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泰戈爾同為文豪，但魯迅畢生不待見泰戈爾，且不說一直對泰的來訪冷嘲熱諷，而且也對一些崇拜泰戈爾的作家、學(xué)者群體連帶諷刺一番。

在1924年11月魯迅發(fā)表的《論照相之類》一文中，魯迅指名道姓地diss了泰戈爾一番，“印度的詩圣泰戈爾先生光臨中國之際，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幾位先生們以文氣和玄氣，然而夠到陪坐祝壽的程度的卻只有一位梅蘭芳君：兩國的藝術(shù)家的握手。待到這位老詩人改姓換名，化為‘竺震旦’，離開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這震旦之后，震旦詩賢頭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見了，報章上也很少記他的消息，而裝飾這近于理想境的震旦者，也仍舊只有那巍然地掛在照相館玻璃窗里的一張‘天女散花圖’1926年，魯迅又說：“這兩年中，就我所聽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學(xué)家來到中國的有四個。第一個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爾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終于莫名其妙而去” 。

1934年，記憶力很好的魯迅又不無幽默地說：“我記起了泰戈爾。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志摩，各各頭戴印度帽。徐詩人開始紹介了：‘！嘰哩咕嚕，白云清風(fēng)，銀磐……當(dāng)！’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于是我們的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呢？但我今年看見他論蘇聯(lián)的文章，自己聲明道：‘我是一個英國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約他到中國來的時候，決不至于還糊涂，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制成一個活神仙，青年們對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現(xiàn)在可是老大的晦氣。”

這次不僅是針對泰戈爾了，連帶林長民、徐志摩一起"嘲”了一番。徐志摩以及他周圍的一批新月派、現(xiàn)代評論派作家對泰戈爾推崇備至，甚至有些肉麻。"1924年泰戈爾在中國期間，曾親自為徐志摩起了一個印度名叫索思瑪，自此后，徐志摩在與泰戈爾通信中，常以索思瑪”自稱，同時又稱泰戈爾為“羅賓爹爹”。（泰戈爾的全名是羅賓德羅納特·泰戈爾）。

泰戈爾也有一個中國名字，叫“竺震旦”。1924年泰戈爾訪中國48天，那年5月8日正是他的64歲生日。北京“講學(xué)社”就為他搞了一次祝壽活動。

祝壽活動在天壇草坪召開，胡適主持，其中一個特別的節(jié)目，是梁啟超主持獻(xiàn)贈給泰戈爾一個中國名字。梁啟超是一代學(xué)術(shù)大家，也是徐志摩的老師，他說，“羅賓德羅納特”有“太陽”、“雷”的含義，可引申為“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譯時意譯為“震旦”。梁氏又稱，古印度曾稱中華為“震旦”，而中國人也稱印度為“天竺”。

最后梁氏歸結(jié)道：“按中國習(xí)慣姓名的稱謂，前姓后名，那么若以國名為姓氏，以本名為名，泰戈爾先生的中國姓名就是“竺震旦”。泰戈爾本人也欣然接受祝壽會贈予的，由名家篆刻的“竺震旦”的大印章。

其實，泰戈爾1924年訪華引起中國文化界截然相反的看法背后是有深刻的文化動因的。作為東方被壓迫民族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大師，他的到訪當(dāng)然被中國文化界引為同道，但這時正逢中國文化界科玄之戰(zhàn)和東西文明優(yōu)劣之爭的時刻，泰戈爾的來訪和被無限拔高自然會引起一直有傲骨的魯迅的不平。說白了，魯迅反感的是這種對泰戈爾的吹捧和諂媚。

無獨有偶，早年最先翻譯泰戈爾作品的陳獨秀這次也看不慣泰戈爾了 。陳獨秀甚至謾罵“泰戈爾在北京亂吠了一陣”，還先后用本名和筆名撰文20多篇，其中一篇甚至題為《泰戈爾是一個什么東西！》。1923年時，陳獨秀還專門搞了一期雜志罵泰，說泰是太監(ji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