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摘自《論錢穆與中國文化》

作者：羅義俊（上海社科院終身研究員）

原載：《史林》1996 年第4 期

本中國文化之根據開現代化，錢先生的說法叫“貴能由傳統中求現代化”，或概括為“據舊開新”、“守舊開新”。這是一綜合概念，有兩層意思：一是“據舊”，即本中國文化之根據；二是“開新”，即開現代化。也可以說，前者所表現的為保守主義，后者為創新主義。

然而，“據舊”而并論“創新”，則必直接基于其對“舊”（中國傳統文化）之一批判的認識，即認為中國文化有不足，這表現了錢先生中國文化觀中的超越內省精神。據錢先生的省察，中國歷史文化自有內在弱癥，中唐以后開始暴露，宋以后其癥尤顯。這個弱癥即中央權力過于集中、階級消融、社會平鋪散漫而顯得無組織無力量。而宋儒富于哲理的日常生活的享受和體味，其精神偏重修養的內在方面勝過治平的外王方面，減弱了對大全體整個總局的努力與強力向前要求的興趣，故宋以后國勢一蹶不振，遇到西方文化的富強力量就抵御不住。若從文化結構體系來看，中國文化偏重道德藝術，其最弱癥正在西方所偏重的宗教與科學。因此，須要開新，要“在舊文化里演出新花樣”，即開出現代化。從文化交流與接觸上言，即是如何趕快學到歐美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弱癥之揭示即開新的必要性之揭示。

但“據舊創新”所強調的，與其說是“開新”，勿寧說是“據舊”，即本中國文化之根據。這是由于錢先生所感受到的時代主潮流乃激進的盡廢故常、要把傳統文化的本根統統鏟光而使然的。其大要又有四層層層扣緊的意思：

其一，“新”之本在“舊”。于此，錢先生有一本體論的說法：“新只是一工夫，舊乃是其本體”，為其立論之理據。依此而言，則現代化絕不能脫離傳統，斬斷傳統，憑空而生，憑空而立，即“新的只能從古老中產生，斬斷了古老的根，便不能有新生”。故“開新之前，必先守舊”。

其二，中國文化能自新，從比較文化學意義言，即是說中國文化能融化西方文明而開新。此即謂中國文化開現代化、據舊開新有其可能性。因為 錢先生認為文化弱癥并不是文化本質，隨時而忽起的病態亦非自古以長存的生力。中國文化自有民族融和與文化更新的能力，并不存在排拒外來文化的內在質性。 中國文化結構可以容受宗教與科學，中國傳統文化中可以容得西方之科學文明，不僅可以容受，還能融化開新。這是中國文化體系的開放性寬容性中和性所決定的。他指陳， 中國人既常抱天人合一、萬物一體，自然覺得外面的一切異樣的新東西都可融和協調、和凝為一，對外來文化抱一種活潑廣大的興趣而肯高興接受、容納消化。“這不僅在中國國民性之寬大，實亦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特有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面的吸收與融和。”

中國文化能融化西方文明而開新，還是錢先生的中國文化觀中一具有文化前瞻意義的比較文化思想。他曾就此立言，認為人類文化當由東西雙方文化交流中產出，而中國文化代表著東方傳統與全世界人類文化中最悠久的傳統，美國文化代表著西方傳統中最新的，中美兩大文化的互相了解比較匯通， “求一更高的結合與創新，正是當前人類文化謀新出路的一大課題”。這就明明白白地顯示了他的中國文化觀念的自信心與開放性。

其三，但開新、現代化與吸收融化西方文化，目的亦不在斬斷中國文化的“本”，而在護持、發展這個“本”。亦即是說， 現代化的目的不是西化。錢先生指出，當代中國的兩大課題，第一即上述如何趕快學到歐美西方文化，以支撐住國家民族的地位。第二乃如何學到了歐美的西方文化而不斫喪中國文化大本，不斫喪中國文化的文化理想與文化精神。吸收融化西方的宗教與科學精神，目的是“來重新提撕自己的文化大本道德精神，來重新調整、重新充實自己文化的整個體系。”亦即說，“不能把現代化轉成為非中國化，把中國的一切都在現代化中化掉”。說到底，“不能把別人家的心來換成我的心”。

其四，再深入一層言，這開新、現代化所據之“本”，亦即中國文化之能融化西方文化而開新之“本”，錢先生認為即在儒家思想，而且西方的科學與宗教精神融入中國文化亦將以儒家思想為中心。他指述，中國文化承認天地之化育即宗教精神，要求盡物之性即科學精神，“而歸本在盡已之性與盡人之性，則是儒家精神了”。儒家的天人性命之學與道德精神，最重要的即是和宗教精神科學精神相一致。因此，在西方文化中是互相敵對各霸一方的宗教與科學，一到儒家思想范圍里便失其壁壘，“他們將融和一氣而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唯其如此，以仁為中心的孔子思想不僅是中國而且是世界文化新生的最寶貴教義，“ 中國傳統文化，不僅可為當前之中國打開困境，而且可為將來世界文化導其先路”。至少，將對世界文化新生大業提供部分啟示與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