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俞平伯

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銘衡，字平伯，浙江德清人。清代樸學大師俞樾曾孫。與胡適并稱“新紅學派”的創始人。中國白話詩創作的先驅者之一、著名昆曲研究家、昆曲活動家。原九三學社中央委員、顧問，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委員。著有《紅樓夢研究》《論詩詞曲雜著》等。

文/牟小東

我和平伯先生的交往并不算早，但是由于我長時間的不斷晉謁與請教，我們的關系日漸加深。

1953年春，我調來九三學社，開始結識平伯先生。從此，我不時到老君堂他的寓所請教。1954年平伯先生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后任中央參議委員會委員。當時開展了對他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平伯先生思想甚是不通。九三學社的同志特別是他的老學長許德珩先生（“五四”前后與平伯先生在北大同學）對他十分關心，并由當時九三學社中央兩位副秘書長孫承佩、李毅同志去他家看望，勸他不要有對立情緒，以免遭受更大的圍攻。應當說九三學社的幫助有一定的效果，平伯先生的情緒還是比較穩定，他的檢查反映也比較好。后來，他當選了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在人大會上的發言，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還印發給大家。

▲《紅樓夢研究》書影

批判之后，平伯先生雖然感到苦悶和壓抑，但仍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而平和地對待一切，保持光明磊落的胸懷和高尚的情操。他并不因為在政治上和學術上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中輟《紅樓夢》的研究。據我所知，在此期間，他修訂了由他輯錄評注的八十回本《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并于1960年出版了修訂本；1957年，在助手的幫助下，他又完成了《紅樓夢》八十回本的校訂工作，并寫了序言；1963年，在紀念曹雪芹誕辰200周年之際，他又滿腔熱情地寫了《〈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釵的描寫》的學術論文，并公開發表于《文學評論》上。平伯先生這種不屈不撓的進取精神，表明了他對人文科學事業的衷心熱愛和高度的責任感。

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會召開。九三學社中央在莫斯科餐廳招待出席文代會的九三成員，平伯先生是代表之一，應邀參加了招待會。席間，平伯先生贈我一條幅，是他親筆所書的《祝第四次文代大會》七絕一首，茲錄于下：

當初文運宏開日?，

喜識三英集眾賢。

閱歷風霜桃李盛，

竹筠松粒自貞堅。

這首詩充分反映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先生喜悅興奮的心情。

1980年的春節，我去三里河南沙溝先生的新居拜年。先生見我來訪，感到格外高興，雖然行走不便，仍然立即扶案走進里間屋，拿出近日出版的《唐宋詞選釋》相贈。平伯先生不僅以研究《紅樓夢》著稱，詞學的造詣也很深厚。他擅長填詞，解放前曾在大學講授詞學，發表過許多詞學論文，尤其是他的論詞專著《讀詞偶得》和《清真詞釋》兩書，選釋溫庭筠、韋莊、南唐二主和周邦彥五位唐宋名家詞作，著重于詞意和寫作技巧的剖析，體會深切，分析細膩，久為讀者所稱道。《唐宋詞選釋》則是先生解放以后詞學研究的成果。此書早就聽說要問世，承蒙持贈，使我喜出望外，十分感謝。

▲俞平伯夫婦

當時，我最關心的是先生對于《紅樓夢》的研究是否還在繼續？我在想，第四次文代會開過以后，先生可能重新鼓起勁來從事“紅學”寫作了。我就這一問題問起先生時，不料得到的回答卻恰恰相反。他說：“近來有兩個研究‘紅學’的刊物在創刊，都來要稿子。一個，我送了一首詩；另一個，我寄了一篇舊稿。總之，我現在不寫這方面的文章。”我一怔，不解先生的意思。先生從神色中察覺到我有疑問，于是從容地談出不寫有關“紅學”研究文章的理由：“近十幾年來，研究《紅樓夢》的文章太多了，要寫，首先就要研究這些材料，而我則無此時間。”誠然，回顧70年代初期以來，在《紅樓夢》研究上，是有一些高水平高質量的文章問世，不過也的確有不少文章陷入了從某種現成結論出發，對豐富生動的文學作品搞簡單化的“對號入座”，使《紅樓夢》研究工作受到嚴重破壞。這些文章的數量固然不少，如果評論起來卻有徒費精神之感。

