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李青科普

80年代初有一句掛在嘴邊的罵人話是“你得了腦膜炎”，類似于現在的“神經病”。這句話絕對不是隨口一說，而是背后一場300萬染病、16.8萬人死亡的烈性傳染病。

2017年04月28日《安徽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孩子打疫苗家長先“掃盲”》，其中寫道：“以流腦為例，1967年我省報告病例有25萬之多，約有一萬多個孩子死于該病。而2016年，全省僅報告3例病例。”

短短一行字，揭開了一段塵封但并不久遠的歷史。

1966年，中國社會發生了一場浩劫。

1967年，另一場浩劫隨之而來。

正如《安徽日報》所記錄的那樣，安徽省竟有25萬人先后染病，死亡1萬多人。根據資料記載，1964年普查安徽省總人口只有3124.17萬。試想一下，這是何等慘痛！

可怕的是，這個疫情，不只是局限在安徽省，而且全國大爆發。

遼寧：1967年3月，遼寧地區出現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是1949年以來的第二流行高峰。發病率高達177.97/10萬，病死率為5.80%。為控制該病流行，遼寧省成立了防病指揮部，各市縣也相繼成立防病指揮機構。據統計，1967年共發病51931人，死亡3013人。——遼寧省地方志網站：遼寧大事記1949~2009。圖2

青島：建國后，青島市傳染病院每年收治流腦病人。1964年和1967年兩次發生流腦流行，發病率分別為169.50/10萬和390.17/10萬。青島當時人口約140萬，也就是說，大約5400人感染。病情兇險，重病以休克型為多。——青島市情網。

南京：南京解放后，1967年為流行高峰年，全市發病13837人，死亡303人，年發病率464.59/10萬。——南京地方志。圖

紹興：1966至1967年，由于人群大流動，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在城鄉各地爆發流行。1967年尤為嚴重，共發病29118例，死亡1040例。1969年，發病率顯著下降。——浙江紹興市志，第三十九卷醫療衛生，第三章疫病防治。圖

廣東：有《吳川文史(3)》載文記載：1966年至1967年5月，吳川腦膜炎發病5368例，死亡347人。死亡率超過5%！而廣東《湛江市志》記載：1967年湛江發生流行性腦膜炎。因“大串連”而加劇，全市發病共1799例。江門市疾控中心也有記載：1967年1～3月，江門市區報告流腦病例近千例，病死45人。發病多為學生和青年。圖

而據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網站披露：1966～1967年在我國出現了空前的人群大流動，導致發生了全國性流腦（流行性腦脊髓膜炎）大流行，發病率為403/10萬，死亡16萬多人。圖

16萬，不是冷冰冰的數字，而是活生生的人，且大多是不滿20歲的孩子，其悲慘景象可想而知。

流腦，全名為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是由腦膜炎雙球菌引起的一種急性傳染病。主要表現為突起發熱、頭痛、嘔吐、皮膚粘膜瘀點、瘀斑，嚴重者可出現敗血癥、休克。部分病人暴發起病，可迅速致死。

流腦的傳染源是帶菌者和病人，病原菌借咳嗽、噴嚏、說話等由飛沫直接從空氣中傳播，因致病菌在體外生活力極弱，故通過日常用品間接傳播的機會極少。兒童及青少年易感染。

流腦大多11月份開始流行，次年3、4月份達高峰，5月份開始下降。其他季節有少數病例散發。早些年一般每3~5年出現一次小流行，8~10年出現一次大流行。 流行因素與室內活動多，空氣不流通，陽光缺少，居住擁擠，患上呼吸道病毒感染等有關。

腦膜炎雙球菌分許多種，在我國90%以上的流腦病例是由A群腦膜炎奈瑟氏菌引起的。2013年10月《中華預防醫學雜志》中國流行性腦脊髓膜炎流行變異趨勢報告：有記載以來，A群是惟一引起兩次全球性流腦大流行的血清群，國際上普遍認為兩次全球性流腦流行均起源自中國。1967年，中國發生的大規模流腦流行就是A群，發病率達到403/10萬。

我國流腦的病死率一直位于法定傳染病的第5~6位。1967年為歷史發病高峰，在1977年出現的另一個小高峰（60.1/10萬）后，疫情持續下降，至90年代，疫情維持在1/10萬以下的水平，至2000年，疫情維持則在0.2/10萬以下的水平，2004年疫情略有上升，年報告發病率為0.2001/10萬。

