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 東方歷史評論

撰文：許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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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一場突然的危機震驚了整個國家。1895年是近代中國的轉折時刻，它迫使所有人重新思考清王朝在世界的位置，它內部的深層困境，以及公開表達之迫切。只有幻像與恐懼皆被打破，變化才可能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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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經上海時，恰逢下雪，這在已經立春的江南多少有些讓人意外。“春寒惻惻逼春衣，二月江南雪尚霏，一事生平忘不得，京華除夜擁爐時。”在給妻子的信中，梁啟超流露出少見的兒女情長。

六天前，他再度從廣州啟程，參加乙未年（1895）會試。出于對戰事的恐懼，頗多南方舉人放棄了北上，但草堂師生照舊出發。他們經常刻意掩飾自己的功名心，一邊對八股文章口誅筆伐，一邊又勤于應考：康有為說他迫于母命，梁啟超則歸結于父親的壓力。

促使梁啟超感傷的不僅是天氣，也有對國家的憂慮。與日本的戰事不斷惡化，在報業發達的上海，他能夠聽聞各種戰敗消息。在海上，提督丁汝昌正月十八日在劉公島自殺，北洋艦隊徹底覆滅；在陸地，重新被啟用的湘軍沒有表現出任何人們期待中的力量。即使依賴英國人、法國人保護而暫時獲得平靜的上海，也處于不確定之中，相傳日本人不僅要直取北京，還會進攻南京。上海名士鄭觀應勸自己的朋友、天津海關道盛宣懷回蘇州創辦民團，抵御可能到來的日軍。

對于個人前途，梁啟超同樣不置可否。接連三次的落榜不免令人意興闌珊，時局如斯，獲得功名又如何。他對夏曾佑說此行并不是為了參加會試，而只想做一番“汗漫游”，“以略求天下之人才”。他喜歡上海，因為這里是“南北要沖，人才湊入之地”。他提起了中西書院的邀請，教席“雖所得微薄”，但有西文老師，可一邊教書一邊學西文。在給汪康年的信中，他對去年北京相聚懷念不已， “京華萍合，已成影事，不任惆悵”，之后不無抱怨地說，已半年沒接到夏曾佑的來信了，羨慕夏在湖北的“同人之樂”，他也很想去一趟湖北，拜會新老朋友。他把借閱的《中俄交界圖》還給汪康年在上海的弟弟——這本書的作者洪鈞曾出任駐柏林與圣彼得堡公使，娶了著名煙花女子賽金花為妾。“我輩今日無一事可為，只有廣聯人才，創開風氣，此事尚可半主”，他在信中再度表達了這個觀點。在要廣聯的人才中，他特意提及了孫文，說這個人“略通西學，憤嫉時變之流”，又非哥老會式的江湖人物，追隨者都是遍布南洋與美洲的商人或留學生。他還聽說張之洞有一位梁姓幕僚，也是孫中山的追隨者，希望汪能去一探究竟。

梁啟超

將孫文視作一個可聯絡的人才，或許跟偶遇陳少白有關。陳少白也是新會人，比梁啟超年長四歲，英俊而富有才智。他生于一個基督教家庭，父親是一位牧師，對他影響甚深的三叔也是基督徒，常從廣州帶回西學譯書，讓他學習英文、日文。梁啟超求學于學海堂時，陳少白進入了美國人創辦的格致書院，兩年后進入香港的西醫書院，成為孫文的密友。他幫孫文起草了給李鴻章的上書，提出變法的建議。李鴻章忙于即將到來的中日沖突，無暇給一個香港醫學院畢業生太多的關注。這種挫敗感將孫文與同伴們推向另一個方向，“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遂于1894 年末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致力于推翻清政權，如今正四處尋求可能聯合的力量。

此刻，陳少白也住在洋涇浜的全安棧。陳少白試圖接近康有為，而后者保持著一貫的傲慢——“莊重接見，正襟危坐，儀容肅然”。當陳少白“痛言清朝政治日壞，非推翻改造，決不足以挽救危局”，康有為沒有感到詫異，還多少認同了這種看法。他隨即介紹梁啟超給陳少白，兩人年齡相仿，“談論頗歡”。誰也不知道，談興濃時，陳少白是否會無意講起興中會正在醞釀的大膽計劃。二月二十日，孫文在香港主持興中會干部會議，計劃攻取廣州，并采用青天白日革命軍旗。

