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柳和城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古籍出版取得了輝煌業績，搶救整理了大量古典文獻，讓古籍普及，讓傳統文化遺產中的精華部分更廣泛地流傳。但是，亂點、亂注、亂譯以及重復出版的現象亦不少，比如校勘體例前后不一，編輯章法不倫不類，有的不考證版本源流，有的不加選擇而以劣本出版。
《挑戰和機遇：新文化運動中的商務印書館》一書，講述了以張元濟為代表的中國最初一批現代出版家，如何既熱誠投入又極其嚴謹地出版古籍的故事。他們為古書續命的執著與努力，值得今天的出版人學習。
“不能不努力為之也”
胡適、梁啟超等一批學者倡導的“整理國故”運動,是“五四”新文化思潮的一部分。1919年，商務印書館開始出版《四部叢刊》，正與胡適提出“整理國故”同一年份。
區分“國粹”“國渣”，可說是胡適提倡“整理國故”的本意，也可說是“整理國故”的綱領；亦即要通過“整理國故”分清傳統文化中的精粹與糟粕，去蕪取菁，再造新的文明。這一思路有存有去，有舍有取，重視傳統，卻意在創新，相當平穩。
商務印書館的古籍印行始于清末，卻于新文化浪潮最為高漲之時全面展開，并取得重大成果。這既是歷史機遇造就，也跟主持人張元濟的思想密切相關。他雖則科舉出身，本人家學淵源，但不屬于文化保守主義的陣營，始終追隨時代潮流而動。他整理、印行中國古代文獻，目的是“為古書續命”。他曾感慨地寫道：“吾輩生當斯世，他事無可為，惟保存吾國數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時勢而失墜，此為應盡之責。能使古書多流傳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輩炳燭余光，能有幾時，不能不努力為之也。”
戊戌變法與主持《外交報》及南洋公學譯書院時期，張元濟把譯介西學作為緊要之事。時代的召喚，國人迫切需要了解世界，因此引進新的科技、新的觀念，促進國人對傳統文化的反思是第一位的事情。用張元濟的話說就是為了“文明排外”。當他加盟商務印書館后，文人加出版人的雙重身份，使他同時把視野投向西學的對立面——中學一邊，這同樣基于“文明排外”的需要。
商務早期有過少量翻印的古書出版，為了籌備大規模古籍印行，張元濟首先從善本古籍的搜集著手。刊于1909年3月《教育雜志》的他的《收買舊書廣告》即為一例：
他的寓所門口釘有“收買舊書”的牌子，民國初還發生過“書包炸彈”的歷險事件。商務編譯所圖書室涵芬樓在他擘畫下，藏書中的古籍善本不斷增加。1926年購入蔣氏密韻樓藏書后，有股東提出異議，張元濟耐心作了解釋，說明購書只是進貨的一種，商務的古書印行本是公司的一項營業。“書貴初刻”，這是張元濟的信條之一。書籍在傳抄與刻印中，不可避免地出現錯訛，加上歷代統治者的禁毀與篡改，有些書早已不是原來面貌了。尋找善本，經過校勘，恢復古書的本來面目，任務已落到現代出版家的身上。“睹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舊邦。知新溫故，二者并重。”張元濟整理古籍為了“溫故”，與了解西學的“知新”并不矛盾，“二者并重”才是創造中國新文化的根本途徑。現代石印及珂羅版技術的發展，又為這項工作奠定了技術基礎。
選用最早最好的版本
商務最早印行的善本古籍是1912年初出版的《影宋本五百家注音辨韓昌黎集》，借印自南京江南圖書館。1915年，又出版了原端方藏書《百衲宋本史記》，學界反映很好。
經過幾年古籍資源和印刷技術的準備，1914年，張元濟以汲古閣本為底本，影印出版了《唐四名家集》《五唐人詩集》《唐六名家集》《唐人八家詩》《元人十種集》等5種小叢書以及其他多種珍本古籍。1916年開始又編印《涵芬樓秘笈》，以涵芬樓所藏舊抄、舊刻中零星小種而世間罕見者影印出版，至1926年共出版10集51種。1918年照相影印的傅增湘藏宋刊《百衲本資治通鑒》，印數不多，價格不菲，但銷路頗好。到1919年春預約，料半紙本售去115部，連史紙本130部，毛邊紙本120部，加印棉紙本20部，已“存書無多”。1919年始還陸續印行《續古逸叢書》，專收錄罕見的善本古籍。上述古籍印行，為接下來大規模以影印為主的古籍出版積累了豐富經驗。《四部叢刊》與《百衲本二十四史》（簡稱《衲史》）這兩部大型古籍叢書開始登場。