我問先生：“能說《紅樓夢》是一部階級斗爭的書嗎？”先生連連搖頭地說：“不能，不能這樣說！《紅樓夢》里有些內容是反映了階級斗爭，比如烏進孝的‘交租單’，鳳姐放高利貸，是賈府剝削的表現，不然寧榮二府靠什么維持！但是，不能說全部是反映階級斗爭的作品。盡管王靜安（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是唯心主義的觀點和悲觀厭世的人生態度，但是，他從美學、倫理學角度來評價《紅樓夢》這一點還是可取的。可惜王靜安的文章作于20世紀之初，后來發現的材料他都未及見到，是為憾事。”

平伯先生對我說：“我在解放以后，并沒有搞《紅樓夢》研究，只是整理了一部《八十回校本石頭記》。《紅樓夢辨》是‘五四’前后寫的，解放以后出版的《紅樓夢研究》，是它的翻版。”先生感慨地說：“我和顧頡剛先生討論《紅樓夢》問題的通信（見《紅樓夢辨》），那還是老老實實的。”老實，是治學態度嚴肅認真的反映。翻開平伯先生當年寫的書，不難看出老一輩的“紅學”家是從作品的客觀實際出發，圍繞《紅樓夢》本身的問題進行研討。

▲《紅樓夢辨》書影

近20年來，發現了一些有關曹雪芹家世及其本人的材料，就這一問題我問平伯先生有何看法？先生告訴我：“現在考證曹氏的家世已經上推到了明代，如果再往上追索，我看推到唐代亦有何不可！不過，這種探索與《紅樓夢》又有什么關系？”“還有，近幾年陸續發現了有關曹雪芹的材料和所謂他的‘遺物’，即使這些材料都是真的，說曹雪芹會扎風箏，并且是燒魚能手，這和《紅樓夢》本身又有什么關系？何況《紅樓夢》里本來就有描寫風箏的情節。我對于曹雪芹的材料和’遺物’，曾經不止一次地同朋友辯論過，我是不贊成這方面的探討和研究的。”

我是在平伯先生受到批判之后，才開始閱讀他有關紅學研究的著作，而且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我認為平伯先生的研究著重從《紅樓夢》這部作品的本身出發，以實事求是的方法和深刻的藝術辨析，探索了《紅樓夢》的內蘊。這種研究，打破了“五四”以前《紅樓夢》研究中“索隱派”的猜謎式的方法，把我國最偉大的古典現實主義小說還原為文學現象來加以探討，把作品同作者的身世、思想、生活聯系起來考察，使《紅樓夢》的研究比前人更加合理，從而走向科學的軌道。

到了1986年1月，在經過32年之后，對于批判平伯先生的紅學研究終于得出了公正的結論，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同志在慶賀平伯先生從事文學活動65周年大會上致詞中說：

俞平伯先生20年代初對《紅樓夢》研究是有開拓性意義的。對他的研究方法和觀點提出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但1954年下半年對他的政治性圍攻是不正確的……

這一公證的結論說明，真正有價值的東西，是會被歷史所銘記的。走過不平坦的道路并經過歷史的篩選之后，平伯先生的建樹仍然不可磨滅。

平伯先生晚年發表了兩篇論文：一為《舊時月色》，一為《索隱與自傳說閑評》，對紅學研究提出新觀點、新看法。他認為“本書雖是杰作，終未完篇；若推崇過高則離大眾愈遠，曲為比附則真賞愈迷，良為無益。”他說：“我過去也是自傳說的支持者，現在還有些慚愧。”他認為“索隱派”和“自傳說”，兩派都鉆了牛角尖。他說《紅樓夢》畢竟是一部小說，不能離開小說的藝術形式進行研究。小說就是虛構，“以虛為主，實為從，所有一切實的，融入虛的意境之中”。不能把小說中的人、事、物都一一落在實處。研究《紅樓夢》，應著眼它的文學和哲學方面。十年動亂以來，本來他是閉口不說《紅樓夢》的，現在他提出新的看法，這與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我國學術界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和諧局面是分不開的。

平伯先生晚年因中風患偏癱之癥，為減少他勞累，故我存問較稀。今先生歸道山久矣，想起他的樸厚、正直，不免興起老成凋謝之感，謹撰此短文，聊以寄托我的懷念之忱。

作者牟小東，時為九三學社中央干部。

（本文節選自《文史資料選輯》第140輯，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原創：牟小東

本文來源：《文史資料選輯》第140輯、中國政協文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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