盡管梁啟超沒記述這次見面的情形，陳少白的談話多少還是會觸動他，兩人一起分享了對現政權的厭惡。但與孫文、陳少白不同，草堂師生仍自視為正途，康有為的傲慢多少流露出這一點，作為舉人的他們仍有機會金榜題名，躋身權力與榮耀的中心，這或許才是更有效的變革方式。

梁啟超乘船北上時，戰事似乎變得愈加嚴重。二月二十三日，即將駛入大沽港的客輪被一艘日本軍艦攔截，日本人懷疑從上海來的商輪上可能藏有軍火，直接登船搜查。渤海灣幾乎淪為日本的內湖，日本軍艦可以自由往來，而中國方面對此毫無辦法。

稽查沒有引發特別后果，卻讓康有為與梁啟超第一次切身感受到戰敗之屈辱。對康有為而言，這羞辱中還包括懷才未遇的憤懣——倘若朝廷早日相信他在1888年上書中對日本野心的判斷， “必無此辱也”。

抵達天津時，他們可能感覺到這座城市正在發生的戲劇性變化。這里正面臨著二十五年來最大的一次權力交接：三個月前，李鴻章被免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職，由王文韶取代。這是李鴻章一生最大的一次政治挫敗，除此之外，他還要肩負起與日本談判的任務，剛離開大沽港前往馬關會見伊藤博文。這已經是中國派出的第三個議和使團了，此前不管是德國人崔德琳領銜的使團，還是張蔭桓、邵友濂使團，都因缺乏足夠權威被日本人拒絕。在日本人心中，唯有恭親王與李鴻章符合談判的資格。這是一次注定被唾罵的出使，朝廷不可能讓皇胄宗室陷于這樣的窘境，恥辱必須由漢人大臣來承擔。李鴻章的確要為這羞辱負責，天津城中的一些插曲曾反映出這是一場必敗的戰爭。作為李鴻章重要幕僚的羅豐祿，戰時焦慮的不是國家的命運，而是自己的小家庭，聽到威海失守的消息后，他寫信給遠方的愛妾說：“但使倭寇不來，不至無家可歸，余事皆可存而不論矣。”

萬木草堂師生到達北京時，春意已頗為濃厚，陶然亭的海棠應已含苞欲放。比起梁啟超四個月前離開時，京城氣氛又發生了不少變化。恭親王沒有給人們帶來想象中的改進，他徹底喪失了昔日的風采，在翁同龢的眼中，他已經老弱不堪，“疾甚，唯唯”。 主戰派對于湘軍的殷切期待也已經化作泡影。清流派的激憤與正義感不僅于事無補，反而把國家引入更深的危機，就連他們眼中“素為知兵”的李秉衡，對于日軍在榮成登陸、突襲威海也束手無策。

作戰的勇氣早已失去，嘆息與哭聲彌漫于宮廷，慈禧曾對劉坤一說：“我哭，皇帝亦哭，往往母子對哭。”但相擁痛哭也掩飾不住母子的斗爭，慈禧以干政、賣官的名義，貶斥了光緒最寵愛的珍妃，這也引發了“帝黨”與“后黨”之間新的沖突。御史安維峻去年末上奏折，大膽且不無臆想地提及兩宮矛盾，并勸“皇太后既歸政皇上，若仍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臣民？”奏章把戰敗歸咎于李鴻章，請求將其誅殺。這是清流派最慣常的風格，用個人恩怨、道德判斷來替代復雜的現實。不出意料，安維峻被革職，謫戍張家口，但他反而因此“聲震中外，人多榮之”，贏得了外界普遍的贊譽，一位名叫王正誼的京城鏢師甚至自愿護送他前往戍地—在江湖中，這位鏢師以“大刀王五”著稱。

恐慌四處蔓延，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在家信中寫道：“京師頗形震動。京官家眷，十去其八矣。”遷都的議論喧騰不已。張之洞與李文田最初提出遷都建議，他們用“西狩”的名義掩飾這種逃離，借助典籍將失敗轉化成新的希望——在《春秋》中，正是在田野狩獵時，魯哀公捕獲麒麟，成為中興的跡象。翁同龢也主張遷都，甚至在皇帝面前與孫毓汶公開爭論了起來。頗有一些中低層官員響應這些倡議：沈曾植、蒯禮卿建議遷都至襄陽；文廷式則用他一貫的縱橫捭闔來證明遷都之必要，建議光緒做出類似俄國亞歷山大一世的選擇——在1812年舍棄莫斯科后，俄國最終戰勝了拿破侖。然而，這些主張卻引起了滿人權貴的諸多不滿，敏銳的工部尚書孫家鼐勸告提出倡議的李文田，倘若執意如此，必然招致奇禍，嚇得李趕緊收起了主張。康有為感到了這股不安氣氛，不無臆想地寫道：“內廷預備車輛五百，以備遷都。朝士紛紛，多慮國亡出京師者。”

