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以后，西醫伴隨傳教活動初履東土。雖然傳教士們傾向于自上而下的傳教策略，但醫學傳教則從社會底層入手。西醫在融入中國社會的漫長過程中，雖歷經風雨，一波三折，但其先進的制度體系與技術手段逐漸贏得了社會公眾的普遍認同，并形成了穩固的西醫觀念，這種觀念是西醫扎根中國并日益發展的社會心理基礎。有關西醫早期在華傳播問題，熊月之、楊念群、田濤、高唏、何小蓮、李傳斌、雷祥麟等學者已經有比較深入的研究，他們的研究在涉及到中國社會對西醫的整體回應時也各有側重，但關于民眾這一最廣大的群體對西醫的反應，未見有專文系統剖析。本文旨在探討近代以來中國民眾在接納西醫過程中的心理流變、時空差異及文化根由。
“眼科醫局”打開了民眾心理屏障
西醫作為舶來品初來中國之時，對于普通民眾來說無異于天外來客。對西人和西醫的懷疑、恐懼是社會民眾的普遍心理反應。還在清初，民間就有西人蒸食幼兒的謠傳:“嘉靖初，佛朗機國遣使來貢……其人好食小兒，其法以巨鑊煎滾湯，以鐵籠盛小兒，置之鑊上蒸之，出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刷去苦皮，其兒猶活，乃殺而剖其腹，去其胃，蒸食之。”這段話居然出自學術大師顧炎武的書中，可見當時對西醫誤解的人決非少數。
事實上，民間對西醫的偏見很長時間都沒有消除，直到19世紀下半期，社會上針對教會醫院尚有種種訛言。諸如，教會醫師以迷藥誘人入教，以媚藥淫褻婦女，西醫解剖尸體或制作人體標本，被認為是出于邪惡動機，等等。起初，民間百姓對西醫的懷疑是對陌生事物的本能防備，也是合乎情理的。著名西醫余云岫分析認為:“新醫學之流入吾國也，以西人教會為先導，碧眼紫髯，其形狀，國人所未見也;旁行斜上，其文字，國人所未曾讀也;祈禱洗授，其舉動，國人所未曾習也;稱道耶穌，其所崇信之教主，國人所未曾聞也。故其對于教育，已抱疑忌畏惡之心。加以醫治病人，動用刀針，乃目為殺人之兇慝矣。”而公眾對于尸體解剖的驚詫和畏懼，是因為人死后“保守尸體為吾國最神圣不可犯之舊習，國人見其如此也，遂嘩然以為殺人食人，如水滸綠林之所為矣，百口辯解，終莫肯信”。西醫一度成為邪惡的象征，教會醫療在初始階段步履維艱。教會醫師伯駕的“眼科醫局”開業的第一天竟然無人問津，第二天只有一名患青光眼的婦女上門就醫，后來情況才慢慢好轉起來。
當時的廣州是西醫搶攤中國的前沿地帶。多數傳教士發現，在廣州，除了商業往來外，他們很少有其他機會和中國人深入交往，更談不上拓展中西方交流的內容。傳教士們意識到，只有與中國人建立友善的關系，形成社交往來，彼此建立信任，才能使西醫在中國生根發芽，這一動機正好契合了傳教團賦予教會醫師的使命:“要鼓勵在中國人當中行醫，并將上帝賜給我們的科學發明、病例調查等有益的知識，提供一部分給他們分享……我們希望，我們的努力將有助于消除偏見和推倒長期以來所持的民族情緒的隔墻，并以此教育中國人，他們所歧視的人們，是有能力和愿意成為他們的恩人的……利用這樣一個代理機構，就可鋪平更高的道路，贏得中國人的信任和尊重。”
