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發展到清代，達到一個高峰期。樸學大師層出不窮。一般人眼中的清代學者，特別是以訓詁考據為特長的學者大多給人的印象是冬烘迂腐，抱殘守缺。或者考索古籍，饾饤章句，或者保守閉塞，不知世事。其實，許多清學大師并不是這樣的，其中不乏有開時代風氣之先的，也有很早就提出在今天看來都不同凡響的女權思想的人物。俞正燮就是這么一位。

先說說幾個大人物對俞正燮的評價：蔡元培先生的代表作《中國倫理學史》就以《俞理初學說》來壓陣，概述了他針對貞操、纏足、娼妓等現象所作的批評，最后總結說，“凡此種種問題，皆前人所不經意，至理初（即俞正燮），始以其至公至平之見，博考而慎斷之。雖其所論，尚未能為根本之解決，而亦未能組成學理之系統，然要不得不節取其意見，而認為至有價值之學說矣”，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

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之一周作人在《我的雜學》里說：“上下古今自漢至清代，我找到了三個人，這便是王充，李贄，俞正燮，是也。王仲任的疾虛妄的精神，是顯著的表現在《論衡》上，其實別的兩人也是一樣，李卓吾在《焚書》與《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類稿》《存稿》上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我嘗稱他們為中國思想界之三盞燈火，雖然很遼遠微弱，在后人確是貴重的引路的標志。”

至于魯迅，也在很多雜文里提到這位充滿自由精神的樸學大師。在此就不多引述了。

俞正燮 字理初，安徽黟縣人。史書記載他年輕時，“性好讀書，過目不忘。”二十多歲的時候，他北上去拜見另一位樸學大師孫星衍。當時孫星衍正上書朝廷請求為漢代的伏生建立博士學，另外四處訪求曾寫左傳的左丘明的后裔。俞正燮恰好對這一塊學術有研究，就寫了《左丘明子孫性氏論》、《左山考》、《申雜難篇》等一系列文章，被孫星衍所賞識，由此名聲漸起。

后來他雖中過舉人，但科舉之路一直不順。為了生計和發展，干脆自己開啟了一條“傭書”的生涯，說白了就是到處給人編書以換取生活費。他曾入林則徐等人幕府，協助或參與編著《大清會典》、《黟縣志》、《欽定春秋左傳讀本》等，又協助陳用光校勘《讀史方輿紀要》。后應邀主講南京“惜陰書院”。他生平除治經外，于史學、諸子、天文、輿地、醫方、星相，以及釋道之類，無不探究，可謂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令人驚嘆的是，他在那個時代就認為西方歷法極精，要比中國傳統的歷法有許多可取之處。時人記載他，“論事甚有見識，不拘于世俗偏見。”比如他在《節好說》中，認為《禮》所“一與之齊，終身不變”，若如此，則男人亦不當再娶！要想讓女人不再嫁，那么男人也就不應當再娶，這不就是男女平等了嗎？

作為一代考據學大師俞正燮腦子里產生這樣的思想觀念其實并不是偶然的。從大的時代背景看，清代嘉道時期，國勢由盛轉衰，考據學正處于轉型之際，而女權主義已孕育著一些變革的積極因素；另一方面，俞正燮獨特的人生閱歷和學術品格也起到很大作用。俞正燮的婦女思想獨樹一幟，他不僅以非凡勇氣和魄力積極提倡男女平等，切實維護婦女權益，如他提出反對纏足、室女守志、逼女殉節、一夫多妻以及妒為女人惡德等，而且極力表彰歷史上的巾幗英豪，再現她們的傳奇人生。

俞正燮的考據方式靈活多樣，主要有訓詁、訂誤、辯誣、考異等，考據觀點新意迭出，令人稱道。他的考據方法既重視歸納演繹，擅長文獻佐證，又從情理出發進行梳理。此外，因文制宜，如有的撰文專考，有的則論考結合、述中有考，甚至有的以輯代考，考據形式和內容結合緊密，相得益彰。前文也提到過他的思想對蔡元培、周作人、魯迅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俞正燮的讀書和治學方法有點像清初大儒顧炎武，“其足跡半天下，得書即讀，讀即有所疏記。每一事立一題，備巨冊數十，鱗比行篋中，積歲月，證據周全，斷以已意，一文遂立。”他性格寬仁，有“經師人表”之稱。著作有《癸巳類稿》、《癸巳存稿》、《說文部緯校補》、《海國紀聞》等。

俞正燮卒于六十六歲，他一生坎坷，顛沛流離。但以學術為人生理想，矢志不移，境界和品格是很高的。梁啟超先生曾評價他“很了不起的可以被稱之為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