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魯延召
河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旅游系黨支部書記，副教授，歷史地理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旅游文化與人文地理。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國家社科基金各一項。發表論文近三十篇，出版著作一部。
[提 要]我國歷史上縣級、次縣級地方行政與管理單位的設置，原因很多，以往學者多強調交通路線、區域經濟開發、地方政治支配的作用，即便有人注意到軍事彈壓與地方治安的因素，也多限于軍事形勝之地或盜寇出沒之藪，而于沿海海防多不措意。原因在于明代以前，我國沿海基本不存在軍事安全之虞。而自明中葉倭寇亂起，東南沿海即不得安寧，故而本文以明清珠江口之新安建縣及所轄次縣級地方管理機構“官富巡檢司”的遷置為例，闡明“海防地理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關鍵詞]新安縣官富巡檢司海防地理建置沿革
早在先秦時期，政治家管仲就提出“地者，政之本也”，這說明地理環境是政治活動的基本因素。2000年左右，王宏斌先生提出了“海防地理學”的概念，即：“海防地理學，是指為保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領海安全，為防備外來侵略而建立的一種研究海岸、海島和海域等地理軍事利用價值的學科。”其研究的主要任務在于“揭示國家沿海地區、海洋、海島地理環境對于海防安全的影響，分析評價海防地理要素對于海防建設的利弊關系，為海防建設、要塞守衛、軍隊布防和海洋作戰提供理論依據。”如今，海防研究業已成為一門顯學。但就現有的研究成果來看，仍主要集中于海防發展史、思想史、制度史、人物史等領域，而對地理環境、地理因素在海防中應用的“海防地理”的專題研究還較為薄弱。
明清時期，廣州府所屬濱海縣級行政建置有8個（南海、番禺、順德、東莞、新安、香山、新會、新寧），其中“順德”、“新寧”、“新安”3縣是新增的，而且都是較早在明代逐步完成，清代業已繼承。這三個縣的新設雖然最初各有各的直接原因或不同表現形式，但都與其自身具有的海防地理環境密切相關。如，順德縣能夠從明代地域疏闊的南海縣中劃地而治，黃蕭養之亂只是偶然因素（導火線），其在珠江三角洲的中心位置是其不可忽視的地理因素；與此有所不同，新寧建縣的直接原因源于明代中葉新會縣臺山地區開發帶來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大量增加。而“外護香山、減輕新會西江崖門防御壓力，并獨立承擔控扼廣東西路與廣東中路交通咽喉”的海防地理功能是其又一重要原因。可見，除政治和經濟的考慮以外，對海洋周邊的控制和沿海軍事防御功能也是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遺憾的是，從以往的研究看，關于廣東政區的調整，學者多從“人口、移民等因素促成的區域經濟開發”，或“受地方政治背景、地方權力因素的支配”角度來切入，對濱海建縣的“海防地理環境”因素鮮少問及。事實上，明清時期廣東濱海縣級建置乃至次縣級地方行政與管理單位的設置及后來的調整，都與當時的海防政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而海防政策的最直接依據恰是其所天然依托的海防地理環境。本文基于行政建置調整變化相對頻繁的“新安縣”及所轄次縣級地方管理機構“官富巡檢司”作一個案分析，闡述“海防地理因素”是濱海縣級、次縣級地方行政與管理單位建置沿革中另一重要因素。