新中國成立后，許多地方都曾發生過小規模的流腦，但并沒有形成大的流行，那為什么1967年爆發了呢？

據海南文昌縣志記載：海南文昌1967年，發生流腦流行，全縣21個公社(鎮)和3個國營農場共發病643例，死亡57例，亡死率為8.86％。時值“文化大革命”，人群流動量大，發病面廣，蔓延快，救治藥物奇缺，死亡率較高。——海南史志網，文昌縣志 ，第二十三編衛生，第四章衛生防疫，圖

而上海川沙的縣志說得更清楚：建國初期，“流腦”發病率高，疫情起伏大。“文革”初期，受大串聯影響，引起暴發流行。1966年發病2015例，1967年上升至4916例，發病率868／10萬。——上海市川沙縣志第二十八卷（五）。圖

這兩個縣志都提到了文革。

人們常說，天災人禍，許多災難的發生，不全都是自然的原因。

那時醫療技術不發達，國家經濟困難，缺少疫苗，預防接種率低。而且疾病發生后，沒有多少藥物可以使用，這些因素都是疾病流行的客觀原因。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卻是人為因素。

現在還能看到一些回憶那個時候的文章，那個年代，連公檢法（公安局、檢察院、法院）都被政治運動砸爛不存在了，何況防疫機構，整個社會組織體系全部癱瘓。沒有人員、沒有預警，沒有上報，就是想上報也不知道報到哪里。

更為主要的原因，就是全國大串聯。

據百度介紹：

1966年，中央文革表態支持全國各地的學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經驗，也支持北京學生到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1966年9月5日的《通知》發表后，全國性的大串聯活動迅速開展起來。

大約六七月間，全國已出現“串聯”師生。外地來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革造反經”和接受毛主席接見的師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風點火幫助“破四舊”的師生，有紅衛兵、“紅外圍”和一般學生，以大中學生為主，也有個別小學生跟著哥哥姐姐走的。

毛澤東主席分別于1966年8月到11月8次接見紅衛兵，受接見的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青年師生大約1300多萬人。當時串聯師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飯住宿全部免費，成為“文化大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風景。

城里的公共汽車成了紅衛兵的“旅游公車”，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隨便乘坐，不用買票愛到哪兒就到哪兒。至于火車就更是成為“紅衛兵專列”了，一分錢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國。

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聯”的“盛況”，多數學生外出是因為機會難得，他們想用“革命的名義”出去逛逛。當時我們國家窮老百姓更窮，大家都不具備外出旅游的條件，連吃飯都成問題誰還敢想別的？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一開場就讓學生“周游列國”，這個“大串聯”很快就在全國各地“風起云涌”了，紅衛兵所到之處隨便吃、隨便住，還可以“橫沖直撞”，他們“炮轟”、“火燒”、“揪斗”、“游街”，從“為所欲為”發展到后來的“無法無天”。

由于串聯的人數太多，火車超載數倍。原本一節車廂運載百人，但那時能塞四五百人。行李架上坐著人，椅子底下也有人，甚至連廁所都擠滿了人。

有回憶錄說，一些女生無法上廁所而出現膀胱破裂的。

沒有防護，幾百號人就像罐頭中的沙丁魚般擠在一起十幾、幾十個小時，連空氣都變得渾濁。在這樣的環境里，一個病人就能傳染一群人。流腦因此迅速在全國蔓延，而且在傳播過程中，幾乎沒有遇到任何的阻擋。

此后的形勢越來越嚴峻。為了抑制疫情，中央先是取消了免費的交通，改為步行串聯，后規定停止長途步行串連。等到1967年3月10日時，正式取消了大串連活動。

隨著人口流動的減少，流腦的蔓延開始大幅下降。但疾病的發展還存在著慣性。中央臨時組織了一批專業人才，建立了“流腦”防治專業機構，開展全國的防疫工作。

經大力宣傳、全面消毒、限流隔離、藥物治療等措施，感染人數快速下降，終于1968年后逐步控制了此次“流腦”疫情。

這次極其慘重的疫情，也讓國家認識到了不足，開始重視流腦疫苗的研發。 在經過數年的研究后，終于在1974 年研制出A群菌苗，有效保護86%～92%的人群。

改革開放后，1984年起，全國開始大規模推廣流腦疫苗，2008年納入兒童計劃免疫，發病人數從最高峰的304萬例，降到2017年的低于2000例。

由于疫苗的推廣和抗菌素的普及，如今這種細菌引起的傳染病不再可能大爆發了。不過，對傳染病警惕性，什么時候都不能放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如此重大的一次疫情，不應該只是靜悄悄的躺在歷史檔案中。可以犯錯誤，但不能總是犯同樣的錯誤，回顧歷史，總能給我們以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