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李孝聰，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已退休）、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歷史地理與古地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特聘教授。

本文原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18年第4期

地圖，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在國家政權的統治或國際間的交往中，地圖是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的工具，在邊疆領土產生糾紛的時候，地圖往往成為法理斗爭的依據。在中國王朝時期，長期沒有明確的國界概念，統治者想要了解自己控制的疆域范圍，單靠文字是解釋不清楚的，需要使用地圖來表現。所謂“國家撫有疆宇，謂之版圖， 版言乎其有民，圖言乎其有地”。不過，并非地圖上畫出來的地方就都是自己國家的領土，反之，圖上沒有表現的地方也不見得就不屬于自己的國家所有。解讀地圖的關鍵是必須要了解是什么原因導致某一幅地圖的編制。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清朝康熙二十八年，中、俄之間在黑龍江雅克薩發生戰事，戰后清朝與俄國在尼布楚談判時，由于清廷代表攜帶的中國傳統畫法繪制的輿圖無法提供準確的黑龍江流域的地理情況，而俄國人拿出經過測繪的地圖，雖然也并不很準確，但至少在雙方控制地的表現上是很明確的?？滴趸实鄣弥蟾杏X很懊惱，于是動了進行一次全國大地測量的念頭。從康熙四十七年起至五十五年止，歷時近10年，中國官員和西方傳教士一起完成了全國大地測量，編繪出《皇輿全覽圖》。屆時由于掌控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權力的策妄阿拉布坦對抗清廷，阻止清軍進入哈密以西，因而天山南北地區未能測繪制圖，康熙《皇輿全覽圖》最初的木刻版28幅地圖，其西界僅到哈密，缺哈密以西的天山南北地區。此后的康熙五十八年復刻本32幅地圖，增加了《拉藏圖》《岡底斯阿林圖》《牙魯藏布江圖》《雜旺阿爾布灘圖》4幅。其中《雜旺阿爾布灘圖》基本覆蓋了天山東段南北的新疆大部分境域。在圖上天山以北標出七臺（今奇臺縣）、幾母塞（今吉木薩爾）、烏魯母齊（今烏魯木齊）、盔吞（今奎屯）、京（今晶河）、察罕鄂模（今察罕塞拉木池?）、波羅塔拉鄂模（今布勒哈齊池）等地。天山以南描繪了洛普鄂模（今羅布泊）、塔里母（木）河，標出土魯番、蘇巴西（今蘇巴什）、阿克蘇等地名。該圖可能系康熙五十六年富寧安分路進襲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時，費隱等人隨軍測繪，盡管畫了經緯網，但是山川、城址的位置并不準確?？滴跷迨四辏R國賢（Matteo Ripa）鐫刻銅版拼接圖呈給康熙皇帝時已經顯示了這一測繪成果。

雍正時期，中俄雙方關于在哪里設立貿易地點產生分歧，再次引起了人們對地圖的重視。沙俄希望在張家口設立貿易場所，清朝則希望貿易點距離北京要遠一些，最后貿易地點確定在恰克圖。在談判交涉過程中，雍正皇帝對沙俄使節來華的路線不清楚，要求其弟怡親王允祥向西方來華傳教士了解俄國人從圣彼得堡經過喀山至恰克圖來華時走的具體路線，繪制成圖以備查閱。所以，雍正時期根據傳教士的資料繪制的《皇輿全圖》和《天下輿圖》包括了西伯利亞甚至波羅的海等北方廣大地區，但是圖上畫的那些地方并非就是中國的疆域。

類似的情況到了乾隆時期又再次出現。乾隆朝清廷兩次用兵，平定天山南北準噶爾部及大、小和卓木之叛亂，乾隆二十四年終于完成將天山南北統一于清朝版圖之內的大業。在兩次用兵過程中，皆遣官分道測量，載入輿圖，添畫新辟土宇，以成昭代典章。第一次是乾隆二十一年第二次進軍伊犁時，劉統勛、何國宗與西方來華傳教士傅作霖（Feix da Rocha）、高慎思（Joseph d'Espinha）等奉上諭隨軍測量晷度，繪畫 地圖，“所有山川地名，按其疆域方隅，諮詢睹記，得自身所經歷匯為一集”。第二次是乾隆二十四年天山南路回部平定以后，傅作霖偕高慎思重赴新疆，與明安圖等繼續完成天山南路的測繪，于二十六年繪成西域全圖，交軍機處方略館，定名為《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墒怯晌溆⒌羁滩懭搿端膸烊珪返摹段饔驁D志》所附地圖卻未畫經緯網，此后由傳教士蔣友仁（Michel Benoist）在原康熙《皇輿全覽圖》基礎上，增補這些新繪制的新疆地圖，以及新繪西藏等地圖，編成由經緯網控制的《乾隆內府輿圖》（又名乾隆十三排地圖），鐫刻成104塊銅板刊印。乾隆朝《皇輿全圖》的西界已經到達里海和黑海，當時，哈薩克請求內附，未被乾隆皇帝接受。乾隆皇帝認為：準噶爾諸部盡入版圖，其山川道里，應詳細相度，載入《皇輿全圖》,以昭中外一統之盛。凡屬準噶爾所屬之回部之地，有與漢唐史傳相合，可援據者，并漢唐所未至處，一一詢之土人，細為記載，遇使奏聞，以資采輯。所以，乾隆朝《皇輿全圖》也覆蓋了從西天山至黑海之間，哈薩克、布魯特及諸回部和土爾扈特部回歸前的放牧地，這些地方并不能視為清朝的疆域。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雜旺阿爾布灘圖》

