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朱元璋獲悉占城國赴大明朝貢的使臣抵達京師已達月余竟無人搭理，不由勃然大怒，更令朱元璋怒不可遏的是在此期間竟然無人向自己報告這件事，于是，朱元璋立即下詔斥責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和右丞相汪廣洋。

胡、汪二人雖然表面上向朱元璋叩頭謝罪，但是卻不斷向朱元璋暗示禮部才是這件事的罪魁禍首，禮部諸臣又辯解稱早已將占城貢使抵達京師的消息上報給了中書省。

面對胡、汪二人領銜的中書省和禮部諸臣之間的互相攻訐，朱元璋更加憤怒了，于是他下詔將中書省右丞相汪廣洋處死、將禮部諸臣下獄問罪。

得知汪廣洋被處死的消息后，汪廣洋的一位侍妾陳氏表示愿意陪汪廣洋一同赴死。朱元璋派人調查后得知陳氏竟然是被罰沒入官的奴婢，按照慣例，被罰沒入官的奴婢只能賞賜給有功之臣，一介文官的汪廣洋不可能通過正常途徑納陳氏為妾。所以，朱元璋又下詔將胡惟庸和所有相關官吏下獄問罪。

眼見胡惟庸被下獄后大勢已去，涂節、商暠等人急忙向朱元璋告發胡惟庸欺君罔上的罪狀和勾結陸仲亨等武將意圖謀反的陰謀。這種情況下，朱元璋宣布廢除中書省，并嚴禁后繼之君復設中書省和丞相。

隨著中書省被廢除，施行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徹底終結。

那么，問題也就來了：宰相制度施行了一千五百多年，為何朱元璋登基后不久就能將其廢掉？

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了解一下維持宰相制度順利施行的相權是如何被一步步削弱的。

秦代與漢代前期可以稱得上是我國古代歷史上相權的巔峰時期，秦代的趙高僅僅說服了宰相李斯就將始皇帝嬴政親自選定的繼承人扶蘇變更為胡亥，漢代的文帝遇到軍國大事甚至要親至相府問策（國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

但是，漢武帝登基后越來越感覺到“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的相權嚴重制約了皇權，所以，為了削弱相權，他采取了設置三公分相權、任命出身于寒門的官吏為宰相、以尚書代替宰相行使部分相權等措施。

這些措施實施以后，削弱相權的目的是達到了，可是外戚又迅速填補了因削弱相權而出現的權力真空，其結果導致了外戚王莽篡漢建新。

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后，經過對王莽篡漢教訓的總結，他不得不對嬴政始稱皇帝的原因深表贊同，并且基于“權制獨斷于君”這一戰國時期變法的核心，劉秀認為只有加強皇權、削弱相權才能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所以，他正式以尚書臺取代了相府。

按照劉秀的構想，皇權加強后就能填補相權被削弱留下的權力真空，而擁有部分相權的尚書臺將變成皇帝的秘書機構，如此一來，就不用擔心王莽篡漢之事在東漢重演了。

可是，東漢時期士族勢力的崛起阻礙了皇權的加強，擁有部分相權的尚書臺又無力制衡外戚、宦官。這樣，東漢就在外戚與宦官的相互爭權中走向滅亡。

東漢之后的隋、唐兩代代在總結前朝滅亡的教訓時無不將皇權加強的程度和相權削弱的程度過低，所以，隋唐時期通過三省六部制將相權分散到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將相權集于一身的程度。

到了宋代，相權被分的更散：二府（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分掌政事、軍事，三司掌財權，又設參知政事為副相，同時還在朝廷上設立了考課院、審官院、審刑院等機構。這種情況下，宋太宗時期的宰相呂蒙正對曾就皇權與相權說了這樣一段話——今陛下躬決萬機，臣下止于奉行圣旨。臣常與同列等言，實知榮幸。

“奉行圣旨”四個字充分的說明了相權從漢武帝時期至宋代已被削弱到可有可無的事實，因為此時的宰相所能做不過是奉旨行事而已。

元代可以被看做是相權的回光返照期，依托朝廷上的中書省和分布在各地的行中書省，元代的相權幾乎恢復到了秦代和漢代前期的水平，以至于元順帝時期的宰相脫脫能率領百萬大軍同義軍交戰。

大明的建立，意味著相權回光返照期的正式結束。

胡惟庸于洪武六年被任命為宰相后不久就展露出了自己驕橫跋扈的一面，生殺廢黜之事不經朱元璋自己就給處理了，內外奏章自己先看過后再上呈給朱元璋，發展到后來居然利用權勢大肆籠絡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等武將。

對于這些，朱元璋肯定是清楚的，因為大臣在家中因何事而發愁、見過什么人說過什么話他都能知道的一清二楚，可是他居然忍了胡惟庸六年。要知道，朱元璋廢掉胡惟庸的相位簡直是易如反掌，所以，朱元璋對胡惟庸的隱忍不發不過是想通過欲擒故縱的方式來削除胡惟庸背后的相權和實施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

洪武十三年，隨著胡惟庸的各項罪狀陸續被人告發，朱元璋順勢宣布廢除宰相、后繼之君不得再設，在我國古代歷史上實施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廢掉。

綜上所述，實施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之所以能在朱元璋登基后不久就被廢掉，主要是因為維持宰相制度順利運行的相權已經在宋代被削弱到可有可無和朱元璋對歷史上最后一位宰相胡惟庸的欲擒故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