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紀坦言，爺爺曾經靠著一支筆讓全家人過上了好日子，就像是一棵大樹給家人庇護，不僅是直系的孫男娣女，家族中誰有困難他都慷慨解囊

“在我的記憶里，蒼老的他坐在同樣蒼老的藤椅上曬太陽。去看望他時，他總做掏腰包的手勢，要給我零花錢”

張恨水

和爺爺一樣，張紀也有著寬腦門，眉宇間和年輕時候的張恨水有幾分相似。

張紀的名字也是爺爺起的，因為他出生那天恰好是他父親張曉水的結婚紀念日。

“沒有什么特別玄奧的詞兒，爺爺給他的晚輩起名字都很簡單明了。”

在清華大學的會客廳，我們的問題牽出了張紀久遠的思緒。“爺爺有些與他年齡不符的蒼老，坐在蒼老的藤椅上，在小院子里曬太陽。青色中山裝的前襟時常被流落下來的涎水浸濕，他的目光很柔和，直視著前方。我猜不出他在想什么？這是曾經痛快淋漓地在副刊中嬉笑怒罵、針砭時弊的爺爺？”

1949年6月的一個下午，在給孩子們溫習功課的時候，張恨水突然摔倒在地，從此半身不遂。那一年，他所在的北平《新民報》解除了他的經理職務。“所謂的經理職務他并不眷戀。而新上任的總編輯寫了一篇文章，認為爺爺是國民黨特務，這對他的打擊比較大。同時，爺爺一輩子的積蓄在解放前夕被一個私人銀行老板騙走帶到臺灣。”在政治、經濟的雙重打擊下，張恨水受了不小的刺激。

一年后，張恨水把位于北京市東城區北溝沿的大宅院給賣了，搬進了西城區磚塔胡同43號的小院。昔日幾十口親人齊聚一堂的繁華盛景也從此成為過往煙云。

周恩來總理得知后，給張恨水安排了兩個職務：文化部顧問和中央文史館研究員，文化部每月給其150元的補貼。平時看病拿藥，張恨水一般都在阜外醫院，花費十幾元的情況下就自己掏了，住院費用的數目較大，中央文史館幫助給報銷。

“爺爺對共產黨是感激的。1956年列席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毛主席接見了他。1957年，他參加周總理在紫光閣召開的會議，回家后連連說，周總理講得好！總理鼓勵他寫擅長的文學。”

1962年，張恨水的病情復發，這一次比較嚴重，從此成了醫院的常客。

“我父親后來常給他做助理，晚上給他買夜宵，一個燒餅夾醬肉和一碗熱餛飩。他常為作家們呼吁，提高稿費”

因為能寫出《金粉世家》這樣被號稱民國《紅樓夢》的作品，張恨水被認為是一介風流才子。

而張紀更愿意用“浪漫”形容爺爺。“不是狹義的浪漫，而是骨子里深處的文人的浪漫，否則寫不出人人喜愛的好小說來。”

張恨水15歲喪父，于是發誓要養活全家，而且要供三個弟弟、兩個妹妹上大學。他實現了這個諾言，而這當然得歸因于他不辭辛勞地寫作。

“他一生寫了3000萬字的文章。他忙的時候一天要為6家報紙寫連載小說，也就是說同時創作6部長篇。”張紀不無崇拜地說道，“直到今天，他的書還在出版，在不同國度的書店和圖書館，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會有人看張恨水的小說。”

而張紀最早讀爺爺的小說是在1969年，跟隨著父母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的時候。“讀完《夜深沉》，我深陷其中！”不幸的是，張紀讀得津津有味時被父親的同事遇見了。父親因此被批斗了一頓，但回到家，只是對張紀淡淡地說了一句“別給我惹事”。

張紀的父親叫張曉水(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政治經濟學)，是張恨水的長子。曾經張恨水也希望子承父業，能培養個“小仲馬”。