最早嘗試接觸西醫的社會群體，實際上是兩部分人，一是社會底層無力求醫問藥的窮苦人，二是經中醫久治不愈的病人。這些人“最先沖破了人們心中的防線，疑惑的堅冰一旦打開，貧病的中國百姓紛紛涌向教會醫院”。當然，局面的真正轉機完全依賴于醫師高超的技藝。伯駕“憑著他在外科上的技巧，不久就為他的醫局贏得了朋友”。一大批病人通過伯駕的親手診治而痊愈，畏懼疑慮心理逐漸消失，就醫人數日益增加，“眼科醫局”開始出現了繁忙的局面。據伯駕自己說:“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著燈，在清晨二三點鐘就從家里出來，以便及時到達。如果當天收住病人的數目有限，他們將在前一天晚上到來，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張掛號票。”
伯駕很快得到了當地百姓的信賴，中國境內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刊載《醫院》一文，詳細介紹了伯駕的“眼科醫局”及其在中國的影響:“病人不遠千里而來，得醫矣。傳說此事者親眼看醫院之士民云集，擠擁，老幼男女如曦來。莫說廣東各府廳州縣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蘇、安徽、山西各省居民亦來求醫矣。儒農官員，各品人等病來愈去矣。”顯然，伯駕在民眾的心目中獲得了尊重和信賴。美國學者也認為，正是伯駕的樂善好施，拯困濟危，才使他贏得了朋友，并“作為一個美國人而為人所知”。
西醫在中國的數量有限，為了擴大在中國的規模，贏得更多中國民眾的信任，“中華醫學傳道會”設想在中國培養和教育青年掌握西醫知識，通過他們傳播西洋醫學，以尋求一條促使中國百姓能夠完全信任和接受西醫的途徑。
隨著教會醫學規模在中國的日益擴大，各地的受醫人數也急劇增加。這方面向來缺乏詳盡的統計材料，但通過一些零星的報刊記載，仍能幫助我們窺斑知豹，如《中外新聞七日錄》以《醫館近事》為題，報道了廣東地區西醫館的受醫情況:“計去年省垣、佛鎮兩處貧民男女受醫者，有30 512人。石龍等處受醫者，約5000人。肇慶府內受醫者亦有2170人。其中所治砂淋癥者22人。可見活命之菌，遐邇咸臻也。”由上計之，僅廣州、佛鎮、石龍、肇慶四處一年以內受醫人數即達37 682人。上海虹口同仁醫院在建院第一年(1865年)，共診治男性病人6370人，女性病人9478人，另有76名外國人，共計15 924人。由此不可否認，廣州、上海這樣的城市是相對發達的地區，也是教會醫師活躍的場所，當地西醫院的受醫者比貧窮落后地區的受醫者要多得多。
這一時期，民眾對西醫的認識和接納的程度有著很大的地域性差異。首先是廣東人對西醫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其次為東南沿海一帶較為開放的地區人們的信任;再次是上海人的信任。上海人后來居上，人們普遍熱衷于西醫西藥。雖然上海也出現針對西醫的謠言，但并未引發多少醫患沖突，上海民眾反倒不為“剜眼剖心”之類的謠言所迷惑。《上海新報》1870年有一篇評論中寫道:“數日前上海謠言漸興，實為可笑。知者不為所惑，愚者易于受驚。”
民眾對西醫的認可是西洋醫學在中國扎根生存的基礎。在西醫東漸的過程中，中國民眾對西醫認識的變化，主要得益于西醫的實效性。人們在與西醫的日常接觸中慢慢了解了它的功效，在中、西醫并存的地方，民眾的心理天平慢慢地向西醫傾斜。客觀地說，清末民眾對西醫只是逐步產生了興趣而已，并沒有真正形成觀念。因為觀念的形成有賴于熱情的升溫和習慣的養成，教會醫學深知，要在整個中國民眾中培養和形成西醫觀念，就必須擴大西醫的影響并拓展生存空間。
