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經史子集之類的經典浩如煙海，歷代學人研究考辨和闡揚的文本也五花八門，各具特色。“學統”發展到清代，進入了一個大調整期和總結期，此時出現了大批對傳統經典進行考辨的專家，崔述就是一位佼佼者。

崔述 字武承，號東壁。清直隸大名人。早年中過舉人，當過福建羅源、上杭知縣。當時他治下的武弁“多藉海盜邀功，還誣商船為盜，述平反之。”可見他為官還是政績不錯的。干了沒多久，就辭職回老家閉門著述去了。崔述一生寫的東西很多，可以說是著作等身。但總而言之兩個字就能概括——“考信”。有《夏考信錄》、《商考信錄》、《豐鎬考信錄》、《洙泗考信錄》等，共46卷。

對崔述的治學方法，時人贊賞和批評的都有，“述之為學，考據詳明如漢儒，而未嘗墨守舊說而不求其心之安；辨析精微如宋儒，而未嘗空談虛理而不核乎事之實。然勇於自信，任意軒輊者亦多。”“其著書大旨，謂不以傳注雜於經，不以諸子百家雜於傳注。以經為主，傳注之合於經者著之，不合者辯之，異說不經之言，則辟其謬而削之。”

崔述對一切上古的記載都保持懷疑的態度，“如謂易傳僅溯至伏羲，春秋傳僅溯至黃帝，不應后人所知反多於古人。凡緯書所言十紀，史所云天皇、地皇、人皇，皆妄也。謂戰國楊、墨橫議，常非堯、舜，薄湯、武，以快其私。毀堯則讬諸許由，毀禹則讬諸子高，毀孔子則讬諸老聃，毀武王則讬諸伯夷。太史公尊黃、老，故好采異端雜說，學者但當信論、孟，不當信史記。謂夏、商、周未有號為某公者，公亶父相連成文，猶所謂公劉也。“古公亶父”，猶言“昔公亶父”也。謂匡為宋邑，似畏匡、過宋本一事，“匡人其如予何”、“桓魋其如予何”，似一時一事之言，記者小異耳。”這些“疑古”的觀點，到了后來被重新發現，還真成了以胡適、錢玄同為代表的在五四前后影響巨大的“疑古派”先河。

崔述的“考信”類著作的學術價值自然很高，但由于無裨于科舉，因而淹沒了近百年。20世紀初，日本人將他的著作編印出來，使崔述的學術思想，在日本產生重大影響。不久，胡適自海外歸來，倡導新文化運動，作長傳《科學的考古家崔述》。崔述的名字才在中國學界逐漸響亮起來。錢玄同很贊同胡適將崔述稱為“二千年來的一個了不得的疑古大家”，他指出，“推倒秦漢以來傳記中靠不住的事實，是崔述。” 在讀了《考信錄》之后，為了表示自己承續、光大崔述疑古事業的決心，他甚至去自己姓而改姓“疑古”。 而另一位古史辨派的大將顧頡剛先生，也是高度評價了崔述的史學思想和考信錄，他說，“崔述的《考信錄》確是一部極偉大又極細致的著作，我是望塵莫及的。我自知要好好地讀十幾年書，才可追得上他。”

國學大師錢穆在為《崔東壁遺書》所作序中總結崔述之學：“東壁以百年前一老儒，聲名暗淡，乃留遺此數十種書，得身后百年如胡適、顧頡剛、錢玄同三君者之推挹，一旦大顯于天下。” 可見，學問之道，不一定顯于當世。只要是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即使被湮沒多年，一旦被重現挖掘和重視，依然會熠熠生輝。

崔述卒時七十七歲。臨終前，他不顧年老多疾，自己修訂了全集88卷總目。又將自己的書裝為九函，并留下遺囑。

崔述的詩寫得也不錯，現存的不多。有一首《宿竇店》 抒發了他平生的志氣和情懷。“征馬長嘶出鳳城，少年作客為浮名。已無東閣留人住，惟見西山送我行。經濟有懷還入夢，鄉園多難獨關情。月斜門外頻催起，愁聽晨雞四五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