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生 陳媛媛 澎湃新聞記者 任霧

李陽陽還沒回過神來。短短十余日，他毫無預料地成為逃離武漢的一員，更沒想到父母感染上新冠肺炎，卷入疫情風波之中。

“兒子，幫爸打個120吧……”2月9日，高燒十一天后，從不求人的李陽陽父親李德玉，用氣若游絲般的聲音在電話里向兒子懇求道。

30歲的李陽陽很平靜地掛了電話，他心里一陣難受。他已經打了各種電話，但是沒有用，盡管父親的CT顯示肺部感染，但兩次核酸檢測都是陰性，不滿足收治條件。

此時父親的喘氣聲已經十分粗重，聽著聲音，他似乎能看到父親艱難起落的胸膛。

2月8日，中央指導組要求“應收盡收，刻不容緩”。緊接著，2月12日，國家衛健委發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治療（試行第五版）》，其中寫明疑似病例只要具有肺炎影像學特征者，為臨床診斷病例。這意味著只要CT符合癥狀，就按確診病例收治。

恰逢其時，李陽陽父母被收治了，他從沒想過，有一天會因為父母都住進了病房而感到安心。

以下是李陽陽的口述

“沒敢相信武漢封城了”

直到火車向前奔去，我都沒敢相信武漢封城了。

1月26日，航拍武漢城市道路。

1月18日，我從單位回了家，計劃在家待五天。20日的傍晚，我們家一個在醫院做護士的親戚來串門，聊天時她談到了疫情，說現在這個新冠肺炎傳染性極強。她聽說很多醫院的工作人員因為沒有做好防護被感染了，而且醫院人滿為患，去看病弄不好要交叉傳染。

她這么一說，我們一家人都很緊張，氣氛一下子凝重了。一月初，我和爸說過這事，他當時不屑一顧。這時，親戚在講，他沉著臉，不說話。我爸有點大男子主義，認準自己的一套理，不服軟。他不說話，我就知道他已經聽進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和爸媽一起出去買菜，準備中午提前吃個年夜飯。超市出來后，我們在邊上的藥店買了些醫用口罩。從那時起，我就和家人約定，以后不管去哪兒，都要戴口罩。

1月22日，我和父母把我的妻兒送回了娘家。我和妻子2018年結婚，兒子現在8個月大，妻子平時和我父母一起生活。當時主要是考慮到疫情，還想著我今年沒法在家過年，她回娘家的話，那里親戚多，小孩照顧不來，也能有人搭把手。

一大早，我爸開車直接走高速，沒幾個小時就到了。每次過收費站，我們都會戴好口罩。中午，我們留岳母這吃了飯。當天晚上，我們回了武漢，我怕家里的口罩不夠用，又跟爸跑出去買。當時，我們找了好幾家店，都說沒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店，買了10個N95，19塊8一個。

23日早上，我起床的時候，朋友給我發了一些封城的消息。我問了爸，他不相信。直到我走進了地鐵站，還是不確定武漢是否封城了。

那天的地鐵車廂很安靜。絕大部分人都戴著口罩，避開臉，往人少的地方躲。地鐵乘了大半個小時，無形之中的緊張感壓得人喘不過氣來，誰也不知道什么時候病毒就在自己身邊，恨不得列車下一秒就到站。

到了漢口火車站，檢票口沒多少人，站得零零散散的。我沒看到工作人員，連安檢也沒有，檢票要人臉識別，我只能憋著氣，拉下口罩，迅速過了安檢。進站后，我看了看時間，八點整，離開車還有一個半小時。我找到進站口后，那里的人多得不知道說什么好了，我沒敢在那停留，躲到了工作人員通道里。已經有五個人在這了，但是大家分得很開，至少隔著七八米。

眼前的一切讓我難以置信，我壓根沒來得及反應，便卷入了人潮。緩過氣后，我馬上給家里頭打了電話，說了下我看到的情況，然后叮囑他們千萬不要出門。

檢票上車的時候，我雖然戴著N95口罩，還是不放心，右手提著行李，拿著身份證，左手仍要捏緊鼻子，因為我總感覺鼻梁處還是有間隙，怕沒封緊。當時一心想著快點上車，不敢東張西望。

動車上的人都戴著口罩，沒人說話，我的口罩也一直沒敢摘下來。雖然我帶了泡面，也帶了水杯，但我不敢喝，不敢吃。也有少數人接水泡面，但即便聞著泡面的香味，我的胃餓得打滾兒，我的理智還是一個勁地吹哨命令，千萬不能吃，一刻也不能摘下口罩。

