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公元２００年底，官渡之戰曹操大敗袁紹。公元２０１年４月，兩軍再遇倉亭，首次會戰不分勝負。操與諸將商議破紹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勸操退軍于河上，伏兵十隊，誘紹追至河上，“我軍無退路，必將死戰，可勝紹矣。”操然其計。軍分十隊，由十員主力大將率領（曹操的大將真多），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預備次第截殺。中軍許褚為先鋒，至半夜，操令許褚引兵前進，偽作劫寨之勢。袁紹五寨人馬，一齊俱起。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前無去路，諸軍何不死戰？”眾軍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力斬十數將，袁軍大亂，遂致崩潰。敗退路上，曹軍連續追擊，十隊埋伏，五次截殺，終使袁紹軍馬死亡殆盡。曹軍完勝！
曹操為何軍分為十，五次截殺，而不合十為一，一次聚殲？
首先，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曹操官渡之戰時只能合軍七萬，張郃、高覽所部及后來增添的軍馬也不會太多。所以，曹軍兵力上不占優勢。
然而，軍隊數量上是否占有優勢并不是會戰時決定勝負的關鍵，關鍵是雙方軍隊的斗志，項羽的巨鹿大戰就是最好的明證。袁軍官渡之戰大敗后，兩軍再遇倉亭，首次會戰不分勝負，袁軍又是哪里來的斗志呢？令曹操十分沮喪的是袁軍的斗志卻是曹操自己送給人家的。
軍隊的斗志無非源于兩點，必勝或必死。袁軍自官渡大敗之后已無必勝之志，倉亭首戰的斗志源于必死。袁軍的必死之志又源于官渡大敗。官渡最后一戰時，曹操軍分八隊，直沖紹營。袁軍俱無斗志，四散奔走，遂大潰。潰敗之速，以至于令袁紹披甲不迭，單衣幅巾上馬（此時，正是北方的嚴冬季節，袁紹的病恐怕也是凍出來的）。所殺八萬余人，血流盈溝，溺水死者不計其數。書中雖未明文殺降，七萬殺死八萬，這八萬人自然不是戰死的（當然，史書上明載曹操坑殺八萬降卒）。有此先例不遠，戰場上袁軍再也不會選擇投降了。倉亭首戰，雙方出動的都是大軍，混戰中若一方敗退，勢難逃生，只有戰成勢均之后，雙方才能各自鳴金收軍。
官渡首戰，曹軍大敗，為何曹軍損失不大？原因可能有三點，第一，袁軍的騎兵已基本追隨顏良、文丑于地下；第二，曹軍不是敗于混戰，而是敗于弓箭，有一定的逃生距離；第三，曹軍精銳，身強體壯跑得快。
倉亭首戰袁軍因必死而不敢先敗，為什么追擊到河上卻敗退了？
孫子曰：“歸師勿遏，圍師遺闕，窮寇勿迫。”這段話的根本內涵是“不要把敵人的士兵逼到絕境，他們會拼命的，求生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要讓敵人的士兵看到不用拼命也能生的希望。”曹操把本不占優勢的兵力一分為十一，河上的曹軍和五寨俱起的袁軍相比，數量上已處于絕對劣勢，然而這正是導致敗退的關鍵之一。袁軍人馬分扎五寨，雖說“一齊俱起”，必有先后快慢之分，袁軍不是精銳，素質不齊，數十里追擊，必然是“勁者先，疲者后”，天明時分，趕到河上與曹軍接戰的袁軍數量上未必占有多少優勢。曹軍本就精銳，留在河上的必定又是精銳中的精銳，此時人人抱必死之志，其兇悍必不亞于巨鹿大戰時的項羽。追擊在最前面的袁軍，眼見曹軍數量不多，卻兇悍異常，擋者難生；后面有自己的大軍，避者可活。袁軍自官渡大敗后，已無必勝之念，此時敗退又無必死之虞，戰必死，逃或可生，追擊在最前面的袁軍選擇了生，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倒下了！
我們來放一段模擬電影，鏡頭位于河堤的前上方，遠處遍野的袁軍奔來，鏡頭下視，滿是奔逃的曹軍士兵正蜂擁上堤，突然，所有涌上河堤的士兵都站住不動了，一切變得死一樣的沉寂，鏡頭拉近，士兵惶惑的目光。鏡頭后搖１８０度，奔騰的河水，晨霧中顯得遙遠的對岸，鏡頭下視，河灘上，排列整齊的曹軍立于晨風之中，巋然不動，騎馬站在最前面的赫然便是曹操，曹操拔劍出鞘，大呼曰：“前無去路，諸軍何不死戰？”縱馬上堤，背后曹軍如潮涌岸。鏡頭回視，堤上曹軍轉身，望向漫野的袁軍，鏡頭拉近，曹軍士兵面現猶豫之色，突然，一聲戰馬嘶鳴，吸引了所有士兵的目光，一匹戰馬前蹄騰空直立，馬上一將刀閃寒光，正是所向無前的勇將許褚，飛馬下堤沖向漫野的袁軍。突然，堤上的曹軍爆發出一聲震天的吶喊，刀槍齊舉，勢若山崩，如潰堤之水，奔騰而下。兩股大潮漸近，轟然相撞。近鏡頭，許褚大刀翻飛，袁將紛紛落馬，擋者披靡，曹軍士兵如虎入羊群，砍瓜切菜，袁軍士兵面呈驚恐之色，轉身奔逃。袁紹提劍立于馬上，聲嘶力竭地喝阻著敗軍，無奈敗兵如潮，竟被裹挾而退。
