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興 應鎵嫻

來源：姜超宏觀債券研究

摘要

城鎮化率接近拐點，經濟增長路在何方？城市化的“S”型進程。從發達國家經驗來看，城市化進程呈“S”型，在這條曲線上存在著30%和70%兩個顯著的進程拐點。城鎮化率接近拐點，增長速度已經放緩。國際社會普遍使用的“城市化”，在我國與其對應的其實是“城鎮化”，18年我國城鎮化率接近60%，距離70%的拐點不遠，而每年新增城鎮化率已開始放緩。需求或有沖擊，增長路在何方？城鎮化增長放緩對于需求無疑會產生比較大的沖擊，我國城鎮化的增長紅利是否已消失殆盡？

戶籍化與城市化：轉型期的新紅利。事實上，雖然我國在城鎮化率水平上有了不小的提升，但目前我們的城鎮化仍是“不完全”的城鎮化，而從不完全階段向成熟階段過渡，將是未來值得重視的增長紅利，這主要依靠兩大動力：一是戶籍化，二是城市化。

放松戶籍限制，釋放紅利空間。18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接近60%，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不足45%，還有不小的紅利釋放空間。政策層面對于放松約束所帶來的制度紅利日益重視，戶籍制度改革相關文件也頻頻出臺。西安市在城市“搶人大戰”中拔得頭籌，充分說明了當前城市戶籍仍具備吸引力。從分省情況來看，廣東、浙江既有常住向戶籍人口轉化的迫切需求，又具備現實條件，因此或將明顯受益于戶籍制度改革，而廣西、河南、貴州等中西部人口流出大省，能夠分享的改革紅利相對有限。

城市化水平尚低，助增長發力可期！我國城鎮化率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也與城鎮范圍的擴大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少區域經歷了“撤縣設市”、“撤鄉改鎮”的過程。城區面積擴張，縣城區域縮水。市縣層面看，07-17年我國城市的城區面積增長12.7%，縣城面積縮減23.8%。建制鎮范圍擴大，鄉村數量銳減。鄉鎮層面看，07-17年建制鎮建成區面積擴張38%，而鄉的建成區面積縮減16%。鎮區人口沉淀，常住遠超戶籍。由城鎮區域范圍擴張所帶來的城鎮化，使得較多人口集中在鎮這一級，這也使得我國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隨著城市各種限制的放開，將迎來“城鎮化”到“城市化”的新紅利。事實上，當前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趨勢已經形成，雖然近來并未組織大范圍的全國人口普查，我們仍能從其它數據中得到佐證。從在校小學生數量變化來看，15-18年城區學生數量的增速超過鎮區的2.5倍，這指向人口正在向城市集中。城市之間也存在著人口由低層級城市向高層級城市聚集的現象，10-17年間地級市的生活垃圾清運量年均增速超過縣級市近3個百分點，生活垃圾量的長期高增正是地級市相對于縣級市人口逐漸聚集的一種反映。

擁抱未來藍海，經濟不會失速。三四線人口占比擴張，深度城市化十年藍海。戶籍化疊加城市化，使得我國城市未來十年將成為人口集中的主戰場，我們預計，十年之后三四五線城市建成區戶籍人口的比重將可能從目前的21%提升至41%，深度城市化是一片巨大藍海。緩解收入分化態勢，助推消費水平提高。從城鎮化到城市化的進程，能夠縮小當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趨勢，有助于提高社會的整體消費水平。從汽車等消費品保有量上看，城市與鄉鎮之間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鴻溝”，因此可選消費品需求還有增長空間。地產投資或具韌性，經濟失速風險不高。此外，戶籍化和城市化帶來的人口集聚將支撐城市地產需求，長期看地產投資或將比預期更具韌性。總結來說，新紅利對于消費和投資需求均有拉動，大幅降低了未來經濟失速下行的風險。

城鎮化曾是過去四十年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農村人口向城鎮人口轉移的進程，不僅為經濟建設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而且其衣食住行等需求也直接拉動了我國經濟的增長。根據國際發展經驗來看，目前我國城鎮化率水平已經接近拐點，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中長期增長紅利的徹底消失呢？本報告對此進行展開分析。

