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班固之時及其以前，典籍無記載老子五千言稱《道德經(jīng)》者

江瑔《讀子卮言》“論六經(jīng)之名本于道家”一章說，《老子》一書自老子著時就稱經(jīng)。江瑔作文的目的是要證“六經(jīng)之名本于道家”，所以先論道家之老子著作本名為經(jīng)。但考其論據(jù)知其說不確。江氏據(jù)《史記·老子列傳》“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斷言“則其書原名《道德經(jīng)》可知”。然史遷所云“道德”二字乃是概括《老子》書之主旨，非是書名，又終無附有“經(jīng)”字，安知史遷所見《老子》必名《道德經(jīng)》乎？江氏所舉此條，既難證是也難證非，應(yīng)予存疑。江氏又云：“自漢魏以后，至于六朝，凡注《老子》者皆稱《道德經(jīng)》，見于《隋書·經(jīng)籍志》，所錄難以盡舉。”然察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所錄漢魏至六朝注《老子》之書三十一家，無作《道德經(jīng)》者，此為有力之反證；而《隋志》所錄遠非先秦舊書之名。若《道德經(jīng)》是其本名，《漢志》、《經(jīng)典釋文》尚皆不著錄，安得其后之《隋志》所錄？且先秦典籍征引老子之語，或云“老聃曰”，或云“老聃有言曰”，或云“老子曰”，或云“故曰”，無一云“經(jīng)曰”或“道德經(jīng)曰”。可見江氏之說乃武斷之論。

馬敘倫認為“《老子》書稱《道德經(jīng)》，西京之季已然”。馬氏立論有四：其一，揚雄《蜀王本紀》曰：“老子為關(guān)尹喜著《道德經(jīng)》”。其二，邊讓《老子銘》曰：“見迫遺言，道德之經(jīng)”。其三，《列仙傳》曰：“老子著書，作《道德經(jīng)》上下二卷。”其四，葛玄《老子序》曰：“作《道德經(jīng)》二篇五千文上下經(jīng)”。詳察馬氏所據(jù)，皆可商榷。第一條，揚雄是否曾作《蜀王本紀》大有疑問。《漢書·揚雄傳》不載揚雄著《蜀王本紀》，《漢志》錄揚雄著作時也無該書。《漢志》本于劉歆《七略》，劉歆與揚雄是游學(xué)密友，若有安得不知？知之安得不載？云揚雄著《蜀王本紀》始見于《隋志》，蓋是后世道教徒偽托揚雄以自重。何以見得？考其內(nèi)容可知。今存明鄭樸輯《蜀王本紀》云：“老子為關(guān)令尹喜著《道德經(jīng)》。臨別，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尋吾。’今為青羊觀是也。”觀其文可知此乃后世道教徒之神仙家言。道教興起在東漢中晚期，揚雄生當西漢后期，王莽時就已去世，安知身后有道教之事？可知《蜀王本紀》托之揚雄，實為偽書。馬敘倫卻據(jù)為信史，豈不謬哉？第二條，察洪適《隸釋》卷三，知《老子銘》為邊韶作而非邊讓，邊韶乃東漢后期人，據(jù)東漢后期之史料豈能得出西漢之結(jié)論？第三條，馬氏所引《列仙傳》舊本題漢劉向撰，《四庫全書總目》已辨其非：“今考是書……或魏晉間方士為之，托名于向耶。”則此條亦非西漢史料，豈可憑據(jù)？第四條，葛玄更在“二邊”以后，且王應(yīng)麟《玉海·諸子》作：“葛玄《序老子》……于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jīng)。”“道德”下無“經(jīng)”字。馬氏所引材料皆不可信，豈能得出“《老子》書稱《道德經(jīng)》，西京之季已然”之結(jié)論？

