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王朝”指的是王朝滅亡后與前朝有血緣關系的皇室或宗室重新建立的王朝。古往今來，大一統王朝滅亡后大都會有第二王朝的出現，如西漢后的東漢，西晉后的東晉，北宋后的南宋，元朝后的北元，明朝后的南明，清朝后的偽滿政府，秦隋國祚日短，自然不必多說，但統治將近三個世紀且與漢朝并稱的唐朝為何滅亡后無“第二王朝”？

九天閶闔開宮殿

匹諾曹

五代十國的后唐和南唐雖說皆是姓李，又以唐為國號，但卻和李唐無任何瓜葛。說到這，就得提提兩位“匹諾曹”老兄了。第一位“匹諾曹”后唐李存勖本為沙陀族，其祖父朱邪赤心因鎮壓龐勛起義有功，被唐朝皇帝賜為李姓。而第二位“匹諾曹”徐知誥自言是唐憲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孫，但按《吳越備史》的記載:“知誥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為安吉砦將，吳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虜知誥歸為仆隸。”也就是說，徐知誥奴仆出身，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小嘍啰。根本不存在什么皇室貴胄之說，待到徐知誥即位為帝，為了更好在南方立足，改以唐為國號，改姓李。這兩位“匹諾曹”很狡猾呀。

帝都長安

阿唐 阿唐

阿唐，是當時世界最強盛的國家，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修建長城的大一統中原王朝。不僅如此阿唐也是文化強盛的大一統王朝，以至于之后海外稱我們為“唐人”，可見阿唐影響力的巨大。但于公元907年隨著朱溫在開封稱帝，289歲的阿唐永遠離開了我們。曾經阿唐的輝煌也一去不復返，剩下的只有那些殘磚爛瓦以及無限的懷念。縱觀阿唐這近三百歲的一生，安史之亂后的阿唐開始走下坡路，雖然有元和中興、大中之治的挽救，但阿唐此刻卻患了兩種病，一種叫歷史悠久的“宦官專權病”，另一種是前所未有的“藩鎮割據病”，這兩種病預示著阿唐的壽命日漸夕陽化。更是在阿唐晚年爆發了龐勛起義、裘甫起義、黃巢起義等大規模農民起義。唐末農民起義持續25年，尤其是黃巢這哥們攻破長安城，建立大齊政權，給阿唐以沉重打擊，阿唐也是欲哭無淚啊，那句“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似乎都成了泡影了。

唐末農民戰爭

藩鎮毒瘤

如果說宦官專政是病，那么咱可以說藩鎮問題是一顆“毒瘤”。隨著均田制府兵制的相繼瓦解，藩鎮問題已嶄露頭角，自一個叫唐代宗的哥們大封節度使后，藩鎮割據問題便急劇膨脹。地方勢力不斷膨脹對唐中央政府構成嚴重威脅，地方藩鎮集兵、政、財權任命權于一身，甚至地方節度使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現象也屢見不鮮。《舊唐書》記載：“部下各數萬勁兵，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貢賦不入于朝廷，雖稱籓臣，實非王臣也。朝廷初集，姑務懷安，以是不能制”，當年威風凜凜的安祿山大兄弟便是兼任范陽平盧河東三大地區節度使。待到黃巢起義平亂后起義軍內部的殘余勢力變成藩鎮，和傳統藩鎮以及農民起義時發展起來的地方新藩鎮開始劇烈大混戰。而在唐亡之后，五代十國時期也是唐朝藩鎮的延續，大多數的藩鎮也都自立為帝，地方權力空前強大。通俗地說，唐末藩鎮的局面就如同春秋戰國，而唐帝就如同周天子有權無實，還真是應了那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唐末軍閥形勢圖

崽子大屠殺

由于唐朝宗室的無能，我們姑且先稱唐朝宗室為“崽子”吧。唐末的崽子大屠殺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882年黃巢起義軍攻進長安時，《資治通鑒》記載：“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第二次是公元897年韓建與宦官劉季述矯詔抓捕十六宅中年長的十一王，《新唐書》記載“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堤谷殺之”。第三次是公元904年末代皇帝唐昭宗具有較親血緣的九個年少皇子被蔣玄暉沉尸于江水之中。經過這三次宗室大屠殺，李唐崽子們已所剩無幾。至此唐朝無論大崽子小崽子幾乎都被屠殺殆盡，以至于唐朝滅亡后崽子們大大多早已成了刀下魂。

唐末疆域圖

“囚籠”

