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貞銘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這個時代。”

100多年前，尼采對當代人的無謂匆忙深惡痛疾，也感慨學者一再地墮落，于是發出了這樣的抗爭口號。時過境遷，尼采這句話依然閃爍著光輝。今天，站在我們共同走過的時間渡口，重新審視中國的過去與未來，我認為，當下的有志青年面對這個時代，不僅僅是去“克服”，而且要主動去承擔這個時代的痛苦，進而開創出新的風氣，導引這個時代。

關于“時代”，最為經典的，莫過于英國作家狄更斯在《雙城記》寫下的：“這是個最好的時代，這是個最壞的時代?！比嗽跁r代中，當然深受時代的浸染與裹挾。在過去，我們很多人飽經戰亂流離之苦，身不由己地背井離鄉，跨過“巨流河”，走向“大江大?！薄Ｔ俸髞?，我們經歷了經濟建設的興起。

這期間，雖然社會言論開始勃發，但不容忽視的，是文化品質的衰落、理想主義的稀薄。

在走向現代與自由的道路上，又有誰能夠確定，我們已經完全地擺脫了這個時代的奴役與桎梏呢？更何況，在當今資訊泛濫、眾聲喧嘩的網絡時代，知識越發缺乏，智慧更是稀有。

面對這樣的時代，我們的確多少找到了些“克服”的方法，那就是我們逐漸學會了反思，開始嘗試去批評，要么就是嘲笑與調侃，再不行索性就逃離，如今的年輕人大多愿意去過屬于自己的“小確幸”的舒適生活。曾經我們“什么都信”，如今我們開始“什么都不信”，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看衰一切。我們習慣了把一切都推諉給時代，然后詛咒這個時代。

這當然是時代的進步，也當然是我們的幸運。然而，痛苦的現實仍在那里，嚴峻的未來還會到來。那有志青年，不僅要去“克服”這個時代，還要去“導引”這個時代。如何導引？先講一個寓言故事。

有一位年輕人對大師說：“我像你一樣勤奮努力，也像你一樣執著追求，然而我依然是個凡人，而你卻成了大師，這是為什么？”大師沒有正面回答，而是給他出了一個題目：“假如現在橫亙在你我之間是一條河流，你怎樣跨越？”　　年輕人回答道：“第一條路徑，如果有座橋，我就直接過橋跨越；第二條路徑，如果有渡船，我就乘船跨越；第三條路徑，如果我會游泳，我就游泳跨越?！?

大師說道：“你第一條路徑過河，是依靠別人造的橋過河，不能算你完成了跨越。你第二條路徑過河，是依靠別人造的船過河，也不能算你完成了跨越。你第三條路徑過河，只能說明你憑借自己的資質偶爾從此岸到了彼岸，假如大雨磅礴或大雪紛飛，你還能游泳過河嗎？所以也不能算你徹底地完成了跨越?！?

年輕人聽了大師的話，若有所思地說：“不過還有一條很難的路徑，就是我親自造座橋跨越，但我沒有造橋的本領，尊敬的大師，看來我是無法跨越這條河流了。”這時，大師微笑地對他說：“你是個聰明人，你知道造橋既能實現你跨越的追求，也能成全別人過河的愿望，但你卻因為難而不為，現在我告訴你，凡人與大師的區別就在這里。”

凡人總是追尋自己的夢想，成全的也不過是自己的愿望；而大師不僅追尋自己的夢想，而且成全的也是眾人的愿望。面對這個時代，你能否做到，放下每個人都能簡簡單單做到的嘲笑與逃離，主動承擔它的痛苦，甘當人梯，搭一座笨拙的橋，不僅為成全自己，也為成全別人，最終導引這個時代？

這當然是很難做到的，但是在這條導引之路上我們并不孤單。自1840年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清政府閉鎖的大門，中國便迎來最動蕩屈辱的歷史，眾多知識分子也走上他們探索的旅途。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里的苦難記憶，也是諸子爭鳴、大師迭出的輝煌時刻。從器物到制度，從革命到啟蒙，再到“救亡壓倒一切”，這些仁人志士將自己與那個時代緊緊維系在了一起，最終取得了導引那個時代的輝煌業績。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大師巨匠》人物素描

首先，要有堅定的志向與堅守的勇氣。猶如搭一座橋前，首先要選定一處地點，并安頓下來。

容閎，1854年順利地拿到了美國耶魯大學文憑，獲得文學學士學位，成為中國受過美國高等教育的第一人。當他戴上學士帽的那一刻，這位前途遠大的年輕人許下心愿：“我決定使中國的下一輩人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如此，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一個開明、富強的國家。我將盡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這個目標?！?

