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泰戈爾后來訪華的不成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應由中國盲目的歡迎者負主要責任，是他們“捧殺”了泰戈爾。魯迅對這些中國學者本就很反感，于是借題發揮，據此批判了中國這些盲目的泰戈爾迷。

泰戈爾與英、美學者在中國

魯迅曾視泰戈爾為同道，將其看作是反對封建專制、提倡男女平等的先行者

作為啟蒙者的魯迅，曾視泰戈爾為同道，認為他是反對封建專制、提倡男女平等的先行者，是引領了中國青年精神覺醒的導師：

默默地相視片時之后，破屋里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里彌漫著稚氣的好奇的光澤。

顯然，魯迅視泰戈爾為涓生與子君擺脫封建精神重壓、追求自由戀愛的精神力量源泉之一。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泰戈爾成為世界的詩人，并將印度和東方文明傳播到世界。以救亡為己任的魯迅深為欽敬，并希望中國也能出現泰戈爾這樣的人，以將中國的聲音傳遍世界，將“無聲的中國”變成“有聲的中國”：“我們試想現在沒有聲音的民族是哪幾種民族。我們可聽到埃及人的聲音？可聽到安南、朝鮮的聲音？印度除了泰戈爾，別的聲音可還有？”

魯迅“別求新聲于異邦”，最終目的則是要讓“異邦”聽到中國的聲音。他曾希望中國的青年們“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但實際上，當時“在外國，倒常有說起中國的，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是別人的聲音”。泰戈爾作為英國殖民地印度的文化代表，現在以文學讓世界聽到了印度的聲音，顯然應該成為半殖民地中國效法的榜樣。從這個角度看，魯迅顯然認為泰戈爾是真的人：說了真話，發出了真的聲音，所以才感動了世界。

遺憾的是，魯迅對泰戈爾的肯定未能始終如一。

魯迅是泰戈爾在華期間歡迎活動的實際參與者，且自視“躬逢其盛”

1924年泰戈爾訪華，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界產生了分化，形成了保泰派、反泰派和中立派。問題是：魯迅站在哪一隊列？

這似乎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幾乎所有涉及到魯迅與泰戈爾的文章，都無一例外視魯迅為最清醒、最明確、最理性的泰戈爾批判者；在當時一片喧囂的歡迎和批判聲中，獨有魯迅冷眼旁觀，看穿其中的虛榮與膚淺，表現出其特有的犀利和深邃。

事實果真如此嗎？

事實是，魯迅參加了北京各界為泰戈爾舉辦的祝壽活動：“晚孫伏園來部，即同至中央公園飲茗，逮夕八時往協和學校禮堂觀新月社祝泰戈爾氏六十四歲生日演《契特羅》劇本二幕，歸已夜半也。”

5月8日晚，為慶祝泰戈爾六十四歲生日，北京社會各界在協和大禮堂為泰戈爾舉辦了一次隆重的祝壽會。當天晚上，冠蓋云集，談笑皆鴻儒，泰戈爾的生日聚會成了中外文藝界人士的盛會。魯迅顯然在被邀之列，并且顯然并未拒絕，而其出席的動因，應該也不是去攪局，是慕名？為友情？為欣賞名劇？因虛榮？或為了借此與其他文藝界名流一聚？

1924年5月27日，魯迅致信胡適：“自從在協和禮堂恭聆大論之后，遂未再見。”

5月8日晚的泰戈爾祝壽大會，胡適是大會主席，并致歡迎辭，稱泰戈爾是詩哲，并且是革命的詩哲。魯迅所謂“恭聆大論”，即指此。魯迅稱胡適的致辭為“大論”，應無揶揄之意。因為以胡適之名，也名副其實。