一 新安縣政區嬗替下的海防地理因素
明萬歷元年（1573），析東莞縣南部地區設新安縣；清康熙五年（1666）撤新安縣并歸東莞縣地，康熙八年（1669）復置新安縣。從明到清，新安縣行政區劃的變化（設置、撤縣、復縣）無不與當時海防需要密切相關。
首先，重點來看一下新安縣早在明代的新建問題。據康熙《新安縣志》卷3記載：“正德間，民有叩閽乞分縣者，不果。隆慶壬申，海道劉隱始為民請命，撫按題允，以萬歷元年剖符設官，賜名‘新安’。”始名新安，取其“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義。從正德年間的第一次申請分縣未能得到朝廷的批準，到隆慶年間的第二次申請才得以獲批，這個過程并非一帆風順。親身經歷此事的一代名臣何維柏，把新安建縣過程作了具體生動的描述：
隆慶壬申夏，巡海仁山劉公還自海上，過予，述南頭父老吳祚等語曰：“吾儕老且死，獨子孫世淪郁陷，何由見天日！”號吁伏地，請建縣治，以圖保障。予曰：“公何不力任，以綏厥蒸民？”公謂建置事重，惟議添一丞，少慰眾望。予曰：“南頭設海防，郡貳與守備彈壓茲土，尚不能為小人依附，何有于丞？若建邑則職專，宰牧責重，拊循約束，強悍不得肆其惡，比聯良弱有所恃以生。東莞為藩籬，會省為門戶，輯邇控遠，安內攘外，一舉而眾善得矣。昔與制府劉公、吳公創議首此，今在鎮殷公亦言之備。公入，以予言探之。”翌日，公以添丞上詳，因以予言質殷公。殷公曰：“彼中父老意若何？”公曰：“萬口同詞，惟愿立縣。”殷公曰：“何公素不茍于言，父老且宜之，宜以建縣請。”令更詳入，殷公核下，即疏馳請，諭旨名為“新安”。
通過上述記載，我們不難發現，明代新安之所以從東莞縣析出分治，直接透露出這樣一個信息，即該地距離東莞縣治較遠，行政管理效率不高而造成治安混亂。
據文獻記載，自南宋以來，北方氏族陸續遷入東莞縣南部地區，到了明代，人口日益增多，發展出不少頗具規模的村落，東莞迅速走向地方“繁盛”的頂峰。岳正云：“嶺之南，其大都會曰廣州。廣州之邑，巨而襟帶廣南諸郡者，東筦也。”祁順云：“廣之屬邑，稱吾東莞為壯，地大物殷，政務煩劇。”
南頭城距離東莞縣治有百余里，其以東地區距離縣治更遠，隨著時間的發展，這種情況導致的弊端日益暴露，不僅“舊去縣治一百余里，川途修險，民之稅者、役者及訟者，咸苦之”，而且“離治百余里，倭彝海寇，往往為患；惡少嘯聚，淫祠公行”。濱海之地的村落經常引起廣東沿海盜寇和倭寇的覬覦，劫掠之事時有發生，而廣東東莞水師又遠在虎門，鞭長莫及，正是由于東莞縣在維持地方治安和抵御海寇騷擾等方面無力顧及，給百姓生活帶來很大困擾。因此，“循鄉民吳祚等之請，以東莞相距遼闊，稽察難周，民易為奸，因轉詳大憲，設立今治”。后任新安知縣的明人丘體乾回憶此事時亦指出：“地去縣遠，山海不軌者，時肆擾掠，編民罔克匡胥。”對于新安置縣，當時人郭棐也作了這樣的判定：“如析置羅定州、新安、普寧等九邑，各設守令撫綏之，是子惠之澤也。崇墉新筑，以鞏海邦，外寇突來，可恃無恐，是保障之衛也。”足見新安縣和前后也作過政區規劃調整后產生的新的行政區羅定州、普寧縣類似，更充分考慮了加強海防的因素，以達到“鞏固海邦”的目的。
而新安設縣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緣于其地理位置在海防上的重要性，即其海防的地理因素。早在明嘉靖年間，廣東的海防戰略就形成了以中路（廣州府）為中心的東、中、西三路分區規劃，而中路有三個敏感地帶為防范重點。明代軍事家鄭若曾云：