01

城鎮化率接近拐點，經濟增長路在何方？

城市化的“S”型進程。從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城市化的進程大體呈現出“S”型的曲線形狀，這也就是著名的“納瑟姆曲線”。在這條曲線上存在著兩個顯著的拐點，第一個拐點位于30%左右的城市化率水平，對應著城市化由起步階段進入高速增長階段，而第二個拐點位于70%左右的城市化率水平，對應著城市化由高速增長階段步入增速趨于平緩的成熟階段，如美國和日本的城市化率演進過程就明顯具備這一特征。

城鎮化率接近拐點，增長速度已經放緩。國際社會普遍使用“城市化”的提法，而在我國與其對應的其實是“城鎮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率水平從79年的不到20%一路上行，18年已經接近60%，距離70%的拐點不遠。而目前我國城鎮化的速度確實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96年當城鎮化率突破30%時起，我國每年新增城鎮化率曾超過1.4個百分點，此后開始震蕩，并逐步下行，18年我國新增城鎮化率不足1.1個百分點。

需求或有沖擊，增長路在何方？在城鎮化增長放緩、步入成熟階段之后，對于需求無疑會產生比較大的沖擊，特別是房地產行業將會受到顯著影響。從美國和日本的發展進程來看，其均在1970年左右突破了70%的城市化率拐點，而兩國新開工住宅數量也幾乎在同一時期達到頂峰，1972年美國每千人新開工住宅超過11套，1973年日本每千人新開工住宅接近17.5套，其后雖有震蕩，但這一指標再未突破當時的高點。那么，由于我國城鎮化率也已接近拐點，這是否意味著同城鎮化密切相關的地產、汽車乃至所有的消費需求都將遭遇下行拐點，增長紅利消失殆盡呢？

02

戶籍化與城市化：轉型期的新紅利

事實上，雖然我國在城鎮化率水平上有了不小的提升，但目前我們的城鎮化仍是“不完全”的城鎮化，而從不完全階段向成熟階段過渡，將是未來值得重視的增長紅利，這主要依靠兩大動力：一是戶籍化，二是城市化。

2.1 放松戶籍限制，釋放紅利空間

戶籍城鎮化率仍低，紅利空間有待釋放。按照常住人口統計，18年我國城鎮化率已經接近60%，但由于我國存在著具有國情特點的戶籍制度，按照戶籍人口統計，18年我國城鎮化率水平不足45%，兩者之間存在著超過15個百分點的差距，這一“裂隙”意味著我國的城鎮化還有不小的紅利釋放空間。

放松戶籍限制，重視制度紅利。在常住人口新增城鎮化率已經開始放緩的背景之下，政策層面對于放松約束所帶來的制度紅利日益重視，戶籍制度改革的相關文件頻頻出臺，比如14年提出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的落戶限制，16年發布《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18年推進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19年更是全面取消Ⅱ型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100萬—300萬）落戶限制，Ⅰ型大城市（城區常住人口300萬—500萬）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這些舉措的推出均是沿著“由常住人口向戶籍人口轉化”的方向，彌合兩者之間的“裂隙”。

戶籍魅力猶在，西安搶占先機。市場部分觀點對此仍有疑慮，在基本公共服務向常住人口拓展和覆蓋的當下，放松戶籍限制是否還具有吸引力？西安在近期城市“搶人大戰”中的表現為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解，17年初開始，西安市即率先發布降低門檻的戶籍新政，18年又再度加碼并簡化落戶流程，而西安市每年新增戶籍人口，由此前平均不足8萬人的水平，一躍至17年的20萬人，18年更是大幅增加近78萬人。由此可見，大城市的戶籍仍具有很強的吸引力。而且，吸納而來的高學歷人才，無疑將使得西安在創新發展中搶占先機，19年前三季度西安市外遷入戶籍人口中，本科以上學歷人員占比超過30%，而17年西安市大專以上學歷人口占比也才27%，戶籍限制的放松改善了西安的人口結構。

粵浙紅利空間較大，流出大省受益有限。從各省的情況來看，東南沿海發達省市待轉移的常住人口相對較多，但由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人口承載能力有限，戶籍約束依然偏強，而像廣東、浙江兩省既有常住人口向戶籍人口轉化的迫切需求，又具備放松戶籍限制的現實條件，因此，或將明顯受益于當前所推進的戶籍制度改革。而像廣西、河南、貴州等中西部省份，存在著規模較大的人口凈流出，能夠分享到的戶籍改革紅利相對有限。