由此可見，對康雍乾三朝編繪《皇輿全圖》的研究，一定要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來考察，而不能僅僅就地圖覆蓋的地域和內容來論說。

宣統元年，兩廣總督張人駿著力經營西沙群島，派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副將吳敬榮等率領清水師官兵及勘測人員170余人，分乘伏波、琛航、廣金三艦巡視西沙各島礁，命名島嶼，繪制地圖，豎旗勒碑，以明示領土主權。七月，廣東參謀處測繪科制圖股根據李準巡海帶回的測繪資料編印《廣東輿地全圖》，其中《廣東全省經緯度圖》顯示了西沙群島的18座島嶼。宣統三年清朝廣東省府宣布西沙群島劃歸海南島崖州（治所在今海南省三亞市）管轄。清廷將李準巡海的成果反映在官方印制的地圖上，明確顯示西沙群島歸屬中國廣東省政府管轄，對中華民國前期的地圖如何表現南海諸島影響深遠。

1933年，法國人侵占中國南海的九小島，引起中華民國政府的嚴正交涉和社會各界的關注，促使中國政府設立由內政部、外交部、參謀本部、海軍部、教育部及蒙藏委員會等官方機構組成的中國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審定南海各島嶼、沙洲、暗沙、暗礁的名稱。官方和民間都開始關注、探討我國在南海的疆域范圍，并通過地圖來表現。1935年4月，由民國海軍海道測量局完成南海諸島的實地測量，并于同年由中國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公開出版了地圖。這一代表國家行為對南海諸島的命名和公開測圖，對中國民間出版單位繪制地圖產生很大影響，此后涌現出一批對中國南海海疆有新的描繪和標注的地圖。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以后，1946年，作為同盟國的中國政府依照《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收復被日本侵占的南海諸島，重新命名南海諸島礁，駐軍、勒石立碑。1947年11月由內政部方域司編制《南海諸島位置略圖》，明確標繪出斷續的海島歸屬線；12月內政部方域司制版。1948年2月發行《中華民國行政區域圖》，所附《南海諸島位置圖》對南海各島嶼名稱和斷續線有了固定的表現形式。凡是由中國政府編制的全國地圖或南海諸島圖都是對中國領土和海疆主權的明確宣示。

以上的一系列事例，都反映地圖有這樣的功能：以圖明史，即用地圖來表現歷史的空間；以圖證史，即用地圖證明文字記述不清而實際存在的史實；以圖補史，即用地圖補充文獻檔案缺漏的史實。所以，我用一句話來表明地圖的作用，叫做“文以載道，圖以明志”。文以載道，說的是用文章來表達一定的思想、道理，也可以理解為以文字記載歷史人物事跡和典章制度。圖以明志，則可以理解為用地圖來表明國家的意志。譬如：疆域地圖，表明國家對領土主權的擁有；政區地圖，反映國家對各級行政區域實施的管理；城市地圖，表現國家經濟和人口的發展以及城鎮規劃建設的形制。至于國家的名山大川、湖泊、沿海島嶼、道路津渡，以及人工修筑的長城和運河，都要在中國地圖上表現出來，難道不是國家意志的表達嗎？以圖明史、以圖證史、以圖補史，是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講的；文以載道，圖以明志，則是從地圖的政治含意上的闡釋。

基于以上的原因，大家很重視對過去時代繪制的地圖的研究。古地圖研究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把古地圖作為研究對象，屬于地圖史的研究。將古地圖作為研究對象，首先需要分析地圖編制的背景，闡述地圖表現的內容，考訂地圖繪制的年代。這里的“年代”，實際上又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制圖人繪制或刻印地圖的年代，第二層是地圖內容反映的年代，一般而言，地圖內容表現的年代要比繪制時的年代更早。當我們將地圖作為研究對象時，應當十分清楚這兩個“年代”的時間差，然而在現實古地圖研究中卻往往將其混淆。這是因為西方地圖的繪制人、出版者和繪制年代,往往直接標注在地圖上面，而中國古代地圖大多沒有，這就給我們作地圖史研究帶來很大困難，也需要地圖史的研究者們多下功夫。