正是帶著這個夢想，畢業的這年冬天，容閎謝絕了許多美國友人的挽留，毅然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充滿了戰亂、貧窮、愚昧的祖國，從學中文、四處謀生開始做起。經過了漫長的18年等待，1870年，他終于讓清政府批準通過了他提出的“留學教育計劃”，開啟了中國近代留學事業。

連橫，13歲那年，其父連永昌買了一部《臺灣府志》送給他，并鄭重地說：“汝為中國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边@是一部重修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方志，連橫讀后“頗病其疏”，萌發了最初的糾正之念。乙未割臺后，連橫看到日本統治者為了泯滅臺灣人民的民族意識，竭力棄毀臺灣的歷史文獻，有意偽造虛假的歷史愚弄當地民眾，感于“國可滅而史不可滅”的古訓，念及兒時志愿，立下編寫一部貫通臺灣千年歷程的信史的宏志。

從1906年開始，他花了整整12年的時間網羅舊籍，博采遺聞，旁及西書，參以檔案，直至1918年，終于寫成60萬字的《臺灣通史》。此書一出，全島風行，不僅結束了“臺灣三百年無史”的歷史，也使當時的統治者日本人大為震撼。

梁漱溟，從小便立志要做一個“有思想，而且本著自己的思想去行動”的人，曾聲稱自己最大的愛好便是思考問題：“你看我最閑的時候，其實是我最忙的時候。你看著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沒有做，其實我的思想已經跑得很遠很遠了。”

因為思考問題，梁漱溟經常失眠。腦子一開動起來，很難剎住車。他一生不斷追求的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為什么活著；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1980年，美國學者艾愷教授找到梁漱溟，跟他連續10余次訪談，最后整理出來的，書名為《這個世界會好嗎》。這恰恰是當年父親梁濟自殺前問他的一句話，他一生都不曾停止思索。

張其昀，一生致力于中華文明的傳承，只靠5萬美元起家創建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前身）。當時沒有政府的財務支持，甚至銀行的貸款也很難貸到，每每面臨捉襟見肘的困境。但他追求完美，請來臺灣島內最著名的城市規劃師盧毓駿，著手設計校園的建筑主體。他將那里命名為“華岡”，寓意“美哉中華，鳳鳴高岡”。有人認為他要破產，張其昀對學生們說：“欠債我還，坐牢我去，你們只需努力向學，便慰我心。”

學校剛剛建立時，很多著名的教授、學者、專家紛紛前來兼職，很多人授課而不受報酬，總是以臺灣大學不得兼職為由拒絕，為他節省開支。一時間華岡名師云集，僅僅就文學、史學而言，延攬的師資，如錢穆、黎東方、楊家駱、宋晞、吳經雄、林語堂、陳立夫、高明、曾虛白、謝然之等，均是一流的學者和大師。張其昀舉債興學，最后欠下的債務高達16億臺幣，他還是咬牙硬挺了下來。

1985年8月26日，張其昀因心臟衰竭，病逝臺灣榮民總醫院，享年85歲。臨終前，他要求在自己的墓志銘中，不必炫耀他在政壇上的成績，只希望表達兩大志愿：一、華岡學園（中國文化大學）的創始人；二、中華五千年史的作者。在張其昀的心靈里，沒有任何權勢、懸念，甚至連秘書長、部長的桂冠也沒有存放的位置，而只有教育的愛、文化宗教的愛與國家民族的愛，其風范可媲美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弗遜。

其次，要有專業的才能與求是的精神。猶如搭橋準備動工時，必須具備堅固的石料和所需的工具。

蔣百里，1901年，19歲的他投筆從戎，東渡扶桑，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深造。4年后，蔣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獲得日本天皇的賜刀，第二名是日后起兵討袁的“護國將軍”蔡鍔。1912年，蔣百里出任保定軍官學校首任校長，鄭重宣誓：“我要你們做的事，你們必須辦到；你們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須辦到。你們辦不到，我要責罰你們；我辦不到，我也要責罰我自己?！辈痪?，他即因種種原因，當眾自殺，后被幸運地搶救過來。

在接受蔣介石的委托，為暑期訓練班各省高級將領授課期間，他將一生的軍事著作和講稿，精選修訂，編成一冊《國防論》，全書洋洋10萬言。當時正值抗戰前夜，敵強我弱，國民黨內恐日心理相當嚴重，蔣百里卻在卷首飽含深情地寫下：“萬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

竺可楨，被公認為中國氣象、地理學界的“一代宗師”，他早年主持建造的南京北極閣氣象臺，成為中國近代氣象科學事業的發揚地。1936年，他臨危受命，赴杭州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在全校學生大會上的第一次講話，他就鮮明地指出：“大學教育的目的，決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作師、醫生之類，而尤在乎養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氣、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