康有為

戰無可戰，遷都又無疾而終，和談便成了唯一的選擇。為了尋求國際社會的幫助，恭親王甚至接受了《紐約時報》的專訪，在譴責了日本之后，他破天荒承認中國自身的缺陷，“我們對這場戰爭處理得不夠明智，并且，有些官員的表現不稱職，不能勝任國家的責任。由于這些不利因素的存在，我們大清國在這次戰爭中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損失”。當然，他不會承認，關鍵的問題出在最高決策者，也就是太后與皇帝身上。國際干預的確成了清帝國最后的希望，李鴻章來到京城為和談做準備時，就馬不停蹄地拜會東交民巷的公使館，尋求各國的支持。此刻，所有人都等待他從馬關傳回的消息。

與去年一樣，康有為住在燒酒胡同的金頂廟。梁啟超這次沒住在新會會館，而是與麥孟華一同住在南城的一家關帝廟。張蔭桓已于二月十二日回到北京，或許會與康有為、梁啟超談起失敗的廣島之行，以及伊藤博文、陸奧宗光之傲慢。梁啟超去年夏天結識的一批名士則陷入困境，他們的好戰姿態開始讓位于恐慌、無奈、憤恨與努力保持的傲慢。和談雖不可避免，他們卻仍舊對現實不感興趣，一味陶醉在道德姿態之中。翁同龢只是一味希望李鴻章堅守只賠款、不割地的底線，其實對日本的考量一無所知。

戰事沒有中斷會試，卻阻礙了很多舉子來京，尤其是東南沿海的省份，“蓋因倭人犯邊，水路不通，東南諸省皆不能來”。最終，大約五千人參加了會試，比往年少了將近兩千。帝國的疆域過于遼闊，風俗差異顯著，不同省份的舉人缺乏共同體之感。他們照例圍繞著同鄉京官、商號與會館，尋求京官印結，拜會老師，聯絡感情，準備應試，或逛一逛聞名已久的京師風物。對于大部分舉人來說，會試才是京師中最重要的事情。

山西舉人劉大鵬拜會了兩位座師，準備了“贄金四兩，門敬六千，土儀藕粉二斤”，還拜見了八位山西籍的京官，逛了逛廣興糧店、恒興號等商鋪。“京城甚大，凡出門，遠則一二十里，近則三四里，必須一日工夫”，但“出門欲坐車，隨地皆有……此外又有驢，欲省錢則騎驢”。初次入京者，很容易被都城的規模與氣勢所震驚。

“京都城中，不知幾千百萬人，每日之中，無論大街小巷，莫不肩摩轂擊，攘往熙來”，劉大鵬發現，“酒飯館千百家，日日滿座，演劇院十數家，每院聽戲者且有千余人……惟忌辰日不演”，但他又覺得京城“風氣失于浮華，一舉一動，莫非爭個虛體面”。在東岳廟會，男女游客雜處，竟然毫不避嫌，這讓他頗為震驚，首善之區都毫不符合孔孟之道，簡直有禮崩樂壞之嫌。他還感慨，人們并不真的關心儒家價值，考試只講究書法，“寫字為第一要緊事，其次則讀詩文及詩賦，至于翻經閱史，則為余事也”。

這種忙碌與喧鬧，似乎很容易消化前線的緊張感。劉大鵬沒有提及中日會談，只在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提到了安維峻對李鴻章的彈劾，他對大刀王五的忠義之舉贊嘆不已，只可惜將其錯記成 “李五”。至于馬關談判、李鴻章之遇刺，他在日記里只字未提，很有可能也毫不知情。

