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近代大學者梁啟超說： “吾以為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 ”《楚辭》作為中國詩歌兩大源頭之一，與《詩經》齊名。 《楚辭》產生的年代晚于《詩經》，是先秦南方文學的代表，體現了獨特的審美精神。 東周以降，楚國長期吸收北方的中原文化，并將之結合本土文化，到戰國時代乃逐漸擺脫蠻夷之邦的形象。 《楚辭》就是兩種文化成功結合后的產物。
楚辭，就是楚人創作的詩歌。這種體裁盛行于戰國時代的楚國，相對于《詩經》較晚。楚國君臣多嫻于辭令，他們對詩歌亦非常注重修辭技巧。因此，這種修辭華美的楚國詩歌就被稱為“辭”或“楚辭”。楚辭的代表作家有屈原、宋玉等，有時候楚辭甚至專指屈原的作品。
不同于《詩經》的寫實主義，《楚辭》的浪漫主義風格是由楚地廣袤富饒的山川、豪邁熱情的民風和神秘絢麗的巫文化所造就的。其驚采絕艷的辭章、朗麗哀志的情調、細膩高超的藝術技巧、琳瑯滿目的神話素材，令人愛不釋手。
《楚辭》不僅是漢賦的直系祖先，其辭采和精神更滋養了后世眾多的作家。從司馬遷、曹植、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曹雪芹到龔自珍，他們的創作無一不受到《楚辭》的影響。民國以后，雖然包括楚辭在內的舊體詩歌不再是文學創作的主要體裁，但現代作家如聞一多、郭沫若諸人，依然深受《楚辭》哺育，而楚辭學也成為了五四以來的一門顯學。
楚辭之山鬼
進入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應運而生。在中原地區，散文逐漸取代詩歌的地位。博學多才的屈原縱然與諸子同期，卻以詩歌創作聞名于世。他不僅對楚辭這種文體起了奠定的作用，更開啟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創作流派，宋玉、唐勒、景差皆能祖述屈原的從容辭令。如果說孟、莊、荀、韓的學派皆以義理為依歸，屈原的流派則以辭章為核心，難怪歷來都有人將屈原列為諸子之一。
屈原的楚辭創作，除有發憤抒情的功用外，更意味著文學意識的覺醒。在中國文學史上，他雖然不是第一位留名的詩人，卻以大量精力投入詩歌創作，可說是以詩歌為寄托、為志業、為生命。因此，屈原有“詩人之祖”的美譽，衣被百代，暉麗千秋。
除了聲調外，楚辭還有不少其他特色，北宋末年學者黃伯思便做過一番歸納：
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 故可謂之楚辭。若“ 些”、“ 只”、“ 羌”、“ 誶”，“ 蹇”、“ 紛”、“ 侘傺” 者， 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 修門、夏首者， 楚地也。蘭、茝、荃、藥，蕙、若、芷、蘅者，楚物也。
《楚辭·離騷》 插畫家陳絲雨 作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楚國的文化背景。楚文化與北方的諸夏文化頗有差異，楚人信巫覡、重淫祠，雖君主亦不例外。所謂上有好而下必甚焉，楚國巫風之盛，可想而知。而重想象、重抒情、斑斕陸離、恢詭奇絕、充滿神話色彩的楚辭作品，就是這種文化風俗影響下的產物。《離騷》《九歌》《天問》《招魂》等篇章中關于宗教活動的記載，往往可見。
其次，楚辭的代表作家—屈原對于楚辭風格的塑造，也是一個關鍵。屈原忠君愛國，卻遭讒害而被疏遠、放逐，眼見君昏國危、民生困苦，屈原于是創作了《離騷》等一系列作品來諷諫君王，一篇之中，再三致意。
明代吳訥《文章辨體》說：
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傷感事物、托于文章謂之辭。
吳訥雖然將辭、騷并列，但“傷感事物”是概言辭體，“幽憂憤悱”是專論屈作，因此將屈原的《離騷》等作品歸在辭這一類，毋庸置疑。整體而言，吳訥認為辭這種文體表達的心情大率是哀怨的。
越人歌
進一步說，楚辭（以及其所淵源的楚歌）所表達的哀怨心情往往是一種無可奈何感，如《大司命》云：“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無虧。”項羽《垓下歌》：“騅不逝兮可奈何？”劉邦《鴻鵠歌》：“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還有《越人歌》的無奈是不為鄂君所知，《離騷》的無奈是懷王不能任賢，《大風歌》的無奈是猛士難求……這種無可奈何之感，是人類面對不如人意的世事卻又無能為力時所滋生的悲劇情愫。
在神話傳說中，楚人的遠祖古帝顓頊是一個神奇的人物。他有上帝的神格，嘗命其子重黎絕斷了天地之間的通道，曾造《承云》之樂，死后還化為溝通陰陽兩界的“魚婦”。重黎就是著名的火神祝融，相傳他獸面人身，乘坐兩龍，能夠光融天下。楚人的這些先祖，充滿了神奇的色彩，與上古宗教巫術的關系密切。此外，根據新出土的“清華簡”《楚居》記載，楚王室的先祖季連曾娶商王盤庚之女為妻。不難想見，武王伐紂后，作為殷商外戚的楚王室對于新興的周天子在感情上有所抵觸。
周成王時，楚人的領袖熊繹受封為子爵，帶領人民在南方篳路藍縷，開發山林。從此以后，楚地疆土日擴，成為南方大國。由于楚國與周天子沒有血緣或姻親關系，又僻處南方，所以一直被注重宗法制度的中原國家視為蠻夷，受到排斥。正因如此，楚國保存了許多上古、夏、商時代的宗教巫術文化。屈原是楚國的重臣，曾掌巫史之職，熟悉這些宗教活動。因此，他的作品朗麗綺靡、志哀情深，既善于鋪陳，又富于聯想，這與楚國巫風的熏浸是分不開的。
