國通過了《淫穢出版物法案》（The Obsence Publications Act），旨在保護公眾內心不受淫穢作品“腐化”，但也為被告們提供了兩種辯護方案：一是傳播者無意傳播，二是證明涉案作品對公眾有益。

法案出臺的次年，企鵝出版社便因出版了D.H.勞倫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被告上法庭，指控認為該書違反了《淫穢出版物法案》。這本書爭議巨大，書中大量的性愛情節被認為荒淫無度。但艾倫當時力排眾議，認為該書所探討的西方工業文明和人類本性的沖突很有價值，堅持讓企鵝出版了這本書的無刪減版。果不其然，官司來了。艾倫對此表示：“如果需要一個作品來檢驗一下這個法案的合理性，那我想，現在就是最好的時機。”

企鵝出版社在當時出版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艾倫為了這場官司上下奔走，努力爭取各界的支持。眾多文學評論家、作家、出版社和書商都聲援了企鵝，有些接受了他的邀請，為這本書做出專業的文學評價。其中有些人甚至憤怒無比：“企鵝是眾多出版社中為這一代讀者造福最多的，它讓最好的英國文學得以傳播，現在居然被告上了法庭！”

庭審當日，辯護律師杰拉德·加迪納為這場官司請來了35位證人，從藝術、社會學和道德層面分析作品的價值，以證明本書對公眾有益。法庭上，辯方對陪審團說：“你們要做的，是在現有文學語境下，基于自己對人類生活的理解，來判斷整本書的價值。”

1960年11月2日，審判結果出爐，判決企鵝無罪。該案被視為以公共利益為文學作品辯護的典范，它為后續一系列訴訟案提供了判決先例，也為英國文學帶來了更大的出版自由，一些之前被禁的書如《姜餅人》、《愛經》等得以在英國出版，自由主義思潮也在艾倫的努力下進一步推動。企鵝出版社此舉，成為了促進英國輿論自由的一塊里程碑。

企鵝勝訴當日，各大書店外排起了長龍，300萬冊《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銷售一空。

艾倫的自由精神深深地烙在了企鵝身上，為之后的作品們保駕護航。2000年，企鵝出版了美國學者黛博拉·利普斯塔特的《否認大屠殺》，被并不承認納粹大屠殺的二戰史作家大衛·歐文以“文字誹謗罪”告上法庭。六年后，企鵝和黛博拉勝訴，從法律層面再度保護了歷史和政治的言論自由。此事件還于2016年被改編成電影《否認》（Denial），詳細敘述了整個上訴過程。

2006年，黛博拉和企鵝出版社勝訴后走出法

直至今日，這個充滿理想主義的出版社仍然在為全世界的讀者們不斷奉上優質作品。1970年，企鵝被英國培生集團收購，在全球15個國家創立了分部。2013年，美國版的企鵝——蘭登書屋（Random House）與之合并，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版集團“企鵝蘭登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共同應對媒體電子化時代的來臨。旗下擁有250多家獨立的子出版社，堅持為讀者提供多元、長存的文學作品。2014年起，企鵝的YouTube上每個月會更新一支新書預告片，有些預告片的制作效果堪比電影。這就是企鵝，一直堅持、探索、并創造出專屬于自己的道路。

企鵝出版社的YouTube界面，前不久還發了“THIS IS NOT A DRILL”這本書的預告。

從創立之初，企鵝出版社經歷了諸多動蕩，但就像它的創始人艾倫·萊恩一樣，始終未對強權低頭，不向大眾媚俗。不清高，不刻奇，只忠誠于值得銘記的文字。

1970年7月7日，艾倫·萊恩在倫敦去世，終年68歲。這位特立獨行的創始人，帶著對企鵝出版社諸多的期待與世長辭。企鵝出版社則在艾倫精神的指引下，繼續以文學與時代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