1938年，在一次校務會議上，竺可楨正式提議將“求是”定為浙大校訓，即“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他特別強調：“科學精神是什么？科學精神就是‘只問是非，不計利害’。這就是說只求真理，不管個人的利害。有了這種科學的精神，然后才能夠有科學的存在。”

陳寅恪，因身出名門，而又學識過人，在清華任教時被稱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1926年6月，只有36歲的陳寅恪，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一同應聘為研究院的導師，并稱“清華三巨頭”。這其中還發生過一個小插曲，先前校長曹云祥認為陳寅恪一無大部頭著作又無博士學位，怎么有資格作導師？梁啟超堅定地說：“我雖有著作，但加在一起也不及陳先生三百字的價值?！?

后來，侄子陳封雄曾好奇地問過陳寅?。骸澳趪饬魧W十幾年，為什么沒有得個博士學位？”他答：“考博士并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并不重要?！焙髞?，陳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維提起此事，俞說：“他（寅?。┑南敕ㄊ菍Φ?，所以是大學問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學位，但我的學問不如他?！?

錢穆，因為家境困難，自知上大學無望，便立志自學，發奮苦讀，“夏暑為防蚊叮，效父納雙足入甕夜讀”?？箲饡r期，他在西南聯大時時躲避不斷空襲的混亂中，開始準備撰寫《國史大綱》。他把自己關在遠離昆明70公里的宜良縣巖泉寺里，每天筆耕不輟，用了一年時間才大致完成書稿，并于1940年出版。

他強調，“國民當知國史”，由此方能建起“信仰”。因而，他倡導對“本國以往歷史”，須抱有一種“溫情與敬意”，如此才不會產生“偏激的虛無主義”。1986年生辰那天，92歲的他在素書樓里為弟子們上了“最后一課”，并留下最后的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再次，要有自由的思想與獨立的人格。猶如搭橋的過程中，不畏激流險灘的阻隔和蒼茫長河的裹挾。

蔡元培，主張教育救國，曾受孫中山之召，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第一任教育總長。1917年，本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念想，蔡元培成為北京大學新任校長。開學典禮上，他發表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與北大學生約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二是砥礪德行；三是敬愛師友。

他以觀念改革為先導，采取“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則，“仿世界大學通例”推動北大的現代化轉型，由此揭開了中國現代教育事業的序幕。一時間，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等紛至沓來，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引領出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先鋒。

張季鸞，一生從未介入任何黨派，最終成為風云變幻的大時代一個有著巨大影響的獨立報人。1926年主持《大公報》筆政后，他先聲奪人，提出著名的“四不主義”辦報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擲地有聲，一經公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報》的堂堂報格，從此公眾明鑒，天下監督。

1941年，張季鸞病逝，終年53歲。一介報人的亡故，卻驚動了當時國共兩黨的最高層。他們都在第一時間發來唁電，蔣介石將其譽為“一代論宗”，周恩來則稱其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

傅斯年，歷史學家、學術領導人、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創辦者。他在歷史學研究方面，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在現代歷史學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他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期間，明確表示要“純粹地為辦大學而辦大學”，并以荷蘭哲學家史賓諾莎認為的“宇宙的精神在于追求真理”的概念與師生共勉：“我們貢獻這所大學于宇宙的精神！”

蔣介石對傅斯年這個桀驁不馴之士欣賞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當官。結果，任說客說破了天，傅斯年堅決不肯加入政府。蔣介石死了心，轉而想拉胡適進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說服工作，結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對。在給胡適的信中，傅斯年說，“一入政府，沒人再聽我們一句話。”他勸胡適要保持名節，其中有一句話極有分量：“借重先生，全為大糞堆上插一朵花。”正是這句話，打消了胡適做官的念頭。

爬梳這些大師的人生歷程，你會發現，其中無一不透露著求是的真，忘我的善，生命的美。他們愿意在社會大變革到來時，放棄隨波逐流的舒適安逸，主動去走抵抗力最大的路，為時代洪流搭建引導的橋梁，不僅為成全自己，也為成全別人，最終也成全了那個時代。

電影《一代宗師》中有臺詞道：“練一口氣，點一盞燈。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循著百年大師的探索足跡，我真誠地希望當下的年輕人能獲得某種承擔痛苦，甘當人梯的勇氣與能量，進而相互鼓勵，彼此溫暖，共同搭建屬于我們的橋，延續大師的精神，超越時代的泥淖。

《大師巨匠》 @聯合讀創2019年9月出品

（內容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