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3日，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市救護委員會第八救護隊的司機杜蓮生如往常一樣，急如星火的在火線上搶救傷員、為平民百姓運送物資。

這已經是他所在的救護隊成立的一個多月后。8.13事變即日本人大舉入侵上海之前，當時的中國紅十字會反應迅速，七七事變之后他們便開始熱火朝天的進行戰事準備，以上海現有的醫療資源作為后備成立了戰時救援體系，補充政府、軍隊力不能及之處。

中國紅十字會快速召集熱血青年，成立了10支經過訓練的救護隊和12隊沒有經過充分訓練的急救隊，每支隊伍人數約為60人左右，司機杜蓮生就被編入了第八救護隊。

國難當頭，事亂如麻，隊員也時常爭吵甚至有隊伍直接因此解散，但這都沒有打消這批熱血青年為國為民的熱情。他們戴著紅十字的臂章，穿梭在火線和后方，在日寇的轟炸機下搶下了一波又一波的傷員，安置了一波又一波的難民。

時間進入9月份后，中日雙方百萬大軍在此地鏖戰，原本吳儂軟語的淞滬之地，成了尸體和槍彈筑成的人間煉獄。中國軍隊頑強抵抗，蔣介石毫不顧忌的將精銳的中央軍送入戰場，10天之內就打光，地方的雜牌師團不到數個小時就盡數犧牲。戰爭的慘烈給了軍民無盡的痛苦，也給紅十字會員莫大的壓力，其中更有生命危險。

當杜蓮生汽車行至真北路真大橋附近時，杜蓮生所在的救護車慘遭日軍飛機轟炸，他的生命停止在了那一刻，他的名字則出現在了死亡名單上。而關于這位在淞滬戰場上犧牲的中國紅十字會成員的一生經歷，我們已經很難考證。

像杜蓮生這樣的紅十字會小人物，實際上有很多。

8月18日，第二救護隊擔架長張松林在真如被轟炸而死；8月23日，第一救護隊醫生蘇克己、隊員劉中武、謝蕙賢、陳秀芳在羅店被日軍俘虜，在明知這是中國紅十字成員時，日寇公然違反國際法將這數名青年刺死；8-10月，第六救護隊10名隊員被飛機炸死，數人尸骨無存，名字也沒有留下來……

醒目的紅十字標志，反而激發了日寇的猖獗和殘忍，數十名紅十字會成員死在了淞滬戰場上。有的人退縮了，不辭而別；但更多的人選擇堅持在崗位。他們選擇在夜里行動，讓救護車關掉了車燈，但由此種種產生了無數的交通事故，救護車數量減少、傷兵無法得到及時的救治。

1937年8月14日-1938年4月30日，中國紅十字會共救治傷兵和傷民43446人，征集款項3129926.74元，為15萬名以上的難民免費提供糧食、衣物和醫藥用品同時傳授他們生存的技能。（數據均來自論文《淞滬會戰中紅十字會的人道救援》，以下同）

當時的政府和軍方忙于抗戰，加之戰亂對于基層秩序和基層政權的摧毀，政府對民間的救治實在是力不從心，連對傷兵的救治都難以達到預期。時人評價軍方的后方醫院“毫無野戰醫院之組織，藥劑設備等又極殘缺，竟將可救治的傷兵，棄之戰場，委之溝壑，任其流血死亡，或終身殘廢。”

而紅十字會方面則背靠上海的醫學資源，建立了系統化的搶救、送醫、治療的體系，更是在10天的時間里臨時建設了南京傷兵醫院，共有330名醫生和400名工作人員，以及5000張床位，展示了當時的中國速度。只可惜這所醫院由于駐地不能久守，在辦理一個月之后，只收治了傷兵3381人就草草撤退。

而對于難民的救治援助，以中國紅十字會為首的慈善組織則更是盡心盡力。

突如其來的戰事讓上海社會進入一片混亂，僅僅8月底就有超過70萬人進入到了各大租界內避難，由于缺衣少食，每天凍死餓死的都有數百人，生活條件極差。

國民政府立刻成立上海救濟委員會，在戰后一個半月時間里收容了8.4萬名難民。但上海淪陷之后國民政府被迫撤離，這根拯救蒼生的接力棒就移交到了中國紅十字會為代表的慈善機構上，而主導機構正是中國紅十字會上海國際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的主要成員由中外人士構成，外國人占據多數，他們發揚了國際人道主義精神也同時給這個委員會帶來了先進的組織結構和技術，其中最值得提的就是其下轄的財務委員會。財務委員會有嚴格的審批和公示程序，每一個星期的捐款和款項使用情況都會在上海當地的報紙進行刊登，同時也會公布詳細的財務報告，真正做到了為善款負責。