（倭寇）其勢必越于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為尤甚。或泊以寄潮，或據為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哨，遇警輒敵，則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琴山、零丁洋、仙女澳、九灶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為尤甚，乃番舶等侯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歷厓門、寨門海、萬斛山、綱洲等處而西，而望峒澳為尤甚，乃番舶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為巡哨，遇警輒敵，則又不敢以泊此矣。
顯然，明代廣東中路的第一道防線選在“南頭、屯門、雞棲、佛堂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一帶，這里恰恰位于東莞南部沿海地帶，即后來的“新安”境內。據《新安縣志》卷12云：珠江口東南沿海，“如急水、佛堂、獨鰲、小三門、大嶼山諸隘，皆出海所必經也。其東則為屯門、輞井，其西則為鰲灣、茅洲，而南頭一寨，則為虎門之外衛，即省會之屏藩，尤為扼要，至大鵬所，則毗連平海，防御惠潮，亦重鎮也”，具有“沿海設邑，為省會藩籬，守御在一邑，保障即在全省”的功用。尤其是在明代海患日益頻繁的情況下，海防的重要性日益顯現，東莞所、大鵬所的設置以及備倭總署設于南頭，都因緣于此，即所謂“國初壘城設所，以守海徼，巡以憲副，防以貳守，駐扎參總，蓋地關通省門戶，誠重之”。也就是在正德至隆慶年間，東莞南部海域曾經經歷過一系列海防危機事件，如“正德年間，番彝佛朗機入寇，占據屯門”“隆慶三年，海賊曾一本入寇”“四年，倭寇流劫鄉村”，因而設置新縣乃“形勝之所系，內則固省會之金湯，外則絕邊倭之窺伺”。
新安建縣，在選擇縣的治所時也較為謹慎，不僅要考慮距離東莞有一個遠近適宜的里程問題，更要考慮到新建之縣能夠充分體現海防地理位置的優越性。南頭作為全廣門戶，“蓋番船固可達澳門，而由澳門至省，則水淺不能行，必由大嶼山，經南頭，直入虎頭門，以抵于珠江”。因此，回顧本文開始所引《新安經始碑記》提出的“南頭設海防郡貳”建議，選擇在有著“虎門之外衛，省會之屏藩”之稱的南頭地域，實際上就是將明初在南頭構筑的東莞守御千戶所城擴建為新縣，即所謂“城因所城之舊”，這對于加強廣東南部海域的治安控制和防御倭患有明顯的好處。
需要注意的是，據上書同卷記載：新建的新安縣“編戶五十六里，明末新建一里，共五十七里；而異邑鄉宦之田在邑地者，為附籍于五都二圖。”整個縣域范圍主要包括今天深圳市的大部分地區，及香港的全部和東莞市東部、東南部的小部分地區。
下面再來分析一下清初康熙五年與康熙八年新安縣經歷的撤縣與復縣的問題：
清朝建國之初，雖然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已經基本確立下來，但反清力量仍然存在，尤其是鄭成功的部隊“崎嶇海上日久，屢進取無功，謀奪臺灣為窟穴”，并于順治十八年退守到臺灣，準備以此作為反清復明的基地，成了清朝的心腹大患。加之當時“廣東瀕海地方，逼近賊巢，海逆不時侵犯，以致生民不獲寧宇”，在此情況下，清政府開始“因海氛未靖，將議遷民以避害”，施行緊急的遷海政策，即居民必須沿海濱后撤若干里，遷移至界線之內，以此來切斷鄭成功與沿海民眾的聯絡和支持。
當時全國遷海范圍只限于江南、浙江、福建和廣東四省。由于“粵東濱海之區，耕三漁七”，“望海謀生十居五六”，其中又以“廣州諸屬縣多盜”，所以對于當時擁有中國最漫長海岸線的廣東省來說，形勢更加嚴峻，這就是，僅第一次遷界，江南、浙江、福建三省只需內遷“三十里”，而廣東卻需要內遷“五十里”。