馬關和談于二月二十四日正式開始，地點選在以河豚聞名的春帆樓，伊藤博文出任日方首席談判代表。李鴻章將每一次進展用電報發給總理衙門，等待來自北京的指示。第三次談判結束后，李鴻章回到下榻的接引寺，途中被一個日本人行刺，子彈貫穿鼻部，據說七十三歲的李鴻章鎮定異常，用手帕捂住傷口，泰然自若地回到住所。刺殺改變了談判進程，日方手腳大亂，從天皇到普通民眾都表現出熱切關注，憂慮這次刺殺事件會引發西方對中國的同情，令談判更為棘手。中方對于自己代表的命運反而相當漠然，關注點仍在談判上，“上為之不怡良久……恭邸亦相對愁絕”，翁同龢在日記中沒表現出任何同情，似乎李鴻章只是代表失敗的北洋、失敗的自己。中國官員不知如何利用這個意外，將之變成談判的籌碼，自詡經驗老到的李鴻章本人也是如此。但讓中方興奮的是，一直期待的休戰協定終于在三月五日簽訂了。

對于這些歷史插曲，梁啟超沒留下個人記錄。中國與日本的差異在談判中顯露無遺， 當日本媒體將談判呈現于公眾面前時。即使自認帝國精英的官員、舉子們，也只能通過零星的消息略知一二——你很難想象李鴻章的談判團中會有隨行記者。“以一人敵一國”，在日后為李鴻章作傳時，梁啟超對于這位老人不無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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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暫時的停戰中，舉子們進入考場。理學家徐桐出任主考官，副考官為啟秀、李文田、唐景崇（他的哥哥唐景崧，正在即將被割讓的臺灣擔任巡撫）。危機絲毫沒有反映在考場中，試題仍然是三道四書題：“主忠信”，“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由民”，詩題一道，“賦得褒德錄賢（得廉字，五言八韻）”。

在考生圍繞“忠信”“禮儀”“天下”“德賢”論文作賦時，清帝國加速了瓦解。在他們進入考棚的第二天，日方開出了令人瞠目結舌的條款，包括朝鮮獨立，割讓臺灣、遼東兩地，賠款白銀三億兩，允許日本在華擴大商業投資等。這些條款是日方不同利益集團的匯總：陸軍希望擁有遼東，保持對朝鮮之控制；海軍則要占據臺灣，作為拓展東南亞的基石；財政系統需要巨額賠款，為工業化提供資金……

條款傳到北京后，朝廷中樞陷入震驚與憤怒。大約四十年前，恭親王曾說來自歐洲的蠻夷與之前不同，他們不占領土地，“猶可以信義籠絡馴服其性”， 如今，想不到同文同種的日本人更貪婪，直接提出了土地要求，賠款數額也是最驚人的一次。這個要求像是普魯士精神的延續（日本崇拜這個國度與它的鐵血領導者俾斯麥），德國在1871 年強迫法國簽下苛刻條約，割地與賠款不是意外犒賞， 它本身就是戰爭的目標。

“胸中磊塊，未易平也”，翁同龢在當日寫道。在接下來幾天，主戰與主和的爭議再起。在軍機處內，翁堅持“臺不可棄”，孫毓汶則認為“戰字不能再提”，至于恭親王與慶親王，都抱著“無所可否”的態度。在日記中，翁同龢密集地記下了自己的挫敗、沮喪與淚水，空有一腔憤怒，卻毫無解決方案。

三月十六日，舉人們結束最后一場考試，馬關正在進行第四場會談。對于帶傷復出的李鴻章，日方只做出了少許讓步，他們在要求割讓的遼東半島中劃出了遼陽，即清帝國“龍興之地”的一部分，將賠款由三億兩減少為兩億兩。伊藤威脅說，廣島現泊運船六十余只，可載兵數萬，小松親王專候此信，即日啟行。第二天，他繼續提高壓力，要清政府四日內，也就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必須作出回復。戰事仍在繼續，停戰只限于北方，日軍正在進攻澎湖列島。

散場的舉子們原本要投各種拜會，宴請、游蕩、疏通關系，直到四月十二日放榜才決定去留。但這一年，對日談判的消息也進入了他們的生活，他們逃離了考棚中的緊張，卷入一種新的焦灼，意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參感。

“三月二十一日，電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康有為在自編年譜中沒有明確提及電報內容，馬關與北京間的頻繁電文，只有軍機處與總理衙門的少數大臣才能看到。文廷式感嘆“總署事極機密，余則得聞于一二同志”。連他的消息都支離破碎，在三月二十五日連銜的奏折中，還在要求推遲簽約，要求使節“與之力辯”。 事實上，李鴻章已于二十一日晚間發電，將于二十三日上午與日方正式簽約。