西醫對中國民眾的影響也是從南到北逐漸擴展的。當伯駕等教會醫生在南方大展拳腳之時，在統治中心的北京，洋醫生依然形單影只。英國人雒魏林開創了北京的西醫事業，1861年他來到北京，擔任英國駐華使館醫生，后來開辦了自己的診所，即北京首家基督教會醫院(后來協和醫院的前身)。雒魏林到北京后，不僅贏得了清廷的信任，也在普通百姓中產生了影響。《申報》曾載文描述了當時的情況:“京都有西人設立醫院一所，用以救濟疾苦之人，意至善也。據云去夏至今一周年中共醫有九千六百十八人， 可見華人亦皆信其術精勝矣。” 1864年醫學博士德貞接替雒魏林，主持北京的醫療工作。
早期教會醫院還出現在上海、福州、寧波、漢口、汕頭等地。1873年，《申報》記述了當時西醫在上海地區的景況:“自中西通商以后，凡泰西諸國醫士接踵而來，藥材齊集而至，如上海一區，西醫之設立醫館已有數處……無論中西富貴貧賤之人，均可就醫于各館，富貴者求醫而不求藥，貧賤者則醫藥皆出之館中，甚至貧苦無告之人，沉重難治之癥，并令住宿館中，供其飲食，遣人扶持，病愈即行，不費分文，立法之善，誠莫與京矣。”另一篇時評也報道:“自中國通商以后，西醫之至中國者，各口岸皆有之，非徒來醫西人，而且欲醫華人。但華人不識西國藥性，不敢延請西醫，故初時華人均不肯信西國醫藥。于是西醫邀請中西商富，先集巨資，創立醫館;次集歲費，備辦藥材，以為送醫之舉。初則貧賤患病、無力醫藥者就之，常常有效;繼則富貴患病、華醫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則無論貧富貴賤，皆有喜西藥之簡便與西藥之奇異，而就館醫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
還有資料記載了當時醫院摩肩接踵、門庭若市的場景:“看一看在醫院大門外，排在大街上候診的隊伍，看一看每天清晨從四面八方涌來的車馬轎子，看一看那些官員、侍從、馬夫、轎漢，是如何把整條街擠得水泄不通的。人們把小孩舉過頭頂，否則小孩就會窒息、擠傷。”顯然，只有贏得社會公眾的熱衷和關注，西醫在中國的發展才有肥沃的土壤，民眾的認可是西洋醫學在中國扎根生存的基礎。
西醫初來之時給中國窮人施舍醫藥，帶有明顯的福利性質，因而不被生活相對富足、骨子里充滿文化優越感的人士認同。但到了19世紀末，報章雜志上有關西醫院的介紹就逐漸多了起來。《點石齋畫報》以生動明快的畫面，描寫了西洋醫“仁醫濟世”的場景。該畫報收集了多幅西醫為病人診療的畫面，如“著手成春”、“西醫治病”、“收腸入腹”、“西醫治疝”、“剖腹出兒”、“瞽目復明”、“妙手割瘤”等。其中《妙手割瘤》一幅，登載了上海西門婦孺醫院女醫生邀請滬上西醫會診，為一女病人切除150多磅肉瘤的病例，并記載了手術過程:“將該氏置機器鐵椅上施以悶藥，用利刃將瘤割下，然后噴水令其蘇醒……據西醫云，此等大瘤從來未有，故已浸以藥水寄往泰西大醫院中藉資考究。”而該婦痊愈后“行坐起居如釋重累，不禁喜出意外”。另一則《西醫治病》報道:“都中施醫院之西醫某君，初次蒞華，未諳言語。而治病給藥，必需詳詢，方知病之原委。有西女某，教中人，亦好善為懷者，愿代某君喉舌之司。兩相得而益彰，故赴院病人日以百計，西士女不以煩冗為苦，殊足多矣。”
這兩幅紀實性畫面成為西醫大夫神奇醫術和良好職業道德的真實寫照，同時也反映了當時中國人尤其是都市民眾對于西醫治療的一般觀念。這些關于西醫院的正面報道，反映了士民們接納和提倡西醫的開放心態。