從康熙元年二月“初遷”到康熙三年三月的“再遷”或“續遷”，短短兩年時間，廣東沿海就先后實施了二次遷海，遷界令下時，“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第一次遷海時，新安縣“邑地遷三之二”“驅民遷入五十里”，一次性就劃去了大半轄區；有趣的是，當第二次遷移廣州府境近海居民時，一些文獻只記載“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居民”，似乎不再遷新安縣。事實上是，就在再次遷海之前，時任兩廣總督的盧興祖已經對新安縣進行了實地考察，恐“擬續立界，邑地將盡遷焉”，而最終以“邑地初遷，人民困苦，會疏，乞免盡遷”為由，再遷時“止遷東西兩路，共二十四鄉”。即使這樣，這次也更向內陸遷移了三十里，幾乎把整個新安縣化為界外，而此時的新安縣因兩次遷海一共后撤近八十里，實際行政疆域已經所剩無幾，其所屬行政衙署也很少能做到獨善其身（例如下文所揭“官富巡檢司”，原司署在縣治東南八十里的官富寨，北遷之后臨時設在今深圳福田區的赤尾村，離縣治三十余里，南北相錯至少五十里）。此時的新安縣已經名存實亡，兩年后，也就是康熙五年，等來一紙官文，整個新安縣并入了東莞縣，與東莞合為一體。
新安縣百姓在遷海幾年中的遭遇實在太過悲慘，令人不忍卒睹及卒聞，“父子不相顧，夫婦不相保，充營兵，投奴隸，難以悉數”。時任廣東巡撫王來任和兩廣總督的周有德等無不痛陳遷海之弊，紛紛上書要求復界而免除遷海的法令。王來任首倡復界，先后上折《展界復鄉疏》和《展界復鄉遺疏》，后來周有德亦上書：“界外民苦失業，聞許乃歸舊地，踴躍歡呼，第海濱遼闊，使待勘界既明，始議安插，尚需時日，窮民迫不及待，請令州縣官按遷戶版籍，給還故業。”
康熙《新安縣志》卷11對此過程有如下濃縮記載：“康熙七年正月，巡撫王疏乞展界，奉旨，特派欽使會同總督周勘展邊界，設防守海。士民歡呼載道，皆遠迎之。十月，總督周上疏，請先展界，然后設防。八年正月展界，許民歸業，不愿者聽，民踴躍而歸，如獲再生。奉旨，準復縣治。”
雖然請求終于獲準，新安縣也于康熙八年恢復了原來的行政建制，但實際海疆轄境并未全部得到恢復，康熙八年正月，清廷下令允許的只是康熙三年的遷界地區得恢復原籍，而第一次康熙元年的遷界地區尚屬于界外禁區。這在當時一些零散文獻中有著蛛絲馬跡，如早在清初開始施行海禁、遷海措施時，明確規定“地處外洋、離汛較遠的各海島，不準民人居住”。而“康熙二十一年，臺灣平。大奚山諸島盡復業居住耕種。遂撤海禁，令船捕取魚蝦如舊” ，可見新安縣南部沿海一些外洋島嶼直到徹底收復臺灣，全國大規模展開“復界”，才得以允許居住。
需要注意的是，遷海固然造成“瀕海數千里，無復人煙”的危害局面，“然不出數年，投誠者接踵，海氛遂息”，也確實收到了一些海防效果，到康熙八年，臺灣鄭氏勢力已較之前明顯削弱，這也為新安率先復界、恢復建制提供了先決條件。然而，縱觀整個新安縣康熙元年至康熙八年的經歷，其間歷經的“遷海”“撤縣”“展界”“復縣”，無不緣于當時朝廷的海防政策的悄然變化，而在海防政策的具體落實中，無論是其受害程度之深還是率先實行的一定程度的展界，都與其自身獨特的海防地理形勢息息相關。由此上溯到明代的新安建縣，緣于抗倭防盜，而南頭地帶控扼門戶的優越地理位置亦提供了必要性。
二 從“官富”到“九龍”巡檢司的海防背景
萬歷元年，作為廣東新安建縣的時間，其下轄次縣級地方管理機構“官富巡檢司”由今香港境內的清山灣屯門村遷移回到九龍半島的官富村。
明代郭棐《粵大記》香港輿圖部分（湯開建先生認為《粵大記》輿圖部分成于萬歷初年）在九龍山西側標有官富巡司，再西則標有大小官富（官富山），濱海部分有鯉魚門；明萬歷《蒼梧總督軍門志》南頭寨圖（圖成于萬歷初年劉堯誨）亦在九龍西側標有官富巡司。至少萬歷初，官富巡檢司又遷回九龍一帶。嘉慶《新安縣志》卷5《職官志·文官表》官富巡檢司條記載：“林云龍，福建人，萬歷二年任。”可能林云龍就是新安建縣后的首任官富巡檢。
