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宋高宗和金人議和一事，無數人從各個角度全方位地分析過了，基本上想不出什么新鮮東西了。不過，我還是找到了一個新角度來看待趙構和金國的議和行為。

首先，明確一個問題，雖然是秦檜主和，但南宋的實際控制者是宋高宗趙構。因此，秦檜的主和不論是不是他自己的真實想法，其實客觀上都是在迎合趙構，如果趙構是一個堅定的主戰派，那秦檜是不會反復提出議和來觸怒皇帝的。因此，我們今天拋開秦檜不談，只來分析趙構。

斯德哥爾摩綜合征

先扯一點題外話做鋪墊：

1973年8月23日，兩名罪犯在試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后，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在僵持了130個小時之后，歹徒終于放棄挾持向警方投降。出人意料的是，事件發生后的幾個月里，四名遭受挾持的人質，居然對綁架他們的綁匪顯露出憐憫的情感，四名人質均拒絕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甚至因為挾持過程中綁匪對他們的一些小恩小惠產生了由衷的感激之情，并對警察采取敵對態度。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人質中一名女職員竟然還愛上其中一名劫匪，并在他服刑期間與之訂婚。

這件離奇的事情，引起了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的廣泛關注，他們通過大量的研究調查，發現人性能承受的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當人遇上了一個兇狂的殺手，殺手不講理，隨時要取他的命，人質就會把生命權漸漸付托給這個兇徒。時間拖久了，人質吃一口飯、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自己都會覺得是恐怖分子對他的寬忍和慈悲。對于綁架自己的暴徒，人質的恐懼，會先轉化為對綁匪的感激，然后變為一種崇拜，最后人質也下意識地以為兇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這種人質對劫持者產生的心理上的依賴感，被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斯德哥爾摩癥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囚犯、戰俘、受虐婦女等等長期處于恐懼之中的人，都有可能出現這種癥狀。

趙構的“人質情結”

如果把趙構的人生經歷套用在上面故事中的人質上面，我們會驚奇地發現，趙構同金人的議和，完全解釋得通了。

自從“靖康之變”發生后，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即皇帝位，他就開始了長達四年的逃亡生涯，揚州、杭州、紹興、寧波、舟山，甚至被金兵攆到海上坐船了。這期間，他不斷向金國搖尾乞憐，懇求放他一條生路。在給金人的乞和信中，他甚至自稱“康王”，說自己“所行益窮，所投日狹”，“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要求金朝統治者“見哀而赦己”。甚至被金兵嚇得失去了生育能力，之后又經歷了“苗劉兵變”，唯一的兒子也死了。

可以說這段時間，他始終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中，上面的人質不過被挾制了幾天，所產生的恐懼就足以讓他們喜歡上綁匪了，趙構被金人嚇唬了四年之久，對金人產生依賴、感激、崇拜甚至是愛戀似乎合情合理。這也就能解釋得通為什么趙構不斷地破壞北伐，反復主動乞和，直至最終成功，因為他的心理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已經成為了金人的“人質”了。岳飛、韓世忠等抗金將領就是想抓捕和審判“綁匪”金人的警察和法庭，趙構對這些將領充滿了懷疑和敵視，甚至殺掉了“警察”岳飛，來討好綁匪。

最終，“人質”趙構終于如愿嫁給了“綁匪”金人，宋金簽訂了屈辱的“紹興合議”，趙構興高采烈的開始向金人稱臣納貢。

趙構，一個具有“斯德哥爾摩綜合征”的精神疾病患者，這種精神疾病導致了他向金人強烈的議和意愿。以上為個人觀點，不喜勿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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