火神之后篳路藍縷創立強大的楚國
楚國在文化上雖然視周為落后，卻能不斷地學習中原文化。故此，楚國文化既有獨特的地方色彩，又具備了廣博的襟懷。屈原熟悉中原的思想禮儀、歷史掌故。如在《天問》篇中，屈原歷數唐、虞、夏、商、周這些中原王朝的史事，篇幅比例大大超過楚國史事，可見他不僅了解，而且認同中原的歷史文化。這正是楚國文化開放自由、有容乃大之氣象的體現。
屈原生活于戰國晚期，年代稍晚于孟子、莊子，而比荀子、韓非子稍早。屈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對于北方諸夏文化的經典非常熟悉，并把其內容思想融入自己的詩篇。
如《離騷》“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與《尚書》“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九歌· 東君》“援北斗兮酌桂漿”與《詩經· 小雅· 大東》“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與《詩經· 商頌· 長發》“禹敷下土方”，內容文字都兩兩相近。
非僅如此，從屈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對各家學說都有深入的了解。儒家主張的仁義之道，屈原非常推崇：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懷沙》）
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這種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繼承：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離騷》）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離騷》）
楚莊王問鼎中原
除儒家的先王外，法家所取法的齊桓公、秦穆公等霸主，屈原也表示尊尚：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于庖廚。呂望屠于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惜往日》）
他在早年助懷王變法，可謂繼軌吳起的法治觀念：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惜往日》）
在流離憤懣的放逐之際，屈原的思想一度傾向于道家，希望能夠拋開俗世，超然高舉：
悲時俗之迫阨兮，愿輕舉而遠游。質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遠游》）
綜而觀之，屈原對諸子的思想，無疑是有足夠的認知、理解和接納的，但與各家的主張也有不合的地方。比如說，儒家推崇的周公、孔子，屈原作品中從未提及，這與儒家經典如《孟子》《荀子》等頗為不同。而屈原被流放的事實，也證明他不像商鞅、吳起等法家中人擁有高明的干君之術。至于《漁父》一篇，更說明屈原的思想與道家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各家的思想學說，對于屈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響。然而屈原畢竟是詩人，而非思想家。要勉強把他劃入某一學派，以求概括他的思想，實不相宜。
自古至今，楚辭學都堪稱“顯學”，歷代楚辭學著作的數量非常龐大。
《楚辭》的文字較為古雅，作品長度一般也超過絕句的篇幅。因此，今天一般大眾對《楚辭》的愛好似乎不及唐詩、宋詞，遑論其作為孩子的啟蒙讀物。然而，《楚辭》和唐詩、宋詞一樣，具有高度的文學性，能使當代讀者滋生永恒不變的審美愉悅。如“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體現了對理想之追求的執著；“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暈染出淡雅素凈的秋色影像；“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深得男女戀情三昧；“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光眇視，目曾波些”如工筆畫出的仕女圖，如是這般令人目不暇給。
其次，《楚辭》文本涉及的面向更是跨學科的。舉例而言，《天問》所記載殷商的重要先祖王恒，完全不見于《竹書紀年》《史記》等書記載，卻能與出土的甲骨文相印證。又如《湘君》《湘夫人》二篇，可以讓我們了解虞舜二妃傳說在荊楚大地的演變情況。復如《招魂》以傳統宗教儀軌的形式注入新的內容，體現出作者對懷王客死異鄉的痛悼和國家前途的憂思……可以說，無論在歷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民俗學、宗教學、神話學乃至自然科學的范疇，《楚辭》都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信息。
（作者陳煒舜，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