清康熙年間，新安縣在短暫的廢罷及復置以后，其所轄官富巡檢司又發生過一次遷徙，康熙十年，巡檢蔣振元捐獻薪俸購買赤尾村民地，起造衙署，將駐地移建到距離新安縣城三十余里的赤尾村。
據嘉慶《新安縣志》卷7《建置略·廨署》記載：
官富巡檢司署，在赤尾村，離縣治三十余里。原署在縣治東南八十里，為官富寨。洪武三年，與福永同改為巡司。衙宇久壞，蒞任者多僦居民舍。康熙十年，巡檢蔣振元捐俸買赤尾村民地，建造今署。
又據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二十五日《勘建九龍寨城全案·復核勘估工程情形稟》：
官富山在九龍城寨之西北，離城寨五六里。志書內載，官富山下為官富寨，縣治東南八十里。原設官富司巡檢，因衙宇久壞，蒞任者多就居民舍。康熙十年，巡檢蔣振元捐俸買置離縣城三十里之赤尾村民地，建造衙署，仍以官富司名。今奉改設九龍司，所有赤尾村衙署仍存其舊。
結合上述兩則材料，可知官富巡檢司最初（明洪武三年）建在距離新安縣城東南八十里的官富山下的官富寨，距離九龍城寨五六里，屬于今香港九龍附近。
赤尾村在哪里？據康熙《新安縣志》卷3《地理志·都里》“六都”有“赤尾村，羅湖村、福田村”等排列，而羅湖、福田現為深圳的區名，又查今深圳福田區有赤尾村，可知該村在今深圳市區，也就是說赤尾村在新安縣城東北方向，距離三十余里，官富巡檢司已由南向北方內地遷徙了50里。《明史·地理志》記載：新安縣“東南有官富、西北有福永二巡檢司。”按地理方位，這與有明一代其署衙一直在新安縣城之東南方向吻合。
康熙十年的遷徙，表面是因“衙宇久壞，蒞任者多僦居民舍”，實質上是因緣于遷界的需要。嘉慶《新安縣志》卷12《海防略·防海形勢》載：“國朝康熙年間，亦以海氛未靖，故有遷界之舉。自復界后，海宇敉寧，而設險更為周密。雖今之汛池及設兵，皆與舊制不同。而大嶼山雞翼角炮臺，南頭炮臺，赤灣左、右炮臺，最為險要。”
清朝政府為了防止沿海居民接濟位于臺灣的鄭成功政權而實行遷界令，逼使沿海居民向內地遷界五十里，官富巡檢司署原署在縣治東南八十里的官富寨，遷移之后在赤尾村，離縣治三十余里，南北相錯五十里。由于向內地遷界的需要，原來陳舊的署衙自然不會再去修葺，但康熙二十二年復界以后，新的海防重點有所變化，“大嶼山雞翼角炮臺，南頭炮臺，赤灣左、右炮臺”。這些新安左側海防部署成為重點，而官富巡檢司就仍舊留在了今深圳地區，直到鴉片戰爭清政府失去香港島以后，北面正對岸的九龍半島及其周圍地區的戰略地位得以凸顯，進而提升為中國海防的最前線，巡檢司等關城的設立已成為不可稍緩之事，這時才于道光二十三年把官富巡檢司遷回九龍一帶，并籌劃組建九龍城寨，重點加強九龍防御，以應對英夷的直接威脅。
此次官富巡檢司遷移變更為九龍巡檢司后的巡檢司主要職責，有些學者認為發生了變化：“從原來的行政管理、防務以及處理港島小型華人案件逐漸演變為防堵走私，保證清政府的稅收。”筆者認為恐不妥。按當時道光帝的上諭：“所有前赴香港之船，既由給照口岸按月報明粵海關，業已互有稽考，九龍巡檢不過查其已到未到，并無稅銀可收，似可無虞偷漏等語。”且“至該巡檢雖無征收稅課之責，而稽查出入，務令華夷相安，斷不可任吏胥勒索，別生事端，是為至要”。可見，九龍巡檢司設置的主要目的仍是維護地方治安，妥善處理華夷糾紛，防務海疆。這與之前地方兩廣總督奏請的之意一致，即：“凡香港一帶民戶有酗酒、賭博、鼠竊剪綹，犯該笞杖罪名者，即由該巡檢查明訊辦。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亦可由該巡檢就近彈壓辦理，似于海疆要地有裨。”