遍察成書于班固之時及其之前真實可靠的現(xiàn)存典籍，皆無稱《老子》為《道德經(jīng)》之記載，可見江氏、馬氏觀點之謬誤。

二、漢景帝本不好《老子》，豈會將《老子》“改子為經(jīng)”？

實際上，《老子》書稱《道德經(jīng)》尚在本書題以“經(jīng)”名之后。關(guān)于《老子》稱“經(jīng)”之時間尚有以下一種錯誤觀點。

焦竑《老子翼》卷七云：“《老子》之稱經(jīng)，自漢景帝始也。”焦氏所引闞澤語見于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八·辯圣真?zhèn)蔚谝弧罚忠娪谔漆尩佬稄V弘明集卷一·吳主敘佛道三宗》。魏源對上述之說已有批駁：“《道藏》稱漢景帝以老子意體宏深，改子為經(jīng)……皆臆造非古。”今考《吳主敘佛道三宗》和《辯圣真?zhèn)蔚谝弧啡模茄晕饔蛉藖碇型羵鞑シ鸱ǎ杩住⒗弦蕴Ц叻鸾蹋瑢嵤巧裣杉已裕豢蓳?jù)為信史。

那么，漢景帝將《老子》“改子為經(jīng)”是否可能？答：無此可能！此非妄言，有證可據(jù)。《史記》雖然多次記載漢文帝、竇太后好黃、老之學(xué)，然于景帝不如此說。實際上，景帝對《老子》書并無多大興趣。《史記·外戚世家》載：“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shù)。”可見景帝讀《老子》是為太后所迫，非出己意愿。《史記·儒林列傳》載竇太后問《老子》書于轅固生，轅固生評價為“此是家人言耳”，觸怒了竇太后，太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由“景帝知……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可看出，景帝不顧太后顏面而敢于袒護轅固生，說明他對《老子》書極無興趣，也說明轅固生對《老子》書的評價實際上代表了他對《老子》一書的看法。這都真實地反映了漢景帝對《老子》之態(tài)度：景帝不但不好《老子》，而且還貶低《老子》。在這種情況下，景帝不可能將《老子》書“改子為經(jīng)”。

三、《老子》稱“經(jīng)”，在史遷之后，劉向之前

那么《老子》一書到底何時稱“經(jīng)”呢？我們認為，《老子》稱“經(jīng)”在司馬遷之后，劉向、劉歆之前。

考之現(xiàn)存可靠典籍，《老子》本書后題以“經(jīng)”名者始見于《漢書·藝文志》：“《老子鄰氏經(jīng)傳》四篇，《老子傅氏經(jīng)說》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經(jīng)說》六篇，劉向《說老子》四篇。”關(guān)于鄰、傅、徐三氏的生活時代《漢志》不載，因此給后人留下了很大的疑惑。日本學(xué)者島田翰《古文舊書考》認為：“夫《漢志》所載《老子經(jīng)傳》，則以鄰氏為首倡，鄰氏漢初人……”島田翰不論及傅氏、徐氏，對鄰氏也未作深考遽下論斷，難以令人置信。馬敘倫云：“鄰氏、傅氏、徐氏不知何時人。班固以次劉向《說老子》前，蓋元、成以先人也。”馬氏雖略有所考，但“元、成以先人”之論斷頗為籠統(tǒng)，并無多大意義。愚以為，《史記》沒有論及鄰氏、傅氏、徐氏，而《漢志》卻對三人有記載，則鄰氏、傅氏、徐氏其人其書在司馬遷之后，劉向、劉歆之前。

說鄰氏、傅氏、徐氏在劉向、劉歆之前應(yīng)無疑問。因為《漢志》本于劉歆《七略》，《七略》又取之于劉向《別錄》，劉歆將鄰、傅、徐三氏經(jīng)傳、經(jīng)說置于劉向《說老子》前，是為鄰、傅、徐三氏先于劉向、劉歆之明證。

說史遷沒有記載鄰氏、傅氏、徐氏就斷定三人在他之后，一定會有人以為是牽強附會。然而筆者認為，綜合現(xiàn)有眾多真實可靠的史料，如鄰、傅、徐三氏對老學(xué)發(fā)展的巨大貢獻，史遷的家學(xué)淵源、史官職責(zé)和老學(xué)情結(jié)等，可得出鄰氏、傅氏、徐氏在司馬遷之后的結(jié)論。

