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chuàng) 讀書廣記
俠客在人們心目中一直是懲強扶弱、濟人困厄的形象，他們不僅武功蓋世而且道德高尚，是重情重義的典范，甚至還被塑造成“為國為民”的榜樣。小說里的大俠我們已耳熟能詳，而真正的俠客在歷史上也確實存在過，只是因為年代久遠，知者寥寥。
什么是游俠？
古時候天子建國封侯，在禮樂等級制度下，各階層的人都安分守己，遵守秩序。春秋時期，王室衰弱，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戰(zhàn)國初年，政在大夫，各國頻繁出現(xiàn)篡弒現(xiàn)象。隨著權(quán)力下移，列國的公子借王公之勢“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
《史記》和《漢書》都有《游俠列傳》，古代的“游俠”并不單是小說中那種孤傲一人、熱愛自由的俠客，也可以指能夠招納四方食客為我所用的人。荀悅就說：
“立氣齊，作威福，結(jié)私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游俠。”
《史記》里的游俠有三種：一種是廣結(jié)私交、招納食客，以術(shù)取相，能夠輔翼世主、建功立業(yè)的王公，例如戰(zhàn)國時的孟嘗君、平原君和信陵君等，是為“侯門之俠”；第二種是誦義無窮、橫行鄉(xiāng)里、為死不顧世的“鄉(xiāng)曲之俠”，例如盜跖、莊蹻等；最后一種是“義不茍合當(dāng)世”的特立獨行之人，例如季次和原憲，可稱為“獨行俠”。
在小說里，“侯門之俠”變成了各門各派；“鄉(xiāng)曲之俠”變成了梁山好漢；而“獨行俠”則一般是絕世的高人。
漢朝的制度建立后，法網(wǎng)由疏變密，權(quán)力收歸人主，侯門之俠逐漸絕跡；鄉(xiāng)曲之俠也因橫行閭巷，以武犯禁，逐漸被官方所取締。只有獨行俠存在于世間，并且逐漸脫去“俠”的身份，所以在范曄的《后漢書》里，《游俠列傳》變成了《獨行列傳》。
總的來說，三種游俠都有以下特征：
- 把“義”看得比生命還重要，這是游俠的核心標志；
- 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誠，愿為知己者死，這是游俠的信念；
- 救人之急，抑強扶弱，除暴安良。這是游俠與朋黨宗強、黑社會的根本區(qū)別；
- 遵守道義，不與世俗同流合污，也不屑于被世俗認可，這是游俠的作風(fēng)；
游俠與墨家思想的關(guān)系
游俠的基本精神是一個“義”字，這個精神是從墨家傳來的，韓非子在《顯學(xué)》中就直接稱“墨”為“俠”。《墨子·貴義》說：
“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于身也。故曰：萬事莫貴于義！”
在《墨子》來看，義是比身體、國家、天下還重要的東西。但墨家所說的“義”并不是孟子說的“舍生取義”之“義”，《墨經(jīng)》里解釋說“義，利也。”墨家主張兼相愛、交相利，要把利己之心推及天下，無差別地“愛人而利人”——為他人謀利益就是“義”。儒家的“義”則更近于“宜”，也就是《漢書》說的“守職奉上”。漢儒認為在禮樂制度下，不結(jié)私黨、不犯上作亂，不違背法律和道德，能夠安分守己就是“義”。
墨家的為他人謀利益的思想成為游俠的理念來源，俠客就像墨者一樣沒有利己主義的算盤，他們總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絕不肯袖手旁邊以求自保。因為在他們的價值觀里，“義”是比自身利益更為重要的東西，此所謂“萬事莫貴于義”。《莊子·天下》中也說墨子“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墨家與游俠背離人們自私自利的常情，愿意為他人奔波得大腿不長毛、小腿不長肉，將“貴義”精神貫徹到底。因此，要成為俠客，首先得克服利己之心。
班固在《漢書》中說游俠的優(yōu)點就是“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這也是墨家的優(yōu)點。
“萬事莫貴于義”
墨者與游俠蔑視世俗的法律
墨者與游俠把“義”看得比一切都重要，法律自然也不在話下。因此韓非說“俠以武犯禁”，約束墨者與游俠的東西是“義”而不是法律，當(dāng)“義”與法律一致時，墨者與游俠是最堅定的守法者；可是當(dāng)二者不一致時，他們就變成堅定的犯禁者了。
《呂氏春秋·去私》記載有一個墨者叫腹?，他的兒子在秦國殺了人。秦惠王便對他說先生的年紀已經(jīng)很大了，而且就只有這么一個兒子，寡人決定赦免他的死罪。結(jié)果腹?卻說“墨者之法”規(guī)定殺人者死、傷人者刑，這是根據(jù)“天下大義”來制定的，墨家的信徒都不能違背。大王雖然根據(jù)秦國的法律使用君王的赦免權(quán)來免除他的死罪，但我卻不能違背“墨者之法”而放過他，最終腹?還是殺死了自己的兒子。