宗室既有拱衛王室的作用，也有分割權力的作用。提及至此，不得不說唐朝的“囚籠”政策。玄宗開設位于長安城西北角的“十王宅”雖然是富麗堂皇，但實質也是囚禁的牢房，十王宅中的皇子雖貴為宗室，但卻沒有人身自由，一舉一動都被皇帝派的宦官監視，即使是皇太子這種尊貴的身份也僅僅是從十王宅旁騰出一別院單獨居住，其人身自由大大受到限制。隨著皇孫的相繼降世，喜笑顏開的唐玄宗的“百孫院”工作也展開起來，十王宅百孫院的宗室生活起居都在其中進行，與外界幾乎沒有任何聯系，其婚嫁及其日常起居也都在宅中進行。不僅如此，宗室的權力也受到極大的削減，當年在玄宗時期姚崇答應出任宰相的前提其中之一便是禁止皇室在中央政府任職，此后的唐朝皇子便基本無軍事武裝和政治勢力。與玄宗初衷相違背的是，“囚籠”政策不僅僅的是起到限制內斗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這種抱團般的戰術也給了后來屠殺宗室提供了方便,晚唐皇子和皇帝般微妙的父子君臣關系也正是印證了這一點。唐玄宗的”囚籠“政策雖然減少了宗室殘殺，但也導致了唐中晚期的宗室衰微，切斷了唐朝復興的后路。我想如果各位唐朝皇帝在地府聚在一起，李淵李世民最先拿棍子打的應該就是唐玄宗了。

十六宅位置圖

朱“全忠”？

“第二王朝”中的會員東晉南宋的出現，都是因為外族入侵而被迫遷都，其得以立足的重要原因都是大臣或是當地名門豪族的支持，相對侍奉異族的君主，倒不如擁立本族的親王，其中有一定家國情懷的影響。 但唐朝君臣之間的矛盾在德宗時期就已經初現，涇原兵變后隨著皇帝對武將的漸漸疏遠， 宦官掌管禁軍的制度逐步確立。以至于后來宦官廢立皇帝的現象比比皆是，文宗、武宗、宣宗皆是宦官所立，憲宗、敬宗又都是宦官所殺，但這一近百年的“宦官專權病“卻在朱溫時期得到解決，大大增強了朱溫的政治支持。還記得當年皇帝給朱溫賜名為“朱全忠”，希望朱溫成為唐王朝的肱骨之臣，相反的是 朱溫在打敗李克用、李茂貞后一舉成為中原權勢滔天的大軍閥，更是在遷都洛陽后殺死唐昭宗，雖然此舉受到朝臣的非議，但迫于勢單力薄終究是無可奈何。 朱溫在此之前已有稱帝篡唐的心思，而為了打擊舊官僚貴族，壯大自己的政治勢力，便制造了慘絕人寰的“白馬驛之禍”，殺死左仆射崔遠、右仆射裴樞、同平章事獨孤損等朝臣三十人，并投尸于河，殺紅了眼的朱溫又殺死皇太后何氏。 白馬驛事件后，中央政府的擁唐勢力已基本被清除。 被挾持的唐哀帝以朱溫為宰相，封魏王，加九錫。

朱溫像

水可載舟，亦可覆舟

唐朝皇帝出逃是家常便飯，說是出逃，更像是旅游。安史之亂后，唐朝帝王竟有9次出逃帝都長安，每一次出逃，長安幾乎就會成為一座廢城，更不必說其他受戰亂波及到城市了。再加之唐末的土地兼并狀況空前嚴重，皇莊官莊等強占大量土地，官吏以皇帝進貢的名義對下層人民進行殘酷剝削，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日益加劇，農民起義頻繁不斷。唐末小皇帝早已失去其先祖們的雄心，怨聲載道的唐民也早已對他們的小皇帝失去信心。晚唐形成“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的局面，唐朝末年中央政府的權威已經掃地，民心盡失。

唐末農民困苦生活

簡而言之，對于中央與地方而言，地方勢力空前膨脹，而中央勢力急劇縮減。對于皇權與相權而言，相權越發有力，而皇權逐漸衰退。再加之以宗室無人，民心盡失，唐亡后為何沒有“第二王朝”的出現也就可想而知了。

參考文獻：

《資治通鑒》 宋 司馬光

《新唐書》 宋 宋祁 歐陽修等

《舊唐書》 后晉 劉昫 張昭遠等

《中國通史·隋唐五代史》傅樂成

《新五代史 卷一 梁本紀 第一》 宋 歐陽修

《中國通史》 白壽彝

《唐代藩鎮研究》 張國剛

《理解中晚唐河朔藩鎮演變的鑰匙》 人民網 張天虹

《西安考古發現唐玄宗時期“皇子集體公寓”》 鳳凰網

作者簡介：

木水召：現居于膠東某鎮的一屆十七歲書生，才疏學淺，詮才末學，偶成一文，略感快意，望未來更加努力，前程不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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