從《漢志》所錄《老子》經(jīng)傳、經(jīng)說及班固自注看，鄰氏、傅氏、徐氏三人對老學(xué)深有研究且大有成就。史志目錄中著錄《老子》書始見于此，然不載《老子》本經(jīng)，而以三人傳、說與本經(jīng)合錄，蓋三人所著《老子》經(jīng)傳、經(jīng)說在當時就產(chǎn)生巨大影響，可見鄰氏、傅氏、徐氏是兩漢老學(xué)發(fā)展中關(guān)鍵的環(huán)節(jié)。正因為這一點，筆者認為若鄰氏、傅氏、徐氏其人其書在司馬遷之前，司馬遷一定會對他們有所涉及，哪怕僅僅涉及三人中的任何一人。現(xiàn)論證如次：

其一，從家學(xué)淵源看，若鄰氏、傅氏、徐氏在司馬遷之前，司馬遷一定對三人知之甚詳。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習(xí)道論于黃子”，深明道家之學(xué)。司馬談所著《論六家要旨》分析了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至當時各家學(xué)派的思想而獨對道家思想推崇備至。司馬遷不但將該文收入《史記》，而且從《史記》對道家人物的肯定看，司馬遷對先秦至漢武帝時諸子人物的述說是深受《論六家要旨》影響的。若司馬遷不對此前道家學(xué)人有詳盡的了解，豈能毫無原則地接受其父的學(xué)術(shù)思想？

其二，從漢初到武帝時漢政權(quán)廣征書籍和史遷位居太史之職掌管朝廷典籍看，若鄰氏、傅氏、徐氏在司馬遷之前，司馬遷一定會對三人著作有所了解。

《漢志》云：“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初，宮廷崇尚黃老熾盛，若鄰氏、傅氏、徐氏在司馬遷之前，其《老子》經(jīng)傳、經(jīng)說已成，恰逢獻書之風(fēng)，三人豈不以此邀功請賞？即便三人不慕名利，豈不希望該學(xué)說發(fā)揚光大之？又，太史公乃典藏天下書籍之職，“?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以致司馬遷自信得以盡見古書，云：“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若三書成于此前，司馬遷一定會看到。若他看到，按其謹慎的學(xué)術(shù)態(tài)度言就不會肯定地說《老子》書分為上、下兩篇。因為鄰氏、傅氏、徐氏《老子》經(jīng)傳、經(jīng)說分別有四篇、六篇、三十七篇。即便按姚振宗解釋云：“《鄰氏經(jīng)傳》四篇者，本經(jīng)二篇，《鄰氏傳》二篇，經(jīng)傳合為一編，故下注姓李名耳。”又如何解釋“《傅氏經(jīng)說》三十七篇”、“《徐氏經(jīng)說》六篇”？

其三，從司馬遷的老學(xué)情結(jié)看，若鄰氏、傅氏、徐氏其人其書在司馬遷之前，司馬遷不會不論及。

揚雄《法言·寡見篇》云“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jīng)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yè)。”《漢書·揚雄傳》記載桓譚語：“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xué)，然后世好之者尚以為過于《五經(jīng)》，自漢文……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漢書·司馬遷傳》記載班固《贊》語：“其是非頗繆于圣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后漢書·班彪列傳》載班彪《略論》云：“遷之所記……其論術(shù)學(xué)，則崇黃老而薄《五經(jīng)》。”司馬遷愛好黃老學(xué)如此，若鄰氏、傅氏、徐氏在其之前，司馬遷豈能對這三位老學(xué)發(fā)展功臣全部忽視？

