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巖和女兒鄭琹語合作的新書《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讓人拿起來就不想放下。讀者隨便翻到哪里都可以馬上開始閱讀，因為每一處都是圖文對照，獨立成篇，右邊一頁是女兒細膩的水彩手繪文物，左邊一頁是爸爸富有鏡頭感的文字，兩種解讀，一種情愫。

書中所選的近90件文物，時間從新石器時代直至明朝，縱橫六千年以上，出土地點從新疆沙漠到渤海沉船，范圍覆蓋廣闊，主要是考古發掘出土的各種類型器物，像人面魚紋彩陶盆、后母戊鼎、四羊方尊、長信宮燈、銅奔馬等，更是大家早已在歷史教科書上打過照面的國寶。翻動書頁，就像流連于博物館，形成有關中國古代工藝美術成就的大略了解。但細讀下來會發現，作者初衷絕非構建線性的美術發展史，而是著眼于小處，見微而知著，代文物說出它們的故事。

“歷史是一出大戲，一件小小的道具也令人蕩氣回腸”，這是作者對于所選取文物的基本定位。很多年來，我們在實物研究中倡導“透物見人”，這當然是一種較高的境界，但在努力“見人”的追求下，似乎經常直接、輕易地穿透了物，于是那些靜止的物很多時候被視作無生命的標本，或是用來填充已有知識的框架，或是成為某種研究范式新的注腳，我們往往忘了將目光在這些小物件上多停留一會。

《年方六千》并不是將文物視為常規意義上的“道具”，隨手拿來解釋歷史問題，而是充分意識到它們的出現本身也是歷史問題。本書所作的努力，一方面響應當下潮流，如美術史界呼吁回到作品本體，還有歷史學界提出的重視文本物質性；另一方面，這樣的自覺無疑也和作者具有考古學與美術史雙重學術背景有關。在作者看來，考古學習慣做大數據處理，強調證據的完整性、系統性，善于找出普遍性、規律性的東西，而美術史是將研究對象看作“作品”，對獨特性極為敏感。考古學和美術史的研究方法既彼此制衡，又相互補充，能將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是頗為理想的。

書中出現的“黑陶高柄杯”，相信許多讀者在博物館隔著玻璃見過，留下的印象估計多是“薄如蛋殼”“世界陶藝史上的巔峰之作”。作者花費大量筆墨描繪這件杯子的造型、紋飾、尺寸、重量、質感，不停地使用“險象環生”“粉身碎骨”“蕩氣回腸”等讓人呼吸緊張的字眼。為何能如此“入戲”？在《寫在前面的話》中，作者自己給出了回答，原來早年在山東省博物館工作期間，這件文物曾赴我國臺灣地區展出，展覽結束后他將蛋殼杯小心翼翼地一層層包好，護送到基隆港，待文物從海路運抵青島港，他帶車前去迎接，回到館里第一時間開箱檢驗。只有近距離甚至零距離地接觸文物，只有摩挲呵護過它們，方能產生“今人也能見古月”的體驗。

像這樣不能為考古報告和研究論文所體現的感受，在《年方六千》的文字里處處可見。如同作者所言“詩比歷史真實，藝術離人心更近”，理智與浪漫本就不該二元對立，平正與活潑可以起伏交替。歷史是靜止的過往，求真是學者們的本質追求，歷史也是流動的盛宴，我們加工“食材”的手藝多種多樣，做出來的菜肴也無需是一個味道。

眾所周知，文物熱、考古熱和博物館熱最近幾年日益升溫。相對于公眾多層次的知識需求，業內人士提供的文化產品還存在不足。在我看來，通俗寫作絕不是學術語言的翻譯那么簡單，在獲取資訊如此便捷的時代，學者和公眾的關系也不只是我講你聽，我們在傳播知識的同時也會獲取反饋，因為大家具有不同的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在互動交流中彼此都會受益，使得知識普及和專業研究互相促進。作者在書中的表述，很多時候都留有余地，應該就是邀請讀者們一起來討論吧。

《 人民日報 》( 2020年02月18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