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霍光以昭帝名義召開“鹽鐵會議”。在這場“法儒”之爭的會議中，最終以支持法家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失敗而結束。

在這場會議中，儒家人物連帶著這將吳起、商鞅、李斯等歷史上的法家一并攻擊，司馬遷更是受其影響，評價商鞅道：“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 商君列傳》。自此商鞅“刻薄寡恩”的形象被人們深入骨髓，甚至后世很多人連同著將商鞅的功績一并抹殺，不愿提及。

“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秦怨商鞅之法，甚于私仇，卒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東坡·司馬遷二大罪》

今天筆者就從當時秦國的的國情以及后世人們對商鞅評價的出發點來分析，為何商鞅會落得一個“刻薄寡恩”的評價。

戰國時期禮崩樂壞，在這亂世之間，諸侯之間的爭斗早已到達了水深火熱的地步。在商鞅變法之前，吳起變法、李悝變法等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而這些變法皆為法家之變法，這正好驗證了這個時期各國需要殺伐，需要強兵的主旋律。而儒家主張仁政、反對殺伐，他們注重人們的德行教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人們心中的惡念。當然，這種方式確實有利于長遠之計，然而若完成這種目的所耗費的時間著實久遠，與當時的大環境格格不入。

秦國地理位置偏僻，不與中國諸侯會盟以至于逐漸被其他諸侯國孤立，在外交上無法尋得盟友，自然會成為其他諸侯國眼中的“軟柿子”，魏國屢次率兵攻打秦國，秦國數次戰敗，舍棄河西等地。也正是因為地處偏遠，老秦人幾乎都擁有著半游牧民族的生活習性，這就導致了他們民風彪悍，私斗之風比其他諸國尤為嚴重。種種內憂外患之下，秦國如同風雨中的一葉扁舟，在洪濤波浪中隨時都有被吞噬的風險。

秦孝公為秦國的現狀深感不安，他意識變法的重要性，只有變法才是強秦的唯一出路。因此他求賢若渴，許以重大條件招募人才，最終當商鞅入秦后與之“語數日而不厭”。

一、商鞅為何要“酷刑”。

變法并不是“以為然”，若沒有切合實際國情并針對性實施的變法，都將是空城大夢，商鞅就很好的洞察到了秦國的實際情況，然后制定變法。

商鞅執行變法時最首要的一步就是強調“君權至上”，使君主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因為商鞅接下來的行動不管是針對士族還是百姓，都將是一場強制性的措施，每一個行動都將牽動整個多家的神經，需要背后有一個強有力的后盾才行。另外，商鞅變法針對的范圍包括整個朝堂，而“刑不上大夫”是每個國家的一條潛規則，在商鞅眼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戰國時期這個老士族關系網錯綜復雜的時代，上大夫擁有極高的話語權，君主倘若沒有絕對的權利，將處處受到制肘，變法將寸步難行。“君如青山、我如松柏”這句話就是在商鞅、秦孝公以及秦國之間關系的最真實寫照。只要秦孝公這個“青山”能夠在背后支持他，那么商鞅就有能力在這刺骨寒冬中依舊保持著蒼茫。

后世之人對于商鞅的詰難點基本上在其刑罰嚴苛上。“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是《漢書·藝文志》對商鞅酷法的評價。不可否認，商鞅制定的法令確實是非常嚴厲，商鞅為了加大刑罰的殘酷性，增加“鑿顛、抽脅、鑊亨、戮、棄市、磔、定殺、黥、劓、斬左止、足、宮、笞、髡、完、遷、貲”等等等等種類繁多的懲罰手段。因為在商鞅眼中“去奸之本莫深于嚴刑”，只有加大犯罪成本才能使人不敢觸犯法律。另外“連坐”也是商鞅重型中的一個重要懲罰方式，“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什伍連坐法）。只有“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只有規范了國人行為標準，接下來的變法才能順利實施。

前面提到，秦國民風彪悍，私斗成風。商鞅為了改變這一現象，采取了“弱民”以及轉移群眾注意力的方式。需要在這里點明一下，“弱民”并不是指使百姓“迂腐”、“弱小”，而是針對秦國民風彪悍這一特點專門制定的壓制政策，面對這種情況，只有以強制強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解決民風私斗問題之后，商鞅變法才進入到主題：“國之所興者，農戰也。”。糧食與對外戰爭是衡量一個國家強盛的關鍵因素。

商鞅對人心看的很透徹，“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是人之本性，只有賞罰結合才能既約束百姓的行為又能調動其積極性。為了鼓勵耕種，商鞅頒布“墾草令”，推出了鼓勵人民積極墾荒務農的20 多種辦法，以獎勵為誘導，使百姓們主動耕種。（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同······放為國之數務在墾草”——《商君書》）為了配合“墾草令”，商鞅“廢井田開阡陌封疆”，將士族手中的土地收歸國有，最終使百姓都能夠合法的擁有土地，加上“墾草令”的獎勵，百姓們耕種的積極性大大提高。

在對外戰爭方面，商鞅也是采用的獎勵制度，設立軍功制，“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田，這樣能轉移秦人好斗的注意力，讓他們以軍功獲得爵位，還能以合法的手段架空宗族世襲制的特權，變相的削弱的秦國老士族手中的權利，可謂一舉兩得。

最終，在商鞭變法這種“內行刀鋸，外用甲兵”的強壓之下，秦國逐漸富強，最終為秦始皇一統六國打下基礎。

二、司馬遷究竟是抱有那種心態來評價商鞅的？

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歷史著作，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司馬遷的《史記》中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是有失偏頗的，他不是以人物對歷史的貢獻上去評價，而是習慣以人物道德方面的優缺來進行判斷。司馬遷雖然并未抹殺商鞅的功績，但是對于商鞅的為人卻用很多的篇幅來描寫：“天資刻薄”、“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傷殘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君尚將貪商于之富，寵秦國之教”，《史記》中否定商鞅的描述可謂不少。

不過通讀《史記》，我們不難發現一點：除了商鞅之外，司馬遷將李斯、吳起、晁錯等法家人物統統批評了個遍。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司馬遷對于法家人物的批判來源于他自身崇尚儒家反對法家的原因？

儒家講究德行教化，每個時代都其主旋律，春秋戰國時期天下混亂，使用儒家慢慢引導百姓積極向善顯然是不實際的。司馬遷評價商鞅變法為“可以行一時之際，而不可長用也”，這一點固然沒錯，但是上天根本就不給秦國太多時間，他們也等不及用德教感動世人。

自古亂世需強權、盛世需平和，漢朝時期天下穩定，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家思想的優勢逐漸就展現了出來。人們生活在一個溫和的世界，他們體會不到戰亂時期頭上懸著達摩克利斯之劍的感覺。自然需要對酷刑輕禮的法家口誅筆伐，因為這般才能顯出儒家的首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