對古地圖研究的另一個層面，是將古地圖作為史料來研究歷史問題。地圖與文字檔案、典籍一樣，是當時人繪制或刻印的，具有即時性，是第一手的史料。將地圖作為史料來研究歷史問題，屬于歷史學的研究層面，目前我們在這個層面的研究，相較于地圖史層面，似乎更為欠缺一些，真正用地圖作為史料來研究歷史問題的，更是鳳毛麟角。將地圖作為史料來研究歷史問題，僅僅依靠地圖是不行的，古地圖研究必須與文獻、典籍和檔案結合起來相互參照勘合。古代中國的圖書典籍是按經、史、子、集分類的，地圖歸于史部地理類，與典籍密不可分。例如：《元和郡縣志》，書名最初是《元和郡縣圖志》，地圖亡佚之后，才簡稱《元和郡縣志》。又如：明代許論編繪的《九邊圖》，是與《九邊圖論》一起呈給嘉靖皇帝的。很多清朝官府編繪的地圖，更是由各級地方官員以題本的形式逐級上報中央朝廷，或以奏折直送御前，文字敘述部分與地圖原本是合為一體的。當時中央和地方官府對圖檔收貯時，沒有將文字檔和地圖分開。可是，今天我國的圖書館、檔案館，卻按照歐美國家的圖書分類法,把文字部分、圖畫、地圖或照片分開保存在不同部門。我曾在大英圖書館地圖部參與中文地圖編目工作一年，又曾兩次前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地圖部，幫助編輯中文古地圖目錄，發現他們都把地圖和同一事項的文字資料分別收藏在不同的部門。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即我們作地圖史研究的人，可能往往只看到了地圖，而忽略了與地圖原本屬于同一個整體的奏章、題本、呈文、奏折等相關文字資料，給古地圖的考訂工作帶來許多困難和不確定性。所以，我建議收藏古地圖的單位盡可能尋找與地圖內容、時代、事項相近的文字資料，使之復原成完整的圖文一體，然后再做數字化處理。我不贊成在沒有深入探究制圖背景的情況下，就圖而論，詮釋地圖上的內容；我也不贊賞借助西方思想史的理論或當下圖像史的分析方法，主觀臆斷地解讀近代實測經緯網地圖出現以前用傳統形象畫法繪制的中國古地圖。

用傳統方法繪制的中國古地圖受到重視，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者把原來深藏在檔案館、博物館和圖書館書庫內的地圖用照相的辦法披露出來，經過考訂,編寫成圖文兼具的中國古代地圖圖錄。倘若沒有這一工作的開展，古地圖的研究始終不能起步，古地圖也許會一直沉睡在各地的檔案館、博物館和圖書館里。這項工作的開創者，是已故的曹婉如先生及其研究團隊，他們的工作成就即眾所周知的3冊《中國古代地圖集》：第一冊收入元代以前的地圖；第二冊收入明代的地圖；第三冊收入清代的地圖。這3冊中國古代地圖集，從地圖史角度選出有代表性、標志性或唯一性的地圖，并印出比較清晰的圖像，進行文字著錄，內容涉及地圖的編繪者、編繪年代、內容、繪制手法和收藏地。對一些有代表性的重要古代地圖，寫出了研究性的論文。這一具有開創性的工作，學術價值非常高，為中國地圖史研究開啟了一個方向。在談到中國古地圖研究時，我們不要忘記曹婉如先生及其團隊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