西醫日益進入了中國民眾的生活底層，盡管覆蓋面相對有限，但其顯著的療效確實改變了大部分中國人的態度。1883年教會醫師藍華德、柏樂文在蘇州創辦首家教會醫院時，當地“社會對于西醫毫無認識，盲從反對者甚眾”。直到19世紀末依然是“中戶以上，不樂西醫”，前往就診的“惟附近村農暨無告之民”。然而，惠更醫師始終如一地“以醫澤民，臨診懇摯”，對病人“愛護若家人”，繼而“病者輒霍然而去，歡贊之聲，漸澈路衢，求治者日眾”，且“稱道不去口”。蘇州人對惠醫生可謂百般感激。到20世紀初，越來越多的蘇州人開始接受西醫，西醫西藥被蘇州各階層廣泛信奉，甚至一些上流社會也到教會醫院投醫問藥，治療疾病。一些豪門貴族還將子弟送到教會醫院自費學習西醫。對西醫的態度改變以后，治病觀念也隨之轉變，多數居民“有病輒就院治”，而不再像過去那樣愚昧無知，遇到疾病就求神拜佛了。
從《申報》廣告看上海人的西醫觀
上海開埠以來，西人與日俱增，隨著上海商業化的發展，西化成為上海的一個重要社會特性。而上海民眾對于西醫的熱衷在近代中國也最具典型意義。
西醫與上海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看西醫、吃西藥成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內容。上海是中國近代廣告事業的發源地，從《申報》歷年的醫藥廣告中，可以看出上海人對西醫西藥的價值取向。民國初年《申報》每日發行8至24版，周日或節慶可能擴展到三四十版，每一個版面上都有醫藥廣告。戈公振曾以1922年《申報》上的各類廣告為依據，加以統計分析，醫藥廣告在數量和面積上占廣告總數的34.9%，居各類廣告之首。黃克武把《申報》上醫藥廣告分為五類:醫院、診所、藥房、制藥公司與進口洋行。醫院包括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兩類。其中“綜合醫院的廣告全為西醫醫院所刊登，并沒有看到中醫醫院的廣告”。“專科醫院規模較小，絕大部分亦為西醫，如產科醫院、眼科醫院、牙科醫院、戒煙醫院等。”診所的規模相對較小，通常只有一位醫生。雖然“當時上海醫生的人數是中醫師多西醫師少，但在診所廣告方面卻是西醫的廣告多而中醫的廣告少。中醫人數是西醫人數的8倍左右，宣傳上卻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在廣告量上中醫廣告大概還不到西醫廣告的一半”。這表明“在民國初年，較多的西醫開始進入中國社會，不少的西醫師為了增加知名度，便在報紙上大力宣傳，希望能借此而招攬到更多的生意”。藥房廣告中，也是西醫占多數。
西醫西藥向來不分家。上海的西藥業濫觴于19世紀中葉，最初由英商大英藥房銷售家用成藥，后大英藥房職員自行開設中西大藥房，至黃楚久開設中法藥房后，上海才出現由國人自行制造與販賣藥物的西藥房。制藥公司與進口洋行的廣告更是日復一日地對廣大受眾進行疲勞轟炸，黃克武考查發現，一些西醫制藥公司如美商兜安氏西藥公司、英商第威德公司、美國紐約利亞化學制藥公司、江逢治制藥公司、大生制藥公司等長期在《申報》上做廣告。其中兜安氏西藥公司的廣告量最大，該公司出產的“兜安氏密制保腎丸”，常年刊登的巨幅廣告，“堪稱居于民初各類醫藥廣告之冠”。
從《申報》上的醫藥廣告可以間接反映出西醫西藥在中國社會的逐漸流行，一方面得益于中醫無法比擬的醫療成果，如種牛痘預防天花、膀胱結石與眼科手術等方面的優勢;另一方面，與西醫西藥在報刊上大規模的宣傳攻勢不無關系。