一到達所在地，我又換乘地鐵到單位，整個過程太像逃命了。到單位后，我就被隔離了，我也巴不得自己被隔離，真的怕自己攜帶了病毒。

不夸張地說，這一整天，我都感覺自己是個裝在套子里的人，不想出來。之后很快，單位停止一切探親休假事宜。本來打算年初四請年假回去，這下我回不了家了。

氣得直喊我媽名字

過年那幾天，我媽本來很想去外婆家吃年夜飯，但是外婆說現在形勢不太好，不讓她過去。父母給故去的老人燒了紙，還去了趟超市，就在家里過了年。

我在隔離室的第七天，突然得知爸發燒了。我雖然有點緊張，但往好的方面想，可能是受涼了。爸跑藥店買了些頭孢之類的藥，吃下去后，第二天體溫降下來一些，37度多。看到體溫降下來后，我們的疑慮差不多打消了。結果沒想到，2月1日他又燒回38度多。

那天早上，爸去了醫院，當時照了CT沒有問題，所以醫生只當作普通發燒來治，開了退燒藥，爸就回來了。

但是后來幾天，爸的燒一直沒退下來。2月2日的時候，媽也燒起來了，這時我才真的緊張了，我怕他們得新冠肺炎，但還是略帶僥幸地想，可能是會傳染的病毒性感冒。

隔天一早，爸媽決定一起去醫院。我聽他們說要去醫院，我心里就焦急得麻亂。我知道現在醫院的患者特別多，去那邊很危險。可是沒辦法啊，他們倆都不舒服了，醫院還是得去。

他們一到醫院，我就想知道他們怎么樣了，沒辦法在身邊盯著，只能視頻看一看。

當時我爸在排隊，我媽坐在邊上等。視頻一開，我剛看到我媽，就氣了，直接喊她名字，我說：“潘秀荷，你不要命了！只戴一層口罩。你看你的口罩脫到鼻孔了，戴了跟沒戴一樣。”我媽不認真和我說話，頭動來動去，口罩和鼻子間的縫隙很大。她的性子大大咧咧的，有時候話不說重，她好像不會放在心上，后面她嫌我啰嗦就戴起來了。

他們搞了一整天，中午都沒吃飯，下午拿到了CT，我媽的CT沒問題，爸的CT顯示：雙肺感染，考慮病毒性肺炎。而核酸檢測結果要過一天才能出來。

2月5日，我爸的核酸檢測結果出來了，是陰性。當時很高興啊，松了一口氣，我們覺得這樣可以說明爸沒被感染。一家人都很慶幸。

可是另一邊，爸的病情明顯惡化了。視頻的時間越來越短，他都不愿意和我說話，呼吸也變得吃力起來。

好幾次，我把視頻電話撥過去，看不到他太多的面部表情，他人縮在被窩里，接通了就把手機放在一邊。他的面色灰灰的，半合著眼睛，他說他很冷。

爸又做了第二次核酸檢測，還用了退燒栓，體溫正常以后，吃了一大盤餃子。

8號早上，我爸燒到了39度，他又吃了退燒栓，可是這次燒雖然降下來了，但是呼吸愈發費力。但是沒辦法，不能打針看病，他就經常在我們家飯廳里的藥箱里，瞎折騰找藥吃。況且他準備開車去醫院再看看，不吃的話，車都不知道怎么開了。

開車到了武漢市第三醫院，我爸已經氣都喘不過來了。醫生看了他的CT，說他就是新型冠狀病毒，但是現在沒有床位。讓他先上報社區弄床位，他還是只能硬著頭皮開車回家。

李陽陽父親第三次去醫院的CT檢查報告單。

這趟回來后，我爸變得很安靜。之前，還會跟我媽掐嘴，自己瞎折騰找藥吃，現在什么都不做了，基本窩在被子里。我們問他體溫多少，他也不告訴，媽媽送進去的飯，他也幾乎沒動過。我感覺我爸去了三趟醫院，他知道現在看個病有多難，跟我們說也幫不上忙，他不抱希望了……

爸求我幫忙叫救護車

2月9日，爸的第二次核酸檢測結果出來了——陰性。社區說，目前陰性還是沒辦法住院治療。當我知道只有陽性才能得到救治時，又看爸的病一天天嚴重起來，卻無法去打針吃藥，我巴不得他是陽性，很難受。

那時，媽打電話過來，著急地說爸的情況很糟糕了，每天叫他也不應。我媽一共給爸煮了5個餃子，他就吃了一個，掰了四瓣橘子過去，只吃了半片。

晚上8點，爸主動給我打了電話，他的聲音很虛弱，喘氣非常困難了，他說：“兒子，幫爸叫個120吧……”爸不知道在他說之前，我已經打了三個了，但是沒用。我可以想到爸有多難受，我從來沒聽他這樣，哀求似的說過話。我心痛，當時特別想回家，想著在這里打120還得多一個區號。

我很平靜地掛了電話，心里一陣難受，但還是瘋狂地打各種電話，求社區胡書記。爸的情況胡書記心里一清二楚，她也著急，因為我爸的事哭了好幾場，打了緊急報告上去，區里又把名字給劃掉了。因為爸的核酸檢測不符合，表面看來癥狀也不夠重。

