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話題
公元前271年，抵達秦國已經一年多時間的范雎向秦昭王呈上了第二封上書，贏得了面見秦昭王的機會。
范雎愿意賭上身家性命去爭取與秦昭王會晤的這次機會，是因為目光敏銳的他洞察到此時秦國內政潛藏的大危機，并且已經為秦昭王規劃了應對之策。那么，范雎到底能不能通過這次會晤說服秦昭王呢？
秦昭王召見范雎，在司馬遷筆下是一件寫走了樣的史實。《史記》載：
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于秦。秦東破齊。泯王嘗稱帝，后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
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
——《史記·范雎列傳》
據司馬遷的編年，秦昭王正式召見范雎是在公元前271年。此時距離范雎抵達秦國已經一年有余。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雖經謁者王稽的鼎力推薦，范雎卻始終被秦昭王冷落在一旁。至于原因，司馬遷解釋說是昭王“厭天下辯士，無所信”。這個“厭”字，從外在行為上論，就是秦昭王對關東游士表現出來強烈的拒斥態度。但若從內在心理上分析，“厭”字似乎又不妨作“厭足”的理解。
也就是說，因為穰侯魏冉主政，秦國南摧勁楚，東威三晉，一破強齊，秦昭王因此志得意滿。
在那個時代，招攬游士、共襄國計往往是國君于危難之中采取的救亡圖存之策。比如燕昭王黃金筑臺、禮賢下士，便是為了迅速平復子之之亂的動蕩，穩定燕國政局并伺機向齊國復仇而采取的不得已的舉措。
和受任于危難之際的燕昭王相比，公元前271年以前的秦昭王，他所身處的環境要優越得多，招攬關東游士對昭王而言既不是必須的，更不是緊迫的工作。
因此，公元前272年，初到秦國的范雎不識時務地向秦昭王第一次進言，大聲疾呼“秦國危矣”，昭王的回應就是冷冷地把他晾在一邊兒，不予理睬。
可時間才過去了一年，范雎第二次向秦昭王上書，卻似乎得到了與上一次截然不同的待遇：
于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于是范雎乃得見于離宮。
——《史記·范雎列傳》
司馬遷說當秦昭王看到范雎的第二次上書后，不但龍顏大悅，甚至還為自己在召見范雎一事上的拖延而專門向范雎的推薦人王稽表達了歉意。
《史記》對秦昭王會晤范雎的記載，我個人私意以為很可能受到了戰國策士夸述歷史的負面影響，在若干細節上經不起仔細推敲。也因此要厘清這段歷史的真相，我們所面臨的困難也隨之增大了。
假設真如司馬遷所說，秦昭王在會晤范雎前專程向王稽致歉，那就意味著昭王對這一次的召見很可能抱有極高的心理預期——他期待著從范雎這個關東游士的身上挖掘出重要的價值，那這個價值又該是什么呢？
在秦昭王和范雎的會晤剛入正題的時候，司馬遷寫道：
范睢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鬬而勇于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
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譬若施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于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愿聞失計。”
——《史記·范雎列傳》
“范雎”開宗明義，他所表達的核心意思是：秦國擁有山東六國所不具備的地緣優勢、制度優勢和軍事優勢。可是這些戰略性的優勢卻未能成功轉化為秦軍在東線戰場的戰術性勝利。
至于屢遭敗績的罪魁禍首，范雎的矛頭直指當朝宰相——穰侯魏冉。如果秦國的東征行動真的在這一時期遭遇了重大挫折，而宰相魏冉又無力扭轉頹勢，那么秦昭王渴望有人能在這個節骨眼上一言興邦，自是人之常情。
可問題是，司馬遷為秦昭王編造的這個求賢若渴的前提并不牢靠，失真的關鍵就在“至今閉關十五年”一句上。清代學者錢大昕就此考論說：
范雎說秦，在秦昭王三十六年。是時秦用白起，破趙、魏及楚者屢矣，而穰侯方出兵攻綱、壽，安有閉關十五年之事？
——《年廿二史札記》
錢大昕質疑《范雎列傳》的“閉關十五年”一句記載不實，這是一個嚴謹而正確的判斷。對此，我們還可以稍作補充。《史記》所錄秦昭王與范雎的這次會晤，始見于《戰國策·秦策三》。原文是這樣的：
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闗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馳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而不敢窺兵于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
——《戰國策·秦策三》
《戰國策》說公元前271年，秦昭王因東征失利而被迫封閉函關，這絕對是不實之詞。事實是，“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于秦。秦東破齊。泯王嘗稱帝，后去之。數困三晉”（《史記·范雎列傳》）
可是明明對秦國東征大勢洞若觀火，司馬遷卻又莫名其妙地在“閉關”之后再畫蛇添足地續上“十五年”三個字，這只能說明太史公本人壓根兒就沒弄清楚，秦昭王在此時召見范雎的真正動機究竟是什么。
我個人的判斷，秦昭王此次召見范雎的時候，不太可能抱有司馬遷描述的那種求賢若渴、問計軍國的積極心態。如果他真的這么重視這次會晤，那么接見范雎的地點理應安排在咸陽宮。但事實上，秦昭王只是在離宮接見了范雎。
換言之，這是一次低級別的非正式會晤。
為什么在晾了范雎一年多以后，秦昭王終于松口，答應接見他了呢？在一定程度上，這同范雎的又一次上書力爭有關。在這篇上書中，范雎提到了兩個關鍵問題。
其一：
“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
——《史記·范雎列傳》
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以來，秦國便奉法家治術為圭臬。在法家的思想當中，君主當國馭下最重要的手段是所謂“二柄”，也就是賞之與罰。只有明罰信賞，建立起合理而嚴格的獎懲機制，才能推動國家和政府的有序運轉。
范雎說，自己在秦國等待一年多了，但秦昭王看過他的上一封上書后卻遲遲沒有一個獎懲的明確態度，這實際上違反了明罰信賞的治國精神。這番批評等于是拿秦國歷代先君的家法將了昭王一軍，任用或者辭退范雎，昭王不能再繼續沉默下去，是時候得給人一個說法了。
其二，范雎說道：
“臣愿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
——《史記·范雎列傳》
對自己主動申請的此次覲見，范雎聲明，他沒有禮儀待遇方面的要求：秦昭王不需要給他很長的接見時間，接見地點也不必在君臣議政的咸陽宮。
可是這樣的卑辭請求之下，范雎卻語氣堅定地表示為了爭取到這次晤面，他愿意押上身家性命——“一語無效，請伏斧質”，如果我說得不對，您連辭退都不必了，直接命人把我拖出去砍了吧——一個關東游士甘愿為一次短暫的非正式會晤賭上身家性命，難道你不好奇他手里拿了什么注碼嗎？
參考文獻：
范祥雍《戰國策箋證》；
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
林劍鳴《秦史稿》；
楊寬《戰國史料編年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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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晉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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