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家三派

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之一，早期被稱之為刑名之學，經過管仲等春秋先賢的積極推廣和實踐，探索出了一套治國之理的法治思想，在戰國之世為中原各國所接納的推崇，并稱顯學。

戰國初期，李悝應當是法家的先驅。這也造就了法家與其他諸子百家的不同，法家是以實踐為第一要務，立言、講學次之，即使到當世，諸如李悝的《法經》、商鞅的《商君書》、慎到的《慎子》、韓非的《韓非子》等法家著作知名度也不甚高。法家幾乎都是是政治家，而其他諸子百家都是學者兼政治家。因此在傳播上，法家自然比不過其他諸子百家，然而，法家卻能得到各國君主的青睞，大行于世，可見法家之實用性。

戰國中期，各國廟堂上充滿著法家的新寵，因此法家開始產生了不同的派別：法、術、勢，分別以商鞅、申不害、慎到為代表。

商鞅強調絕對的法制，也就是說，指定一套所有通用的法律，然后法律高于一切，嚴禁變通和違反它。商鞅法派的優勢在于容錯率高，因為有準則在，只要當權者都不違反法律，國家就不至于大亂，但缺點是容易走向刻板和酷政。

申不害強調術。簡單來說就是方法、手段，通過君主的手段，引導臣下和國家向著好的一方面進行發展。申不害術的優勢在于如遇得法的人，國家可以迅速變得非常強大，臣下如沐春風愿意為國家強大而努力，而不像法—不得不遵守總是讓人感到不舒服；但術派劣勢也很明顯，如果使用不恰當或者君主沒有權威，則會讓人感覺到虛偽，被操控，國家會迅速的衰敗。

慎到則強調勢，主張君主建立絕對的權威，然后在此基礎上推行君主的意志，推行變法。影響的理解，就是以上克下，勢立而不可擋。勢的優勢在于推行相對容易，以多服少，以上服下，也會在意人的感受；劣勢也很明顯，幾乎就是純粹的人治。

關于三派的優劣，不好做過多的評價，但商鞅在秦國變法，申不害在韓國變法，而慎到沒有入仕。

《大秦帝國》中推崇商鞅是不言而喻的，但為了突出商鞅，對申不害的術派有過分的貶低。實際上申不害時代的韓國還很是強盛了一段時間，史載“諸侯莫敢侵者數十年”。

因為大秦帝國的成功統一，所以很多人以為法派最成功，后世都是以法派為模板。實際上，到漢帝國就變了，加上了儒家，還有術和勢的東西在里面，東漢甚至徹底倒向了法家。

后世帝國的模式其實并不全是某一派，而是以法派為基礎，以術、勢加以斧正，術主要體現在君主的御下之術，而勢主要體現在君主集權的加強和特赦。因此，后世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徹底的實行法制，但也從來沒有拋棄過法家，而是融入到了法術勢儒的體系中來了。

二、法家治下的秦國

不得不說，法家特別是法派有他的先進性。商鞅強調法是最高準則，是防惡的必要手段，所有人都必須遵守，甚至君主也不例外。但是沒有違法的即使有動機和想法也不允許采取措施，必須要等到違法的行為產生的時候。還有一點也讓人覺得很奇怪，法不避罰，法不辭賞，也就是說犯法了該處罰，立功了也必須要受賞，推辭不是品德高尚，而是違法。

商鞅變法將秦國從人治改變為了規范化的軌道上來。這是秦國強大的根本。商鞅首先要求臣民遵守法律，相信政府的裁決。這一點上商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從南木立信到公子虔受刑，從禁止私斗到移風易俗，商鞅的秦國就已經達到了人人知法。

接下來就簡單了，朝著國家希望發展的方向建立法律。戰國之世，最重要的不過是經濟和軍事。經濟方面，獎勵耕種；軍事方面，以戰場首級晉爵。其中最重要的是軍功爵位制。軍功爵位制讓秦國涌現出了“人人思戰”的局面，為統一六國奠定了堅定的軍事基礎。

商鞅認為，法以防惡。法是最低準則，防止臣民行為逾越了底線，在國家層面也是如此。商鞅之法維護了國君并不是那么優秀的時候國家的相對穩定。商鞅變法后，秦國也不是個個都是圣明之君，武王蕩好勇斗狠性格沖動，昭王稷猶做事猶豫性格暗弱，昭襄王子楚平庸。但在法的約束下，武王死后國家順利繼承，昭王晚年的錯誤也沒有導致嚴重的錯誤，子楚也順利過渡到秦王嬴政時期。

由此可見，法制維穩的力量。

三、法制和法家

那么，法家為何導致了秦的滅亡？又為何在秦之后長期成為酷吏的代名詞呢？

雖然秦始皇通過韓非等人的見解，對商鞅的法有所改動和進步。但商鞅的法還是在秦始皇統一之后開始顯現出它的弊端。

首先，東方六國沒有法的民眾基礎。法在秦國本土經過了一個立信、立威的過程，因此得到廣大民眾信服。但在迅速統一的東方六國，沒有這個過程。因此，廣大民眾對于秦國的法認識是不夠全面的。而商鞅的法具有不變通性、不可更改性，因此在普通民眾的認識上就會覺得法冷酷無情。加之六國貴族的慫恿和興風作浪，因此，短時間內，法得不到東方六國廣大的民意認可。

同時，作為法的傳播和解釋者，秦的官吏大多是刀筆吏（參見閻崇年《東晉門閥政治》），也就是法家士子出身。上文提到，法家大多是朝堂的實踐者，并不注重民間傳播，因此官吏們的民意基礎并不大。換句話說，他們沒有到人民中間去，與民眾的黏性不足。

而法制，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因此法制本身得不到廣大民眾的認同。不愿意遵守，但不遵守還要強迫受罰。這才會出現大澤鄉起義中的一幕，陳勝說失期當斬。反正都是個死，倒不如反了。本來秦法并沒有如此嚴苛，但在陳勝口中說出，人們居然都信了。

這充分說明，第一，法在東方六國的傳播并不徹底，很多人不知法；第二，人們普遍對法不滿。

順便說一句，后世在法的基礎上融入了通人情的部分（道德），在量刑上有考慮輕重，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才讓這一點得到了改變。

其次，商鞅法制獎勵耕戰的基礎是軍事擴張。這一點在建國后沒有得到適當的修正。軍隊是支撐專制政權的重要基礎，而軍隊得不到應有的地位和財富，自然會產生不滿的情緒。雖然沒有發生軍隊大量嘩變的情況，但秦末農民起義中，秦軍的戰斗力下降，大量秦軍在形勢不好的時候投降卻是時常發生。這說明軍隊對國家的認同感降低了。

秦的滅亡在于法的不完善、用的不合理，而不是法本身的問題。至于為何后世成為酷吏得代名詞，大漢帝國責任很大。漢統治者站在自身的角度批駁秦法嚴酷，而漢有得到了民眾的普遍認可。這樣，秦法商鞅之法為嚴酷之法逐漸被定性。

而實際上，作為小說，《大秦帝國》所說說大多屬實，而秦法酷厲，不怎么可信。

法和法家本身沒有問題，它與道德共同組成了人們行為的準則，保證大多數人的正常生活。關鍵是要看利用法的人。

參考資料：史記、戰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