士大夫在自己的歷史中縱橫捭闔，卻對國際知識所知甚少。文廷式多少相信，《馬關條約》可能如十多年前的《伊犁條約》一樣， 即使大臣崇厚“勉強畫諾”，仍可能借由曾紀澤的談判挽回。那是清流派聲譽的頂峰，在他們的一連串攻擊下，朝廷被迫重新簽約。

文廷式也想借由清議力量改變結果。自談判以來，只有光緒皇帝、慈禧太后與軍機處、總理衙門的大臣們了解內容。文廷式則相信“公論不可不伸于天下”，而“都中多未見其約款，余錄之遍示同人”。

等到具體條款傳到更廣泛的官僚系統后，不難想象，它的苛刻程度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屈辱感。“自有中國以來，雖石晉之事契丹，南宋之事金、元，未嘗有是也”，一位士大夫的感慨代表了普遍情緒。這屈辱甚至得到了天氣的佐證。當《馬關條約》的原文條款（三月二十八日）送到北京時，原本晴朗的天空忽然刮起了大風， 黃霧四處彌漫。這很難不視作上天的警告。

屈辱激發起行動。自李鴻章前往馬關，朝廷就一直收到反對議和的奏折。臺灣巡撫唐景崧在聽聞割臺的條款后，于三月二十日電奏北京：“和議給予土地不可行。”三月二十一日，丁立鈞、華輝等五翰林上書反對議和。緊接著，從載濂、載澤這樣的王公貝勒，到張之洞、李秉衡等地方大員，再到御史、翰林學士，各種上奏紛紛涌來，要求拒和，尤其反對割地一條，為此不惜再戰。他們擔心割地會導致南北形勢發生改變，中國的防衛因此變得更難；這樣還會喪失人心，以致內亂不斷；何況這還將激發列強的野心，以后紛紛 提出領土要求。他們認定中國的失敗并非系統性的問題，而是統帥非人、賞罰不明，只要找到合適的將領，紀律嚴明，就可以再戰， 倘若把巨額賠款直接改作軍費，就可能通過持久戰獲勝。對日本的輕蔑之詞仍大有聽眾，他們相信日本國小民貧，無法久戰。有些人還提出了更具體的方案，比如湖北巡撫譚繼洵請求皇上與太后前往西安，以備再戰。這些奏折無不洋洋灑灑、痛心疾首，似乎在戰場上失去的，可以在紙上奪回來。

德、法、俄三國的干涉，又給了他們新的希望。三月二十九日，這三個國家的駐東京公使正式向日本提出要求，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與其說這是中國“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勝利，不如說是歐洲帝國對東方爭奪的新篇章。俄國害怕日本在朝鮮與中國東北勢力的增強，想制止日本在遼東半島取得立足點，法國希望維持東亞的均勢，德國想借此在中國獲得一個立足點。干涉震懾了日本，卻不能改變現狀。日本最終在四月十二日決定放棄遼東半島，但要追加三千萬兩白銀的賠償。

李鴻章

在所有的上書之中，唯一不同的聲音來自四川提督宋慶，他在四月初一（4月25日）的奏折中委婉地提醒說，“兵非久練，不足深恃。今日之急，尤在料簡軍實，去腐留精，嘗膽臥薪，實事求是”，暗示自己主張議和。宋慶曾在遼東與日軍作戰，田臺莊的失敗令他刻骨銘心，而仍在前線的劉坤一、吳大澂則干脆保持沉默—他們終于獲得了少許的現實感。

文廷式頗為自得地寫道：“俄而御使爭之，宗室、貝勒、公、將軍之內廷行走者爭之，上書房、南書房之翰林爭之。于是內閣、總署及各部司員各具公疏，大臣中單疏者亦十余人。”在這段描述的最后，是“各省之公車會試京師者亦聯名具疏，請都察院代奏…… 時和議幾沮”。

與文廷式的敘述不同，康有為將自己視作新風潮的開創者：“即令卓如鼓動各省，并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拒和議，湖南人和之。” 官員的上書被忽略了，舉人成了主體。梁啟超附和說：“康有為創議上書拒之，梁啟超乃日夜奔走號召，連署上書論國事，廣東、湖南同日先上，各省從之，各自連署麇集于都察院者，無日不有。”因為人們慣用“公車”來指舉人，這次行動也被稱作“公車上書”。等待會試結果的五千余名舉人， 突然變成一股難以預測的政治力量。