我知道我爸這種兩陰的情況，能進方艙醫院就已經算破格了。所以我當時和胡書記說，我知道病床緊張，我不奢求能住院，只要能打針把體溫降下來就行，先得把命保住啊。

那天很晚了，胡書記還在幫忙聯系，她說今晚不睡了，陪你一起等。后面終于聯系到區里，第二天可以送方艙醫院。心里還是比較高興，但是一想到我爸的呼吸十分衰微了，我又深怕他挨不過這一晚，我和媽說：“如果半夜起來的話，去看一下爸吧。”我真的怕他一睡不醒。

武昌方艙醫院內部 澎湃新聞記者 趙思維 圖

第二天將近中午，區里面還是沒有消息，我們知道沒指望了。好在很快，胡書記直接把我爸送到了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醫院看我爸的情況很危急，直接收治了。

我媽把爸送到了醫院，自己做完檢查回到家里，已經五點多了。

她發來了視頻通話，和我說今天在醫院忙了什么，做了CT，上面寫著：左肺感染性病變。還弄了核酸檢測，說到這里，我能感覺到媽和我一樣，都很怕她的核酸檢測會是陰性。

把父親送到醫院后，李陽陽母親做了CT檢查。

她還說，社區準備第二天把她送隔離點去，要她現在把爸的衣服被子收拾出來燒掉……說到自己還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的時候，她流淚了。只是幾秒的時間，她的淚水溢出眼角后，又很快提起袖子把眼淚抹掉了。

一個小時后，我又視頻找她，她說沒胃口吃飯。我只能鼓勵她，爸爸不在身邊，你要自己照顧好自己，飯一定要多吃，一個人一定要撐住，還要一起等爸出院。媽點了點頭。

睡前，我們再視頻的時候，她說把之前我給她買的豬肉，炒青椒一起吃了，她硬是吃了很多。

盼著回家做飯

2月11日，凌晨兩點，我媽提著兩個塑料袋子，被送到了隔離點。我媽進隔離點不到十個小時，醫院那邊打電話給我媽，說爸進入了危癥，在用呼吸機供氧，醫生已經把最后一道藥給爸注射了。我媽也沒聽清是什么藥，只知道這是最后的希望。

醫護工作人員及患者進出隔離的賓館大樓都要進行消毒作業。

媽媽跟我說這話的時候，她很想哭，但是她忍著，我也忍著，我看她的眼眶已經紅了。我說，我們現在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爸能挺過去，要對爸有信心。然后媽也在那里說，爸是個好人，這輩子沒做過壞事，應該保佑他度過這次難關……

電話掛斷后，我哭了好幾場。但沒辦法，電話還是得一個一個接著打，我想盡快把媽弄去醫院，不能讓她再送晚了。

過了幾個小時，我的妻子聽到消息打電話過來，她哭得很崩潰，一直怪自己，她說當時要是強硬點，把父母留在（娘家）武穴，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了。

第二天，我給領導打口頭報告說，我想回家，想陪父母度過這一關。我作為兒子，什么都不怕，我根本不怕病毒……回想當時說話的形景，我有點小孩耍性子的感覺。不過領導也理解，他和我分析了一通。我知道我回去了，幫不上什么忙，能做的很有限。另外我也擔心要是我們三個有什么事，我的妻子和小孩就真的沒有依靠了。

幸而沒多久，爸爸醒來了，他給我妻子和媽發了信息，唯獨沒給我發。我們當時都很吃驚，還疑心是不是誰用他的手機發的，所以我想著視頻看看爸。要按鍵通話的時候，我挺緊張的。視頻一接通，看到爸爸的頭靠在白色的枕頭上，呼吸面罩蓋在爸的口鼻上，他的面容有些微起色，精神還可以，這時我的心才踏實了。

但是傍晚的時候，我想著他應該吃飯了，給他撥了個視頻，他的狀態又不好了。他的兩腮有點紅，眼睛瞇著，看起來有些乏力。我不忍心讓他說話，讓他聽我說話點頭搖手就行。

我記得，我問他，現在感覺怎么樣了？他搖了搖頭；囑咐他，要多吃飯，強迫自己吃，他點了點頭。再說幾句，他就搖手了，意思是不說了，要掛了。

2月13日，社區接到通知，只要CT符合癥狀，就可以收治，所以我媽也很快住院了。盡管父母都有了病床，我心里確實安心了不少。

這幾天，父母的情況都還算穩定，爸雖然還在重癥之中，但是恢復一些了，他現在跟我視頻，都會盡量坐起來，還有一次，甚至把面罩扒起來，給我說了幾句。我能感到他愿意和我多說些話，眼神總是停留在我臉上。媽也還可以，就是比較嗜睡，沾著枕頭就睡著了。

現在我就盼著疫情快點過去，回去看看爸媽，看看妻子和兒子，我想給他們做個飯。以前每次回來我都會給他們做，鄰居會說，別人兒子回家被當成寶，你們兒子回來怎么干這干那的。其實能為他們做飯，我心里挺美的。

（文中受訪對象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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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 周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