這個故事說明，墨家的信徒有一套自己的法律和規(guī)則，認為它是根據(jù)“天下大義”來制定的，所有的墨者都必須無條件遵守。“墨者之法”就像宗教法律一樣，凌駕于世俗法律之上，因此在秦王行使赦免權(quán)之后，腹?依然要殺死自己的兒子。從法理上來說，“墨者之法”在方向上與秦國世俗之法是一致的，但世俗之法賦予君王赦免的權(quán)力，所以在秦王決定赦免之后，腹?還要殺死自己的兒子，這已經(jīng)觸犯了秦國的法律。對于強調(diào)王權(quán)的法家來說，這無疑是一種“犯禁”，他破壞了人君的威權(quán)。
《上德篇》又記載另一個故事，說墨家的巨子孟勝跟楚國的陽城君是朋友。陽城君請孟勝代為守城，自己則入朝奔楚王之喪。雙方剖符為信，約定合符時才能交割城池。后來，陽城君得罪了新楚王，被迫逃亡在外，楚國派兵來收城。孟勝跟弟子們說自己受人之托，如今不見合符而交割城池，這是失信于人，而自己又無力阻擋楚國的軍隊。為了信守若言，他決定自殺以明志。
弟子們勸道：“死而有益于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于世，不可。”
孟勝卻不認同，說：“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于墨者矣，求賢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yè)者。”于是還是決定了自殺，他囑托兩名弟子把巨子的位置傳給宋國的田襄子，之后就自殺而死了，跟著自殺的弟子共有一百八十多人。那兩名弟子見到田襄子并傳達使命后，想要返回楚國去追隨夫子自盡，田襄子阻止他們說：“孟子已傳巨子于我矣，當(dāng)聽。”結(jié)果二人還是堅持回去自殺了。
《呂氏春秋》認為在墨家看來“墨者之義”比任何東西都重要，墨者們寧死也不肯失信于人。為了實現(xiàn)“義”字，甚至連巨子的命令都可以不顧，更談不上“嚴罰厚賞”了。而“嚴罰厚賞”正是韓非子主張治國的刑德“二柄”，它們對墨者沒有約束力，所謂“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勝業(yè)”，這是君王所不能接受的。
跟墨者一樣，游俠也經(jīng)常為了“義”而違背法律。例如信陵君為了奔赴救趙之義，不惜竊取魏王的兵符，并矯詔誅殺晉鄙；郭解少年時任游俠，“所殺甚眾”，經(jīng)常鑄錢掘冢，不可勝數(shù)。年長后又收納亡命、交接死黨，縱容侄子和少年殺人。因此，當(dāng)時就有儒生說：
“郭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
游俠不受法律控制，不畏懼死亡，這反而使他們成為了社會安全的隱患。
游俠為什么逐漸消失了？
游俠具有遵守道義、誠實守信、振窮周急的優(yōu)秀品質(zhì)，勇于在以大欺小、以多欺少的社會中主持公道；他們秉持著“義”的精神，不計較個人得失而幫助他人，在社會發(fā)展中起著積極的作用。但是這個人群最終在歷史的長河里逐漸被邊緣化，變得越來越少，乃至于絕跡了。司馬遷認為原因在于游俠“行不軌于正義”，班固則說是“不入于道德。”
游俠把“義”字看得比法律還高，因此經(jīng)常越過法律去殺人，也是老子說的“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代替法律去主持公道的人，最后也難免要被法律制裁，因為他竊取了生殺之權(quán)。
亂世才是游俠生存的土壤，那時的法律失去了約束的作用，不能維護正義，因此需要游俠挺身而出，替天行道；可是，在和平年代，就應(yīng)讓法律來主持公道，只有符合法律的行為才是正義的。法律把生殺之權(quán)收回社會，并賦予司法部門的劊子手，讓他們執(zhí)行社會的意志來處決犯人。游俠在和平年代，如果把自己心目中的私法看得比公法還重要，就會藐視法律。他們不經(jīng)審判就處決了自己眼中的“惡人”，這樣誰也保不準哪天不會被認定為“惡人”；游俠的存在反而導(dǎo)致了社會的恐怖與不安全。其次，游俠不懼怕死亡，法律對他們也就沒有了震懾力與約束力。如果縱容游俠橫行，就會破壞社會的穩(wěn)定，損害法律的權(quán)威。
在正常的社會中，生殺之權(quán)應(yīng)交給法律，游俠也不能插手其中。因此，漢景帝誅殺了瞷氏和周庸；王尊為京兆尹的時候也收捕了萬章、張回、趙君都和賈子光等。當(dāng)國家統(tǒng)一、天下太平、法律發(fā)揮作用之后，游俠也就退隱出歷史的舞臺了。
此外，韓非子認為游俠怯于公戰(zhàn)，勇于私斗。平原君門客上千，卻挑不出可堪重用的二十個人；信陵君食客三千，無一能出奇計以避免以卵擊石，最后還得請教于侯生。國家需要的是“敬上畏法之民”，而不應(yīng)“養(yǎng)游俠私劍之屬”；游俠就像寄生蟲一樣依附于國家，他們不從事耕戰(zhàn)，不參與生產(chǎn)，又不能代替法律來伸張正義，實在是無用之人，所以被列入“五蠹”之中。從經(jīng)濟的角度來看，游俠階層的消失，乃是歷史之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