與這對師徒日后的描述不同，上書并不是從舉人們開始的，甚至最初的上書舉人也與他們的策動無關。四月初三，文廷式與戴鴻慈上奏彈劾都察院阻礙官員、舉人上書。四月初四（4月28日），臺灣安平縣舉人汪春源、嘉義縣羅秀惠、淡水縣黃宗鼎在臺灣籍京官具保下，力爭朝廷不要割讓臺灣，“祖宗墳墓，豈忍舍之而去？田園廬舍，誰能棄之而奔”，而“臺民忠勇可用”，可與日人作戰。這是最初上書的舉人。隨后，更多的“公車”開始加入。都察院是個極為低效的傳輸系統，舉人上書須有同鄉京官印結擔保，都察院全體堂官簽名，再按規定的格式抄錄一遍，還不得有“違礙字樣”。這次接連上書是清代歷史上的創舉。常年的政治高壓與自我審查下，讀書人不能議論朝政，更不能結黨行動，這一次，屈辱感戰勝了恐懼與謹慎，無疑是對禁忌的成功挑戰。他們在圣賢書上讀到了崇高的道德理想，突然有了某種表現渠道，這肯定是一種奇妙的新體驗。他們第一次作為政治力量出現，“雖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舊，駁雜不一，而士氣之稍伸，實自此始”。這和南城獨特的空間有關。會館成為集結與動員的中心，同鄉京官將朝中的消息與情緒帶給了舉人們，并動員他們參與行動。地緣是最佳黏合劑。會館密集分布，熱情可以輕易從一個省份傳遞到另一個省份，甚至產生了一種競爭心理，每個省份的舉人都想做出更有力的姿態，獲取集體榮譽感。廣東、湖南、江西的舉子尤其突出：廣東得風氣之先，湖南因湘軍神話賦予自己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江西則與文廷式的活躍態度有關。山西舉人也多次集體上書，原本無動于衷的舉人都為此感動，劉大鵬記得，每次都是御史裕德接受 上書，與舉人“相對涕泣”。

《公車上書記》

一直到四月初六，梁啟超才第一次出現在上書名單中。都察院代奏了八十八名廣東舉人的上書，由梁啟超領銜，麥孟華名列第五。這份名單是當日都察院代奏的七件之一，同日還有文俊鐸領銜的五十七位湖南舉人，譚紹裳領銜的二十名奉天舉人，十一名四川舉人，四十三名湖南與江西舉人的聯合上書。四月七日，又有二百八十九名廣東舉人的上書，領銜者是學海堂專課生陳景華，麥孟華列第六十三位，梁啟超是二百八十四位。

單從兩次署名，很難體現梁啟超的重要性。康有為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份名單中，他認為自己具有超然位置，只要梁啟超、麥孟華代表即可。與其他舉人不同，草堂師生的政治嗅覺極為敏銳，僅僅廣東上書不足以表現他們的愿望與能力，需要一次跨越地域的行動。四月初七，康有為、梁啟超號召各省舉人在松筠庵集會，想要通過更多聯署，創造更大的聲勢，或許可以改變和約命運——中日雙方在四月十四日煙臺正式換約，直到那時才會正式生效。

聚會地點松筠庵是楊繼盛故居，這位明代嘉靖年間的兵部武選司員外郎，以彈劾權傾一時的宰相嚴嵩著稱，被視為士大夫道德原則的最佳表率。即使被打得身上沒有一塊完好的皮膚，他仍堅持自己的主張，臨刑前還在吟誦“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咸豐以降，這里成為日漸復蘇的士大夫集會的場所，清流派尤其看中它的政治與道德意味，“常于松筠庵為會，討論時政，正言彈劾，一時殿陛風生”，黃體芳、張佩綸、寶廷、陳寶琛等光緒初年的清流派常在此聚會，文廷式也喜歡于此“日集京朝官……論朝政得失”。

按照康有為計劃，各省舉人從七日到九日一起探討他撰寫的一萬八千字上書，并征集簽名，十日向都察院投遞。康有為被一種強烈的激憤所占據，稱自己僅用一天兩夜就寫成了這篇長文。梁啟超與麥孟華不僅參與撰寫，還四處奔走、聯絡舉子。