至道光二十六年，官富巡檢司已經改設為九龍（巡檢司）。按《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31《官制·各省知縣等官三》記載：“（道光）二十三年，移廣東新安縣官富巡檢為九龍巡檢。”由赤尾村遷到九龍城寨的時間是道光二十三年。又按清同治時期《廣東圖》卷10《新安輿圖》部分在赤尾村一側注識“官富巡檢司舊署”，可證。而到了民國所編《清史稿》，新安縣已“有福永、九龍二巡司”。
需要注意的是，官富巡檢司本次遷移的最初選址在尖沙嘴，擬名尖沙嘴巡檢司，據道光二十二年九月的耆英、伊利布的提議“其有酗酒、賭博、鼠竊剪綹，犯該笞杖罪名者，應就近解交尖沙嘴巡檢審理，以期久安。相應奏明，俟奉到諭旨后，即咨明廣東督臣欽遵辦理。”但擬奏到達兩廣總督祁土貢后，經過近一年的實地考察，發現尖沙嘴過于偏狹且荒涼，不宜建司，因此對衙門設置地點稍作更動，從耆英等提議的尖沙嘴最終改在距其附近不遠的九龍。兩廣總督在上奏道光帝的奏折中稱：“惟體察該地方情形，尖沙嘴系新安縣所屬荒涼沙島，向無居民，難以建設官署。查有距尖沙嘴八里許之九龍系屬圩市，與香港正對。臣等公同商酌，擬將該縣所屬之官富司巡檢裁撤，移駐九龍，改為九龍巡檢。”并建議“改為海疆要缺”。不久得到批準。
清康熙以來的地方文獻，如嘉慶《新安縣志》附圖、道光《廣東通志》（成書于道光二年）新安縣輿圖，均在“深圳”文字一側緊接著標有官富司，這些都提供了輿圖方面的直接證據，再次印證了康熙十年至道光二十三年這段時間官富巡檢司仍在今深圳區域。
對此，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元明時期》（第七冊）第72～73頁明代廣東地圖將“官富”（巡司）一地定在今深圳市區（廣九鐵路西側）是有疏漏的，實際上其所反映的恰恰是清代康熙十年至道光二十三年間該司的位置。
綜上可知，明清時期官富巡檢司發生過四次遷徙：第一次是景泰四年，由今香港九龍半島的官富村遷至清山灣屯門村。第二次是萬歷初年新安建縣時，由清山灣屯門村遷回九龍半島的官富村。第三次是康熙十年，由于遷界的需要，由九龍半島的官富村遷至新安縣東（今屬深圳）的赤尾村。第四次是道光二十三年（鴉片戰爭后），由于割讓香港島后九龍半島海防地位的空前提升，再次從今深圳市福田區的赤尾村外遷回九龍地區，并更改為“九龍巡檢司”。總之，官富巡檢司于明代出現過兩次濱海橫向遷移，于清代又出現兩次內地與沿海之間的縱向遷移。顯然，官富巡檢司歷次的遷徙與明清政府的海防政策、海防部署密切相關，受到海防因素的支配。
關于官富巡檢司的管轄范圍，康熙《新安縣志》卷3《地理志·都里》所載香港村莊大致分布于五都及六都范圍，嘉慶《新安縣志》卷2《輿地一·都里》中今香港村莊則集中在官富司管轄區內。從后者記載的情況看，官富巡檢司管轄的土、客籍村莊，大部分分布在今天的香港島、九龍和新界，僅福田、羅湖、赤尾、鹽田、小梅沙等少數村莊分布在目前的深圳特區內。可見官富巡檢司的管轄范圍，與目前的香港地區大體相當。
三 小結
明清時期，珠江口的新安縣及所轄官富巡檢司雖然只是一個縣級、次縣級地方行政管理單位，但其建置的歷次沿革與海疆行政變遷都深深地烙著海防地理因素的痕跡。可以說，對于濱海新縣及其所轄次縣級地方管理機構的遷置，明清政府是考慮到其海防地理因素的，即海疆行政區劃與海防政策密切相關，而變化中的海防政策又要充分考慮其自身所具有的海防地理形勢，相對穩定、區域視覺鮮明的海防地理形勢可以為海防部署提供直接的參考依據和指導。
【注】文章原載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4年第3期。
責編：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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