基于社會各界的廣泛捐助和中國紅十字會的優秀組織能力，救助難民的系統性工程就此展開。到1938年1月，中國紅十字會下轄的難民收容所已經達到了170余處，收容難民15萬人。盡管仍然不能將當時所有的上海難民收容救助，但已經給當時的民間社會注入更多的希望。

在難民所，百姓可以獲得免費的配給口糧、衣物以及醫用物品，婦人和孕婦都會分配兩份食物、嬰兒和殘障人士也會分配到牛乳。

難民的醫療問題也有一定的保障，到1938年10月31日，紅十字會開辦的醫院共施診486316次。但雪上加霜的事情是在此期間還發生了大規模的傳染病，紅十字會又購入12萬支霍亂傷寒混合苗，到1938年7月共計注射1822214次，約10萬人接種了疫苗，同期的衛生宣傳、防疫措施也在此開展。

為了讓難民此后不再陷入貧困，紅十字會還領導難民進行生產自救活動，通過傳授他們生產的技藝習得一技之長，讓他們的家庭不再挨餓受凍。盡管這樣的目標有些理想也難以實現，但在當時已經取得了不少效果，讓1萬多名難民找到了工作。他們主要的辦法是由商家提供原料，紅十字會組織難民進行生產，生產所得50%歸難民個人所有，剩余25%抵償伙食，再剩余25%則存入銀行，待難民返鄉時歸還給難民。

可以說，如果不是由紅十字會及其他的社會人士出面彌合民間矛盾、穩定戰事秩序，上海的情況絕對會更加的糟糕。

由于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華民國并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國家，其政府的服務功能也未全然實現，因而產生了如中國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世界卍字會、香山慈幼院等民間公益慈善團體，作為政府服務功能的補充，彌合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

所以民國時期的紅十字會，常常被百姓認為是救苦救難的慈悲之會，擁有極高的社會公信力和歷史地位。

這和我們如今的認知有一定的偏差。對老弱病殘的幫扶、對失業人員的培訓和補助、對災難的救援和重建等等社會福利政策，我們以為這應該都屬于政府應當主要承擔責任的范圍，但在民國時期不是如此。

我曾經寫到的一些案例，如1920甘肅海原（今寧夏海原）8.5級大地震，北洋政府由于全國各處糜爛只能撥款8萬銀元，而各界慈善組織則足足捐款30萬元；盛宣懷親自到災區把錢送到災民手里，建立廣仁堂收養棄嬰、教民學工藝耕種、推廣戒煙、收養乞丐、免費替人治病；民國總理熊希齡捐出所有財產辦慈善，所以湖南發生災害，湖南人首先想到的不是政府，而是本省的鄉黨、大慈善家熊希齡等等。

總的來說，都是由于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能力有限，所以不得已才讓民間的慈善組織來處理這方面的矛盾，因而中國紅十字會在民國時期有相當大的社會公信力，也是有一定社會歷史因素在的。

那時候民國的慈善組織就全然沒有任何問題嗎？也不盡然。貪腐、浪費的情況也存在，也產生過令人上心痛的事情。如在淞滬會戰時期，南市難民區第七區區長任希彭虛報難民數額，克扣難民口糧，事后在他家中查出了大量的賑米、衣還有各種物資。

但總體上，中國紅十字會在民國成立三十年多的時間里所做的工作極多，值得肯定而且瑕不掩瑜。

那時候的紅十字會，是中國社會的良心。

那時的他們，無愧于人道、博愛、奉獻之名。

共救斯民于水火，共扶大廈之將傾。

中國紅十字會和各大公益慈善組織，和中國人民一同走過了這百年的苦難和挫折，在充斥著血與火的中國近代歷史之中傳遞這人間溫暖和真情。

杜蓮生、張松林、蘇克己、劉中武、謝蕙賢、陳秀芳……這些因救民而犧牲的紅十字會會員，也應該歸為那“永垂不朽”的范疇。

可如今這般，我也不知怎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