在萬言書中，康有為再度發揮了他恣意縱橫的筆觸。他勸皇帝下三道詔書：第一道是罪己詔，深切反省自己；第二道嚴懲那些主 和的大臣、作戰不力的將帥、和談的使臣；第三道是求才之詔，遍求天下人才。他建議遷都，認為陜西是最佳選擇，“搶守函潼，奠定豐鎬”，接下來則是選擇將才練兵，聯合南洋的華僑助攻日本，“必有奇功”。這篇萬言書還提供了一個無所不包的改革方案，包括富國、養民、教民與革新庶政。在富國之法中，他建議發行鈔票、修筑鐵路、設立輪船公司、開發礦山、創辦郵政諸多方面，這些都將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養民之法中，他強調農業仍是一切的基礎，建議推進農業的現代化，設立農學會等。文章充滿悲情意識，充斥這樣字句：“棄臺民之事小，散天下民心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國之事大”。這也是當時典型的策論風格，看似提供了各種解決方案，實際上沒有一種是切實可行的。

康聲稱有一千二百人參與了聚會，梁啟超提供的數字則是一千三百名，康有為“實領袖之”，這意味著每四個舉人就有一人在萬言書上簽名。但即使經道光年間擴建，松筠庵最多也只能容納數百人，這一千余人該如何聚集在一起呢？很有可能，參與人以簽署知單方式參與。他們出于集體的狂熱情緒在上面簽了名，實際上很少有人有興趣與耐心讀完這封上書，也無心分辨它與其他上書的不同，甚至不知道康有為是何許人也。劉大鵬就從未在日記中提到過康有為的名字，在他眼中，上書更像是舉人們的自發行為，是一場沒有領導者的運動。來自福建的舉人邱菽園也是這場跨省聯署的參與者，但從未與康有為謀面。

不管有多少人參與，它都是一個重要的集合，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努力。松筠庵洋溢著悲情的氣氛，眾人此刻的姿態更勝于上書可能帶來的結果。

但歷史節奏與天氣都沒站在舉人們一邊。四月八日，當舉人們再度聚在松筠庵，原本晴朗的天空，“忽以向午后大雨震電，風雹交作”。盡管這場異象“逾刻而止”，卻徹底改變了院中的氣氛，眾人“但覺氣象愁慘，相對欷歔，憤悒不得語”。

風暴同樣發生在天津。天津自四月二日起接連降雨，然后海嘯淹沒軍營，軍士死亡上百，不少馬匹斃命。直隸總督王文韶電報說，“沿海防務非一兩月不能成軍”。舉人們聚集于松筠庵時，王的電報也傳到了北京，徹底摧毀了朝廷殘存的拒和決心。在紫禁城內，皇帝蓋上玉璽，批準和約，派遣聯芳與伍廷芳前往煙臺換約。在天津養病的李鴻章則電告伊藤博文，皇帝已批準合約。

舉人傍晚散去時，“聞局已大定，不復可救，于是群議渙散”，他們中有人說“仍當力爭以圖萬一”，也有“謂成事不說無為蛇足者”。激憤的群情讓位于退卻與疏離，幾百人又取回了知單，邱菽園就是其中的一位，因為他認定“主戰之不可恃”。到了四月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

原本計劃于四月十日上呈的萬言書，最終夭折。康有為將之歸結于軍機大臣孫毓汶的阻撓，舉人“遂多退縮，甚且有請除名者”；他還稱王文韶“誣奏海嘯、壘械棄毀”，促成了皇帝批準和約，甚至不無故意地歪曲，直到四月十七日都察院仍在代奏江西舉人與云南舉人的條陳。這也是最后一次“公車上書”。

舉人們情緒的變化，不僅因為和約的簽訂，也因四月十二日發榜。除了中榜者，大部分人作鳥獸散，政治情緒隨之消散。草堂師徒迎來了喜憂參半的結果。梁啟超、麥孟華與梁朝杰再度落榜，命運卻給了康有為獎賞，他在貢士榜上名列第五。關于梁啟超的落榜，還有一個傳聞。據說副考官李文田非常贊賞他——李以西北輿地之學的知識著稱——在策論中取《西游記》的內容出題，只有梁啟超的條對甚詳。李文田與另一位副考官唐景崇拿著考卷去找徐桐，希望在滿額的榜單上增加這位考生。試卷上的今文學說卻激怒了徐桐，他責備李文田偏袒廣東同鄉。李頗感惋惜，在試卷后批注 “還君明珠雙淚垂”。另一種傳言是，徐桐將梁啟超之卷誤認為康有為所作，梁是代師受過。