曹軍既然能于河上擊敗袁軍，為什么不集十面埋伏為一路，一鼓聚殲袁軍？當真如此，則是示袁軍以必死，袁軍勢雖敗而力未衰，兩軍若生死相搏，勝負其實難料；曹軍即使獲勝，自家損失也必定十分慘重。最大的可能是，曹軍付出慘重代價，袁軍大部突圍。曹軍十面埋伏，各路埋伏人馬無多，每次截殺可以示之以逃者可生，背后大軍追殺，示之以戰者必死，逐次消滅袁軍于毫無戰心的狀態之中，令袁軍先敗于勢。其次，曹軍逐次埋伏可以接力；袁軍一路奔逃，不得喘息，再敗于力。
曹操、程昱能于倉亭首戰之中看到袁軍的戰力之源，并找到最佳破解之策，不愧為兵家智者。其實，整個倉亭之戰，資治通鑒只有寥寥數語：“夏，四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之。”全部戰役過程，都是羅貫中自己設計出來的。所以，倉亭之戰我們佩服曹操、程昱的軍事才能時，更應該看到羅貫中不但是文學大師，更是一個軍事家。后世如努爾哈赤、太平天國等常以《三國演義》為師而行兵，并屢獲勝果，亦可見羅貫中的軍事功力。
曹軍將士如此驍勇善戰，官渡、倉亭兩次大戰，袁軍主力損失殆盡，且袁紹不久病亡，內部紛爭，平定河北本應勢如破竹，奈何更經六年，方才徹底平定河北？蓋由官渡坑降之舉，真是成也官渡，敗也官渡（“敗”字用的不甚恰當）。東漢末年，歷經黃巾之亂，軍閥混戰，人口凋敝，空前絕后。曹操坑殺八萬降卒，使得河北家家有喪親之痛，戶戶有失子之恨，人人切齒，民心大失，士從民愿，操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之多也！”曹操不省，河北義士之多，其本人的殘暴居功至偉（由此可見，劉備收川的“中策”實為上策）。官渡之戰，曹操之所以能取得勝利的深層次原因本在于袁紹重斂于民、窮兵黷武，民心不順。曹操若能放回八萬降卒，袁紹雖得士卒之眾，卻難得士卒之用，軍無戰心則敗，國失民心則亡，其理千古不易。若果能如此，平定河北只在翻掌之間！唐太宗李世民評價曹操時說：“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馀，萬乘之才不足。”曹操不敢放回八萬降卒，實由器度不足。
由曹操詩詞《蒿里行》：“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我們可以看出，歷史上曹操本有愛民之意，為什么會有徐州屠戮百姓、官渡坑殺降卒的行為？其實，若以常人之情看待曹操，也許能理解為什么會有徐州屠戮百姓的行為。（近代一偉人，生于中華水深火熱之時，闖蕩于百姓離亂之秋，制衡國家于百廢之際，留下詩詞無數，然竟無一詞半句念及百姓之難，蒼生之苦，嗚呼！不如古人之遠矣！）
曹嵩、曹操父子情深非尋常可比，曹操少時任俠放蕩，其父寵之；年二十，為洛陽北部尉，初到任，即棒責中常侍蹇碩之叔，若無曹嵩庇護，縱有十個曹操怕也沒命了（曹嵩官至太尉，位列三公，國家總理級）；行刺董卓，歸鄉舉義，實同叛逆，禍可滅族，然操父嵩，以朝廷前高官之身，一沒大義滅親，二沒劃清界限，三無半句埋怨之詞，竟傾家相助，縱觀古今，為父者實無第二人！（想岳飛被捕之后，為一己之虛名，竟親筆誘殺親兒及女婿，同為人父，天差地別！難怪，岳飛死后，其部下及同僚竟無一人為其鳴不平者，其自私之極，人皆齒冷！后世統治者愛其愚忠，大書特書，另當別論。）以此之情，操父慘死徐州，曹操悲怒至極，極而致昏，昏而致暴，終致徐州大屠殺，所過殘滅，雞犬不存。曹操部下知此父子之情，是故無人敢諫，諫者必死，于事無補。曹操如果是一個普通人，后世也許能夠理解他的殘暴，作為一個政治家，立志天下的人，無論什么原因，如此殘暴，愚蠢之極，不可原諒。
曹操先有徐州之屠，后有官渡之坑，東不能容呂布效“鷹虎”之力，西迫涼州諸將之叛，其器度比之漢高，遠矣。至此，曹操雖然神武，其器度若此，終其一生，不能一統天下，已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