長期以來，地圖被當政者視為關系國家領土主權利害的資料，秘不示人。直到今天，我們國家絕大多數的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依然不肯把他們收藏的古舊地圖拿出來供學者們研究，更不用說向世人公開了。這就使得學者們無法在中國國內看到數量眾多且完整的歷代繪制的地圖。所以，學者們不得不把古地圖研究的目光轉向海外。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流散在海外的中國古地圖陸續被披露。筆者率先進行海外中文古地圖的搜集、整理、研究與出版工作，繼踵而來對此項工作做出優秀成果的研究者，還有中國人民大學華林甫教授、西南大學藍勇教授和上海師范大學鐘獅教授。從1991年至1994年，李孝聰利用到國外交流進修的機會，遍訪歐洲各國圖書館、博物館、檔案館，先后在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意大利地理學會、梵蒂岡教廷圖書館等單位開展中文古地圖的調查、整理和研究，并將過眼的歐洲主要圖書館收藏的中文古地圖，逐一著錄，1996年出版了《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書。2002年，李孝聰應美國國會圖書館之邀，為該館整理其收藏的中文古地圖，2004年出版了《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古地圖敘錄》（文物出版社）一書。由于這兩部地圖目錄書的著錄方法，是他和歐美地圖史學者切磋設計而成，并用中、英文兩種文字著錄，使國人首次獲得海外收藏中文古地圖的大量信息,也引起海外學者的重視，為怎樣尋找和整理海外收藏中文古地圖創立了著錄凡例。華林甫同樣利用到英國交流的機會，發掘了英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被侵華英軍劫掠的清代官署保存的地圖，經過整理研究后出版了《英國國家檔案館度藏近代中文輿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此后，華林甫等又搜集、整理、出版了《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圖書館藏晚清直隸山東縣級輿圖整理與研究》（齊魯書社，2015年），這兩部書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很有助益。藍勇在編制《長江三峽歷史地圖集》（星球地圖出版社，2015年）的同時，赴海外搜集重慶及其周圍地區的古舊地圖，出版了《重慶古舊地圖研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鐘翀廣泛收集海內外現存的上海城市地圖，出版了《上海城市地圖集成》（孫遜、鐘翀主編，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年）。上述中國學者的工作不僅公布了海外收藏的中文古地圖，作了地圖史的研究，還以這些古地圖為史料，研究了與地圖內容相關的歷史地理問題。

今天來看，雖然還有不少外國的圖書館、博物館的古地圖收藏沒有被披露，但并非任何一座海外藏圖單位所藏中文古地圖都值得編纂成圖錄。今后，再做此類調查工作，需要關注中文古地圖收藏比較豐富的機構，譬如：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圖書館、日本各館的藏圖。至于藏圖不多而且缺乏特色的外國藏圖機構的地圖，不一定值得全部出版，因為其藏品可能與已經出版的圖錄有很多重復。這就需要有志于此項研究的學者下功夫去了解海外藏圖機構藏品的來源和特色。另外，某些私人藏圖也值得關注，特別是一些罕見的有代表性的藏圖。

今后，關于古地圖的研究，應該加強對現存古地圖的分類整理與研究，將古地圖運用于歷史研究的工作，更需要加強和深入。利用古地圖研究中國行政區劃的演變,中國的邊疆問題，中國的海疆問題，復原中國歷代道路和城市結構，特別是有關中國國家核心利益和政治、經濟、文化的內容，亟待分析闡述。國家已經出版了譚其驤先生主持編纂的八卷本《中國歷史地圖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大地圖集》專題各卷也正在陸續出版，這些歷史地圖集的編繪主要是利用典籍文獻，沒有來得及利用古地圖表現的內容，今后這項工作要補。此外，近年來地理信息系統（GIS）的應用逐漸廣泛，如何利用GIS推進古地圖的整理與研究，需要地理學者和歷史地理學者進一步做細致踏實的工作，期待這項工作取得進展。

加強中外地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是地圖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個層面。要了解外國人不同時期繪制中國地圖的資料來源，探究外國人曾經看過并利用了哪些中國古地圖的資料。我們應該加強同一地域、同一時代、同一主題內容的中國地圖與外國地圖的比較研究，分析其中的共同點和差異，探索外國制圖師對中國的觀察視角。

古地圖是客觀的歷史存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即使地圖上的某些內容并不與今天的認識相適合，也沒有必要藏起來不許閱覽。尤其是批量印制的地圖，國內藏起來不許人們看，難道外國就沒有收藏嗎？所以，對客觀存在的古地圖沒有必要采用不敢正視現實的“鴕鳥政策”。反而應當充分研究那些似乎不合時宜的地圖，努力分析有哪些內容對我們不合適，為何出現這個問題，以取得正確的闡釋。

隨著人們出行的增多，地圖已經成為人類不可或缺的伴侶。古地圖的整理與研究工作方興未艾，需要幾代人不斷的努力，需要更加細致、踏實、務實的工作。

注：

1.封面圖片為2002年李孝聰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華盛頓時報》報道。出處：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輿地、考古與史學新說：李孝聰教授榮休紀念論文集》，中華書局，2012年。

2. 《雜旺阿爾布灘圖》原文無，為編者推送時插入。來源Regis, J. B., Kangxi, E. O. C., Fuchs, W. & Jartoux, P. (1941)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China und die Aussenlaender. Peking, Verlegt bei der Katholischen Universit?t. [Map] Retrieved from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

編輯：文靜 朱國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