北京的政治參與氣氛消散了。“和議之成，天下率皆不愿，違眾而成，恐和議未能久耳， 何如不和之為妥也”， 劉大鵬在四月十五日寫道。無論如何，這個山西讀書人經歷了人生一次獨特體驗，有機會表達對于國家事務的看法。這是很多人的感受：一個月來，舉人單獨或聯名上書31次，1555人次，幾乎覆蓋了每一個省份。

“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舉也”，梁啟超日后寫道。上書沒改變結果，卻開啟了另一個時代，“公車之人散而歸鄉里者，亦漸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啟辟，實起點于斯舉”，而“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康梁師徒發起的聯署沒有最終上達，參與聯署的并非他們自稱的千余名，卻也達到創紀錄的603名。康有為未能將好運氣繼續下去，在四月十六的復試中，只中了三等第四名，二十一日的殿試中則是二甲第四十六名，保和殿的朝考中只是第二等第一百零二名。康有為的功名心與憂患意識同樣顯著，他將活動能力運用到關系疏通中，據說他想通過張蔭桓打通閱卷大臣的關節，試圖高中狀元，躋身翰林院。李文田頗為不悅，不僅將他摒斥在翰林院之外，還將他的躁進行為告訴了京城士大夫，康有為日后的論敵都將以此來攻擊他。五月十日的新進士召見時，康有為只被授予工部候補主事的官銜。在一個充斥著冗員的官僚系統中，這無異于慢性死亡，很多人要等上十年、二十年才能得到一個實缺。他這樣的候補官員不需要赴任，也沒有具體的工作。“自知非吏才，不能供奔走”，康有為用傲慢來掩飾自己的失落。

會試再度失敗沒太影響梁啟超。至少在給朋友的信里，他沒有流露出任何失落。一連串的上書行動、康有為越來越顯著的影響力，還有迅速變化的政治氣氛，都給他某種鼓舞。在參加新貢士擬定復試時，光緒鼓勵考生“直言無隱”，想“與海內賢能力矢自強、殫心圖治”，四月二十八日的朝考又以“變則通通則久論”為題。

年輕皇帝在戰爭期間的慌亂暫時退隱了，隨之被激發出來的是變革的決心。他在和約簽訂后頒下圣諭，鼓舞朝臣振作起來：“我君臣上下，惟當艱苦一心，痛除積弊，于練兵、籌餉兩大端，盡力研求，詳籌興革，勿存懈志，勿騖空名，騖忽遠圖，勿沿故習，勿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

本文授權選摘自《青年變革者—-梁啟超（1873-1898）》第六章。

朝野之中，拒和的熱情同樣變成改革的熱情。從翰林院編修到地方大員，甚至普通生員，都認定變革之必要性。“大臣爭于上，庶僚爭于下，臺臣爭于內，疆臣爭于外，以及防邊之將帥，上計之公車，泣血拊膺，合詞呼吁。下至農工商賈之流，廢業奔號，輟耕太息”，王鵬運在四月十七日的奏折描述到這種踴躍場景。王文韶也稱，“此誠我中國自強之一大轉機也”。

五月二十一日，康有為上奏《為安危大計乞及時變法而圖自強呈》。這是他對上一次并未呈交的萬言書的改寫，去掉了拒和，添加了自強部分。他們也開始拓展新渠道傳播自己的理念。這一年夏天，上海石印書局出版了《南海先生四上書記》。開篇是一連串序言，先是“倉山舊主”袁祖志與來自長沙的劉錫爵、斐如甫的序言，接著是署名為“滬上哀時老人未還氏”記錄事件過程的《公車上書記》，《上清帝第二書》則作為主要內容出現。書中還附有康有為的殿試文章。這對于一個三甲進士來說很不尋常，此前往往只有獲得狀元、榜眼、探花這種功名的人才有資格如此。離京南下的邱菽園此刻恰好在上海停駐，“見坊肆眾人爭翻南海康氏《殿試策》”。這些小冊子預示著康有為、梁啟超的未來之路：他們的影響力是依靠面向公眾的印刷術，而不僅是奏折。

《公車上書記》在《申報》刊登了七次廣告，銷量高達數萬部。一個康有為版的“公車上書”神話開始了。

（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