我們還可以從《申報》的醫藥廣告中看出，西醫在民眾心目中優勢地位的確立以及對中醫式微所產生的危機感。民國初年的上海，存在著中西醫藥并存的局面，并逐漸顯現出這樣的端倪:雖則在實際上中醫和中藥房的數量遠超過西醫和西藥房，但在報紙廣告上所見到的景象卻正好相反，后者的廣告量遠大于前者。伴隨著西醫西藥的逐漸興起，中西醫勢力在悄悄地發生轉移，呈此消彼長之勢。一則廣告赫然出現這樣的字眼:“自西學東漸，中醫日晦，潮流所蕩，國粹潛消。”另一則廣告又說:“泰西醫學輸入中國，社會對西醫漸形信仰。”雖然前一條廣告有些夸大其詞，但至少說明了西醫對傳統醫學優勢地位的強烈沖擊和一部分人心目中的真切感受。
黃克武總結了民初上海的三種醫療觀念:“第一種類型相信中醫，排斥或不知道西醫，這些人生病時會依一些自己熟悉的藥方至藥店抓藥，或購買中藥成藥，自我治療無效之后則向中醫師求診。第二種類型相信西醫而排斥中醫，這些人生病時會先到西藥房購買成藥，無效的話則至西醫診所或醫院看病。第三種類型較復雜，他們并不清楚區別中醫和西醫，而是普遍地從外界吸收參差不齊的醫療觀念，再依不同的病況采取不同的措施。”他推測民初上海“持第二、三類看法的人似乎越來越多”，“就《申報》史料來觀察，第三種類型的醫療觀念在民初上海十分普遍”。這種不分中、西，追求實效的醫療觀念具有很強的功利性，也正是這種功利性的驅使，使中西醫在患者中并未形成對立的情結，筆者認為，這正是中、西醫得以并存與兼容的社會心理基礎。
新聞學家戈公振認為:“廣告為商業發展之史乘，亦即文化發展之進步。”在社會轉型時期，近代報業的商業廣告以此獨特的媒介作用日益滲透到社會各階層。廣告日復一日的視覺沖擊，逐漸改變了都市人傳統的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西醫作為異域文化初來之時多為國人誤解，以《申報》為代表的大量醫藥廣告溝通了民眾與西醫的接觸路徑，通過臨床就診，服用藥物，疾病得以治療，生命得以延續，生活質量得以提高。事實上，到了1930年代西醫西藥在上海就已經深入人心了。
西醫如何成為主流？
近代中國，西醫的傳入明顯具有時空差異的梯度特點。社會民眾西醫觀念的形成也恰恰契合了這一變化，地域開放越早，民眾與西醫接觸時間越長，接受程度越深，西醫觀念越牢固。這就是為什么上海、廣東等地的民眾對西醫關注和熱切的程度遠遠高于內地的原因。底層民眾先于上流社會廣泛接受西醫，是西醫東漸過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歷史景象。何小蓮在《西醫東漸與文化調適》中合理地解析了這一現象，她認為上層精英處于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位置，對傳統文
化依存度最大，對異質文化排斥力最強;而普通民眾則正好相反，處于傳統文化的邊緣地帶，對其依存度較小，所以能對西醫這樣的異質文化表現出相當的熱衷。這也是西醫最早在社會下層打開局面的歷史文化根由。
縱覽清末民初中國的醫療格局，西醫地位不斷上升，影響力愈發擴大。從受益范圍來看，普通民眾始終是西醫面對的最廣泛的群體，也是其取信中國、扎根中國的社會基礎。歷史表明，只有贏得社會廣大民眾的興趣和關注，西醫在中國的普及發展才有肥沃的土壤。從過程來看，西醫入華，歷經百年風雨滄桑，民眾對西醫的態度產生了巨大變化，表現出空前的熱情，并形成穩固的西醫觀，這種觀念也在客觀上為中國現代醫療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文化心理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