《四部叢刊》原取名《四部舉要》，收錄我國古代重要的經史典籍、諸子百家代表作，以及著名學者、文人的別集，按四部分類排列。1919年至1922年完成，1926年重印，抽換了21種版本，給許多書加了校勘記，冊數有所增加，并冠以“初編”序次。1934年出版《續編》，1935年出版《三編》，張元濟原計劃繼續編輯《四編》《五編》，因全面抗戰爆發，商務再次遭劫難，無法實現。《四部叢刊》所收底本除涵芬樓藏本外，借自各地藏書家的也很多，且都經過詳盡校勘，至今為古籍研究的重要史料依據。
張元濟“書貴初刻”的善本觀，在《四部叢刊初編》抽換初印本的一些書中最能體現。如《孝經》，初印本用影宋寫本，重印本改用宋刻本；《盤洲文集》，原也用影宋寫本，改用宋刻本；《金華黃先生文集》原用影元寫本，改用元刻本；等等。到1927年《四部叢刊》兩次發行，共銷出2400余部，營業收入達100萬元，為企業積累貢獻甚大。
《四部叢刊》原計劃“史部”中的正史用殿本作底本，但殿本的錯訛很多，學界早有定評。張元濟決定正史與《叢刊》脫鉤，另輯印一套《百衲本二十四史》。1926年他從商務監理任上退休，其實“退而未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攬下古籍印行一大攤子事務，輯印《衲史》是其中之一。他的原則是選用最早最好的版本，用“百衲衣”的方式印行。
1930年3月，商務刊印《衲史預約樣本》，預定每年8月出書，1933年出齊。由于一二八事變，商務遭劫難，打破了原定計劃。原先幾乎張元濟一人在校勘，為了減輕他在具體事務上的負擔，1930年8月初，商務在張宅附近極司菲爾路中振坊設立校史處，由汪詒年、蔣仲茀任正副主任，配備有十一二位成員。20世紀90年代唯一健在的王紹曾先生就是其中一員。據王先生回憶，校史處備有全史的各種版本，常用的有明南北監本《二十一史》，汲古閣《十七史》，殿本和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以及各種單刻善本。另備有大量善本書目與題跋。校史處有兩大任務，一是校勘，二是描潤。“一·二八”后校史處被迫撤銷，只有張元濟仍堅持校勘，少數幾位兼職助手配合，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
《衲史》是現代古籍整理的典范，有著無數的經驗值得總結。
對通俗文學也付諸心血
張元濟不僅致力于經史子集傳統古籍的整理和刊印，而且對包括古佚小說在內的通俗文學也付諸心血。這顯然與他接受新文化的影響有關。1928年秋冬他東渡訪書前，鄭振鐸交來一份書單，請菊老注意古佚小說。張在日本東京內閣文庫，果然見到元至治平話五種（《武王伐紂》《七國春秋后集樂毅圖齊》《秦并六國》《前漢書續集》和《平話三國志》），中土早已失傳。這些話本小說對于研究中國小說史極其重要。《平話三國志》是現存《三國演義》小說的母本，分上中下三卷。全書八萬余字，圖七十幅。另在日本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處，見到明弘治本（實為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也屬罕見。此本與后來流傳最廣、號稱“第一才子書”的清初毛宗崗父子修訂評刻本《三國演義》比較，框架基本一致，而文字略為粗糙，詩詞、贊語過于冗長。嘉靖本對于研究《三國演義》小說的演化到定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張元濟還親自關心過《精忠傳彈詞》《光緒秘史》等通俗文藝作品的印行。前者是清代女作家周穎芳的遺著，由稿本變為印本；后者是用英文寫作的清末德菱公主的作品譯本，張元濟都熱情地推薦出版。