張曉水小的時候，張恨水每天都得檢查他背誦“四書五經”。“有一次背誦《孟子》，爸爸就是背不下來，爺爺氣得怒吼，爸爸嚇得說話都結巴了。爺爺事后非常心疼，寫了篇隨筆發在報紙的副刊上，后來對叔叔姑姑們就放棄了這種傳統的教學方式。但我爸卻打下了非常牢固的傳統文化基礎，終生受益。爺爺也經常和我爸交流磋商，父子倆先到西四附近的澡堂子里泡澡，然后爺爺請我爸下館子喝點小酒，這時候，爺爺會認真地聽取爸爸的建議，比如：長篇小說《翠翠》中的言情部分是否刪掉一些？”

張紀坦言，爺爺曾經靠著一支筆讓全家人過上了好日子，就像是一棵大樹給家人庇護，不僅是直系的孫男娣女，家族中誰有困難他都慷慨解囊。但如今，張家的后人們卻牢記著家訓——“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

張恨水創作高峰期最高拿過每千字8塊銀元的稿酬。那會兒下次館子只需兩三塊銀元。張恨水雖不善飲酒，但喜歡美食，很多著名的酒樓老板也都認識他。說到這兒，張紀興致勃勃地談起了爺爺的俠骨柔腸，“1957年，共產黨向爺爺征求意見，爺爺為作家們呼吁，千字四五元，作家稿費太低！”

“在媒體圈從業35年，某種程度上也算是一脈相承。現在，我希望自己能潛心研究文化，成為一名文化學者”

很多時候，人們介紹張紀都會說：“張恨水之孫”，甚至忘了他的名字。對方往往會瞪大眼睛，表示驚訝和懷疑。而張紀也從中感受到爺爺在大眾心目中的名望和耀眼的光芒。

1990年5月，張恨水研究會在安徽大學成立，研究會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張紀也于近些年在研究會擔任了秘書長的職務，用他的話說：“便于向專家學者討教，也便于為他們服務，僅此而已。”

“從青少年開始他從沒有停止過寫作，有人說他是民國第一手筆，蘇州大學的湯哲聲教授卻認為他是抗戰文學第一手筆。”對于爺爺的相關研究，顯然張紀有著一定的優勢。令他遺憾的是，爺爺的很多抗戰文學作品眾人并不知曉。“他的長篇小說《巷戰之夜》是他的親弟弟組織抗戰隊伍的真實故事；《虎賁萬歲》是抗日戰爭時期我國正面戰場浴血抗日的戰爭史，對他在這方面的思想和文學貢獻，當今文學青年知之甚少。”

張紀從小因為家庭熏陶的緣故，寫得一手好文章。1977年，有線廣播大喇叭上田頭、小喇叭入戶的時代，張紀就考進了北京朝陽區廣播站做編輯、記者、播音員，隨后參與了《中國婦女報》的創刊工作，見證了從鉛字排版到激光照排的轉型。

張紀在不同的媒體擔任過編輯和總編輯。中間偶爾去企業給朋友幫過忙，但總覺得“那不是最適合自己的，只有傳媒業才讓自己有特別親切的歸屬感”。

“新聞工作是與社會結合最緊密的工作”，張紀又情不自禁地說起了爺爺的小說，“比如寫《春明外史》時，他就在做記者，從總統、大帥一直寫到妓女、叫花子，許多小說情節都來自他記者生涯的生活積累。他的通俗小說通而不俗，雅俗共構。他以報人的視野、文學的方式展示了民國間的奇聞異事、風俗習慣、民間疾苦、民族情緒”。

如今，56歲的張紀已從新聞的一線退了下來，做一些媒體的策劃工作，也在一些大學的新聞學院教授一些實訓課程。“能把我的新聞從業體驗傳授給同學們，我有這個積累，學校也需要。”

除了新聞老本行，張紀也希望潛心研究張恨水文化，向他無比崇敬的“文化學者”定位而努力。

（文 楊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