顯然，魯迅此時是和歡迎者站在一起的，至少泰戈爾的中國歡迎者并未視魯迅為泰戈爾的反對者，所以才會邀請他參與盛會。

所以說，魯迅是泰戈爾在華期間歡迎活動的實際參與者，且自視“躬逢其盛”，對活動本身并無惡感。他即使有不快，也是針對泰戈爾的歡迎者，而并非針對泰戈爾本人。

魯迅何以對泰戈爾訪華冷嘲熱諷

然而，對泰戈爾訪華，魯迅卻也常常冷嘲熱諷，還時不時把泰戈爾作為自己批評國內學人的靶子和導火索。

1924年5月26日夜，魯迅致信李秉中：“《邊雪鴻泥記》事件，我早經寫信問過，無復，當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所以無暇。”

緣由：北大學生李秉中著一章回小說《邊雪鴻泥記》，托魯迅聯系出版，魯迅就托胡適幫聯系商務印書館。恰泰戈爾訪華，胡適及商務印書館都忙于接待泰戈爾，無暇顧及此事。魯迅用“當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又似有不信之意。而事實上，1924年4月18日下午，中外人士共約一千二百余人在商務印書館的圖書館會議室為泰戈爾舉辦了一次規模宏大的歡迎會，忙于招待，的確無暇顧及一本書的出版。

胡適是否參加了這次歡迎會，魯迅并不確定，所以“疑”。但泰戈爾到華后，胡適確是時時出現在陪伴的人群中，所以無暇顧及魯迅所托之事，也是一種可能。若魯迅是相信胡適并非為泰戈爾忙得無暇顧及自己所托之事，而仍“疑”，則就意味深長了。

魯迅是批判泰戈爾還是泰戈爾迷？

泰戈爾后來訪華的不成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應由中國盲目的歡迎者負主要責任，是他們“捧殺”了泰戈爾。魯迅對這些中國學者本就很反感，也一貫反對一窩蜂請外國人來中國“傳教”，于是借題發揮，據此批判了中國這些盲目的泰戈爾迷。

泰戈爾在華期間，中國知識分子將其置于神位膜拜，一波波名人蜂擁而至，似乎都要沾點仙氣，歡呼的熱浪一陣高過一陣，甚至恨不能將他變成中國人，但他一離開中國，圍繞著他的煙塵也即迅速散去——泰戈爾并未給中國帶來什么改變，而這個不容易改變的中國，卻是泰戈爾夢中的天朝之國。而泰戈爾這個理想的中國，卻是魯迅一直致力于改變的不變的中國。他批評泰戈爾和其中國的歡迎者，也是自然而然。

人近而事古的，我記起了泰戈爾。他到中國來了，開壇講演，人給他擺出一張琴，燒上一爐香，左有林長民，右有徐志摩，各各頭戴印度帽。徐詩人開始紹介了：“嘰哩咕嚕，白云清風，銀磬……當！”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于是我們的地上的青年們失望，離開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離開呢？但我今年看見他論蘇聯的文章，自己聲明道：“我是一個英國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約他到中國來的時候，決不至于還胡涂，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制成一個活神仙，青年們對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現在可是老大的晦氣。

所以，魯迅諷刺泰戈爾，實際上主要是諷刺那些圍繞著泰戈爾的新月社、現代評論派的紳士雅人，如徐志摩、胡適、陳西瀅等。泰戈爾猶如一面鏡子，在魯迅目前映出了中國文人的“奴性媚態”，而這種無節操的國民性，是魯迅棄醫從文后，一直激烈批判的。

泰戈爾、白璧德、杜威都是文化翹楚，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總體來看是積極的，但因圍著他們的中國知識分子先后與魯迅有過論戰，就難逃魯迅的批判。而這些外國名人或出于對東方文明的贊美，或出于禮節，對中國文化都表示過欣賞。這就引起了魯迅的警惕，因為他認為“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吃人不見血、“割頭不覺死”的“軟刀子”。外國人批判中國文化，他視為同調，而若一個外國人贊美中國文化，他則要懷疑其真實的動機了。因為“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贊頌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贊嘆者，也還可恕的”。泰戈爾應屬于“受了蠱惑”，他雖“可恕”，但蠱惑他的中國人則實在可惡。當然，泰戈爾客觀上對中國文化的贊美，其影響，魯迅不會認同，也不會無視。

（作者孫宜學，為同濟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