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大規模疫病流行，被記載在史書里的有很多。但是當時由于人們對疫病的認識并不像現在，知道是有病毒或者傳染病菌引起的。無論中外都會認為這是一種“天譴”的形式。而古代的皇帝作為上天之子，在很多時候，必須要為此類災難負責。

古代一旦遇到大規模的旱、澇、蝗、瘟等災患。皇帝大多會選擇帶頭禱告上天，并且下“罪己詔”。

皇帝承擔責任，然后下令救災救疫，效果自然比老百姓自生自滅要好很多。漢朝的皇帝是歷代因為天災，下“罪己詔”最多的朝代。如西漢的漢文帝，漢元帝、漢成帝，東漢的恒帝等都下過針對瘟疫的“罪己詔”。在那個年代，這對于提振人心，共度時艱，還是有非常積極的意義的。

而官員們也相應地要求被承擔起責任，對于疫時首先待遇必然會受到相應縮減，用于抗疫。并且皇帝會派出心腹大臣前往受災的地方，去主持并監督抗疫。

甚至王莽在元始2年，借著漢平帝劉衍的名義，禱告上天之后。專門建造或者征用了一些較大的便于隔離和通風的房子，將病人相對集中隔離起來，有朝廷派出醫生和藥物免費給予治療。這個理念非常先進，頗有點臨時時疫醫院“小湯山”的概念。

很可惜東漢并沒有把這一套繼承下來，所以東漢末年到三國時期，大規模的寒熱病流行，朝廷不管，張角那些靠畫符忽悠老百姓的看病的就替朝廷管了。

喝了張天師的符水，扛過去了，那是張天師靈驗，沒扛過去，那是自己心不誠，罪有應得。他們管的結果，就是引發了黃巾起義，導致了東漢的滅亡以及三國的鼎立。而對百姓疫情救治真正有貢獻的是張仲景這樣的全科醫生，他在眾多病例的臨床治療中，總結了前人的方法，留下了《傷寒雜病論》，最終被后人封為醫圣。

魏晉南北朝時期，光熙元年（306年），寧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晉惠帝司馬衷很關心地說“何不肉糜？”隋朝大業8年（612年），就在隋煬帝首次發起東征，同年山東、河南大水，水災后便是大疫。如果隋煬帝兼顧一下國內的環境，懂得愛惜一下自己的子民，后來或許大隋朝也不會亡。

一直到了宋朝，才再次恢復實現了王莽時的政策。發生疫病時，由朝廷組織醫生為患者義診，藥費由朝廷支出的相應制度。

兩宋300余年間，共發生了大規模的疫病近40次，因此積累了豐富的疫病防治方案。平時宋朝設有較為健全的醫事組織，包括翰林醫官院、御藥院、太醫局和惠民和劑局，幾百人都是事業編制。平時研究醫藥、服務皇家，和老百姓沒有關系。但是一旦發生疫情，朝廷立即將他們派出去，“每日巡門體問看診，隨證用藥”；藥由戶部買單，惠民和劑局征辦，不要老百姓掏錢。

宋朝至和元年（1054年）“京師大疫”，宋仁宗讓太醫們配藥方賑疫，并且把自己最寶貝的通天犀犀角都貢獻出來給老百姓用了。太監舍不得，他說：“關鍵時期，我怎么能因為一個犀牛角而不顧自己的百姓呢？”

疫病流行過一段時間就會卷土重來。歷史上，只要皇帝重視，集中全國之力，派出得力干將，科學管理，疫病會終究會得到控制。

康熙因為自己得過天花，所以在康熙21年（1682年）下令全國各地接種牛痘預防天花，使得清初肆虐的天花在有清一朝得到了相對的控制。

就連 1910年11月，那會離清朝滅亡還有1年多時間，東北爆發肺鼠疫。伍連德在東北抗疫，用了很多現在仍然原始但有效的方法，比如戴口罩，集中隔離，火葬處理病死者尸體，等等。但是在當時的東北，由于傳統因素“入土為安”，“火葬”受到的抗性很大。當時的宣統皇帝溥儀（內閣借他名義）下了自己一生中最有含金量的圣旨，同意“火葬”，并且要求東北民眾必須執行。最終肆虐哈爾濱半年之久的大鼠疫，完全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終于被遏制住了。

——炒米原創首發， 歡迎關注或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