其四，從司馬遷對老學(xué)知識的淵博來看，若鄰氏、傅氏、徐氏其人其書在他之前，司馬遷不會不知，知之不會不論。

司馬遷對老學(xué)的發(fā)展源流非常熟悉，表明其對該問題深有研究。《史記》有三次詳細敘述了老學(xué)的發(fā)展史。《老莊申韓列傳》云：“莊子者……其學(xué)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申子之學(xué)本于黃老而主刑名……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shù)之學(xué)，而其歸本于黃老……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孟荀列傳》云：“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huán)淵，楚人。皆學(xué)黃老道德之術(shù)，因發(fā)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huán)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樂毅列傳》云：“樂臣公學(xué)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于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可見，司馬遷對老學(xué)的學(xué)術(shù)源流知之甚詳，但他只論及曹參而止。曹參之外，西漢早期中期的好黃老學(xué)人物，司馬遷也記述甚多。皇室有文帝、竇太后等，大臣有蕭何、陳平、張良、召平、直不疑、田叔、汲黯、鄭當時等。即使一些處士如黃生、王生、司馬季主等，或?qū)W黃老、或好黃老而為司馬遷所記載，獨不論及鄰、傅、徐三氏。對于司馬季主，司馬遷幾乎是為其一人立傳。這對主要以記載政治人物為目的的《史記》來說，是一個特例。考《日者列傳》內(nèi)容，只不過是借賈誼、宋忠問道之事，由司馬季主闡發(fā)老莊的某些思想主張而已。以對老學(xué)思想發(fā)展貢獻言，司馬季主遠不能與鄰、傅、徐三氏相比。若鄰、傅、徐三氏在史遷之前，他為何能對司馬季主單獨立傳而對鄰、傅、徐三氏皆不提及一字？

司馬遷對《老子》文本也相當熟悉。《史記》征引《老子》之語甚多，不可詳舉；《扁鵲倉公列傳》還載有《老子》一條佚文：“美好者不祥之器。”說明他對《老子》文本有很深的研究。

司馬遷既深明老學(xué)源流，又熟讀《老子》文本如此，以此而論，若鄰氏、傅氏、徐氏其人其書在他之前，司馬遷不會不知，知之不會不論。

其五，從《史記·太史公自序》看，老子五千言題“經(jīng)”不得在史遷之前。

司馬遷在《自序》中說自己是“厥協(xié)《六經(jīng)》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明顯是將《老子》歸入“百家雜語”一類。考之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所釋經(jīng)典有《周易》、《古文尚書》……《老子》、《莊子》等十四種，收錄《老》、《莊》而不錄《孟子》，是因為老、莊為六朝所崇尚而《孟子》宋熙寧以前尚未列入經(jīng)部。而先秦時期《老子》一書就已受到廣泛的推崇和征引；漢初文帝和竇太后時期，推崇黃老已是朝廷上下的風(fēng)氣。若鄰氏、傅氏、徐氏《老子》經(jīng)傳、經(jīng)說在司馬遷之前，則《老子》一書不但已被推崇為“經(jīng)”，而且題以“經(jīng)”名，在這種情況下，以為《老子》“過于《五經(jīng)》”“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jīng)》”的司馬遷還會將其歸入“百家雜語”嗎？

事實上，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及《老子》書多次，例子不可詳舉，然無一次附有“經(jīng)”字，此亦為《老子》書題以“經(jīng)”名不得在史遷之前之一證。

或曰，西漢中期前道家人物司馬遷不述及者甚多，如文子、楊朱、列子三人，能說在司馬遷之后？

楊朱、列子確有其人，先秦兩漢典籍多有記載，難以盡舉。《呂氏春秋·不二》更是二人并稱，云：“子列子貴虛……陽生貴己”，陽生即楊朱。然楊朱、列子二人對《老子》本經(jīng)的流傳和發(fā)展并無多大貢獻，史遷不予記載，也是情理當中。

文子是否有其人，學(xué)界多有爭論。馬馬肅《繹史》認為是田文，錢穆《老子雜辨》認為是尹文子。當然也有他說，此不煩錄。《文子》一書雖號稱《老子》傳、疏，然先秦人物字號文子者甚夥，皆難與簡本或傳世本《文子》對應(yīng)。首稱文子為老子弟子者始于東漢時班固、王充。王充曾師事班固父親班彪，蓋班、王之言受自班彪，而班固已疑《文子》一書“似依托者也”。如此，文子乃撲朔迷離之人物，史遷何得而記哉？