民族瑰寶在烽火中重見天日
1938年5月，一部沉埋數百年的《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驚現“孤島”上海。
元明雜劇是繼唐詩宋詞以后我國文化的瑰寶。但歷代統治者均視其為“詞曲之末”，經史子集里是沒有位置的。其年代雖近于唐宋，傳本卻比唐詩宋詞少得多。張元濟素來喜歡古本戲曲，又酷愛昆曲，曾主持過《集成曲譜》和《奢摩他室曲叢》的出版，對這批國寶的發現，怎能不動心？鄭振鐸為教育部購得該書，也上門向張元濟磋商印行的事。張元濟向來主張書貴流通，以流通來為古書“續命”。但是這時的商務印書館早已今非昔比，一面由張致函香港辦事處聯系影印事宜，一面由鄭向教育部接洽訂立借印合同。經過短時期的緊張工作，張元濟看了原書后做出了兩項重要決策：
第一，改影印為排印。檢閱全書后，他認為，原書有刻本，有抄本，抄本亦非出一手，行款各個不同，有的字跡即不清朗。若用影印，不僅毫不美觀，而且為讀者帶來迷惘，這是其一。其二，原書經趙琦美、何煌、董其昌等多人校訂，或詳或略，趙校最詳，略考隨筆將校改之字，蒙蓋在本字之上。若用影印，則原字及所改之字并為墨堆，無從辨別。而且有的校注為蠅頭細楷，若求清晰，非用珂羅版不可。其三，原抄本多經伶工輾轉傳抄，訛字脫字不勝枚舉。若用影印，簡直誤人子弟，更會招世人薄視。照書影印，省工省時；校訂排印，費工費時。然而，張元濟懷著出版家對歷史負責、對讀者負責的高度責任感，毅然決然放棄前者，選擇了后者。
第二，聘請王季烈擔任校訂。王素有曲學根底，曾編《集成曲譜》，著有《螾廬曲談》等，當時雖居北平，又在病中，但知道校訂的是也是園古本，欣然接受了張元濟的邀請。僅一個月他就擬定了校例，寄回了《保成公徑赴澠池會》《董秀英花月東墻記》校本兩種。張元濟看了王的校本，極為稱贊，讓館中校員“奉為圭臬”。同時他建議“凡校補之詞句，不論多少，擬另加一符號，似較慎重，亦不沒吾兄校閱之勞”。從此，平滬兩地“函牘往還，推敲入細”，兩人為書的校訂與出版，真是費盡了心機。
現存一批編印《孤本元明雜劇》事的來往信札、資料，從中我們可以知道，在選定孤本上張元濟他們是頗花一番周折的。有些劇同名不同戲，有的同戲不同名，沒有比較是無法確定的。當時的條件不允許盡情尋覓，只能通過各私家藏書收羅曲本，以資比勘。總經理王云五時常駐香港，張元濟在上海實際上主持著商務上海辦事處的工作，各種事務集于一身。校勘元明雜劇成了見縫插針的作為。1940年，他還不顧高齡、冒著危險獨自一人赴港與王云五接洽館務。由港返滬不久，他病倒住院動了手術，手術前他甚至留下了遺囑……王季烈也是70多歲的病中老人，不辭辛苦為這批元明雜劇的校訂做出了貢獻，最后還撰寫了《孤本元明雜劇提要》一書。
1941年秋，上海處于“孤島”最后時期。商務印書館出版排印本《孤本元明雜劇》，收錄“也是園舊藏”144種元明雜劇。學人聞之紛至沓來，初版350部，一銷而空。沉埋數百年的民族瑰寶，在這烽火彌漫的歲月重見天日并整理出版，本身就有重大意義。
（摘自《挑戰和機遇：新文化運動中的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出版。有刪節）
（刊于2019年11月16日解放日報讀書周刊）
吃喜酒去了！從弄堂到大飯店——半世紀婚宴的升級之路 | 胡偉祖
這是“朝花時文”第2119期。請直接點右下角“寫評論”發表對這篇文章的高見。投稿郵箱hw038@jfdaily。投稿類型：散文隨筆，尤喜有思想有觀點有干貨不無病呻吟；當下熱點文化現象、熱門影視劇評論、熱門舞臺演出評論、熱門長篇小說評論，尤喜針對熱點、切中時弊、抓住創作傾向趨勢者；請特別注意：不接受詩歌投稿。也許你可以在這里見到有你自己出現的一期，特優者也有可能被選入全新上線的上海觀察“朝花時文”欄目或解放日報“朝花”版。來稿請務必注明地址郵編身份證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