按上可知：若鄰、傅、徐三氏其人其書在司馬遷之前，他必定會看到，不會遺漏。司馬遷在《孟荀列傳》中對“阿之吁子”這位微不足道的人都有提及，難道會遺漏對老學(xué)發(fā)展起了重大作用的鄰氏、傅氏、徐氏三人嗎？因此愚以為鄰氏、傅氏、徐氏其人其書在司馬遷之后。再衡之劉向、劉歆的《別錄》、《七略》對鄰、傅、徐三氏經(jīng)傳、經(jīng)說的記載，則可推知三氏在司馬遷之后，劉向之前。也就是說《老子》一書被正式附以“經(jīng)”名，在史遷之后，劉向、劉歆之前。

四、《老子》書稱《道德經(jīng)》的時間及其演變線索

前已證明，《老子》書題以“經(jīng)”名在史遷之后，劉向、劉歆之前。那么《老子》書稱《道德經(jīng)》始于何時呢？

從現(xiàn)有典籍看，《老子》書稱《道德經(jīng)》始于王弼、皇甫謐生活的魏晉時期。宋王應(yīng)麟《漢藝文志考證》載：“景迂晁氏曰：‘王弼題曰《道德經(jīng)》，不析道德而上下之，猶近古歟！”晁氏以為《道德經(jīng)》之名出自王弼之手。清代學(xué)者錢大昕和武億提出懷疑，認為宋人晁以道所見王弼注本《老子》題為《道德經(jīng)》乃后世篡改而成的本子。對此，日本學(xué)者武內(nèi)義雄已詳加批駁：“然據(jù)《釋文》音釋之首出‘道德’二字一點，則此二字，即釋王本之標題者……然則晁氏所見王本，不分題‘道德’二字者，乃存王氏真本之舊式。”此說乃不移之定論。

若詳察典籍，我們尚可找出《老子》書名演變?yōu)椤兜赖陆?jīng)》的線索來。

史遷之前，老子五千言稱為《老子》。較早將“道德”二字與老子著作聯(lián)系起來的始于史遷，《史記·老子列傳》云：“老子修道德，其學(xué)以自隱無名為務(wù)……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又云申子、韓子之學(xué)“皆原于道德之意”。但其時《老子》書尚未題以“經(jīng)”名，遑論稱之為《道德經(jīng)》。司馬遷之后，劉向劉歆之前，《老子》書開始稱“經(jīng)”，《漢志》所載《老子鄰氏經(jīng)傳》等即可為證。班固以后《道德經(jīng)》之名的出現(xiàn)尚有一過程。《后漢書·淳于恭傳》云漢明帝時淳于恭“善說《老子》……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已將《老子》書名與《道德》書名等同。桓帝時邊韶作《老子銘》云：“見迫遺言，道德之經(jīng)。”稍后的葛玄《老子序》：“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jīng)焉。”二人已將“道德”二字與“經(jīng)”聯(lián)系起來，《道德經(jīng)》之名蓋于此萌發(fā)。再后的皇甫謐撰《高士傳·老子李耳》云：“作《道德經(jīng)》五千余言……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為《老子》。”按此，王弼徑題所注本《老子》為《道德經(jīng)》，也是勢所必然。

王弼與皇甫謐同時，但后生而先逝。《道德經(jīng)》之名，或出自王弼，或出自皇甫謐，到底由誰首創(chuàng)，文獻闕如，難以尋證。但時間上該名出現(xiàn)在魏晉之際是沒有問題的。

五、結(jié)論

綜合以上考證，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老子》書題以“經(jīng)”名在史遷之后劉向之前；而《老子》書名演變?yōu)椤兜赖陆?jīng)》更遲至班固之后，萌發(fā)于漢末三國的邊韶、葛玄，形成于魏晉之際的王弼、皇甫謐。王、皇甫二人當中具體出自誰手，文獻闕而難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