2.2 城市化水平尚低，助增長發力可期！

我國城鎮化率雖然目前處于比較高的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城鎮化率的提升不僅僅是人口遷移的貢獻，很大程度上也與城鎮范圍的擴大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少區域經歷了“撤縣設市”、“撤鄉改鎮”的過程。

城區面積擴張，縣城區域縮水。從市縣層面來看，07年到17年間，我國城市的城區面積由17.6萬平方公里擴大至約19.8萬平方公里，十年間增長12.7%，但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我國的縣城面積從07年的約9.4萬平方公里，最高在10年達到過近17.6萬平方公里，而17年僅有不足7.2萬平方公里，十年間縮減了23.8%。

建制鎮范圍擴大，鄉村數量銳減。更進一步地，從鄉鎮層面來看，07-17年，我國建制鎮的數量從1.67萬個增至1.81萬個，建成區面積擴張了38%，而鄉的數量從1.42萬個降至1.03萬個，建成區面積縮減了16%，村莊的數量從264.7萬個降至244.9萬個，村莊用地面積幾乎沒有變化。即便不考慮人口流動，僅憑城鎮面積的大舉擴張無疑也能夠使得城鎮化率得到被動提升。

鎮區人口沉淀，常住遠超戶籍。由城鎮區域范圍擴張所帶來的城鎮化，使得較多人口集中在鎮這一級，而在城市層面上，也存在著低線級城市如部分縣級市沉淀過多人口的現象。從17年我國人口數據來看，城市常住人口占比在35%左右，戶籍人口占比約為30%，兩者基本相當，但鎮的常住人口占比24%，戶籍人口占比尚不足15%，常住人口占比遠超戶籍人口，而鄉村常住人口占比低于戶籍人口15個百分點以上，可見很多鄉村人口流動到了鎮這一級。

城市化水平尚低，新紅利值得期待。因此，雖然我們的城鎮化率接近拐點，但鎮區人口的大量沉淀造成我國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7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58.5%，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42.3%，但如果僅僅考慮城市人口，17年我國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水平只有35%左右，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水平也僅約30%，城市化率遠低于城鎮化率，而隨著城市戶籍等限制的放開，其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優勢將形成對鄉鎮人口持續的吸引力，由“城鎮化”到“城市化”的紅利值得期待！

城市化趨勢已現，在校生增長較快。事實上，當前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趨勢已經形成，雖然近來并未組織大范圍的全國人口普查，但我們仍能從其它數據中得到佐證。由于我國小學入學率較高，且小學生的數量統計相對準確，因此，可以從在校小學生數量變化的角度來觀察人口的變動情況。15-18年，城區范圍的在校小學生數量年均增長6.6%，鎮區范圍的小學生數量年均增長2.6%，鄉村范圍的在校小學生數量年均縮減3.5%，雖然鄉村小學生數量的縮減或許受到學校撤并的部分影響，但城區學生數量的增速超過鎮區的2.5倍，這意味著人口正在向城市集中。

高層級城市人口集中，生活垃圾有所體現。不僅城區和鎮區之間的人口情況存在變化，城市之間也存在著人口由低層級城市向高層級城市集中的現象，我們可以從生活垃圾的數量變化上一窺端倪。通常來說，生活垃圾數量與人口規模呈現同步變化，10-17年間縣級市的生活垃圾清運量年均增長2.1%，而同一時期地級市的生活垃圾清運量增速在5%以上，超過縣級市增速近3個百分點，生活垃圾量的長期高增正是地級市相對于縣級市人口逐漸集中的一種反映。

03

擁抱未來藍海，經濟不會失速

三四線人口占比擴張，深度城市化十年藍海。戶籍化疊加城市化，使得我國城市未來十年將成為人口集中的主戰場，不僅包括常住人口戶籍的轉入，還會迎來農村和鎮區人口的流入，但城區常住人口已經較多的一二線城市，受到承載力的約束，仍會維持部分限制措施，那么，廣大三四五線城市將成為吸納人口的主力。我們預計，十年之后三四五線城市建成區戶籍人口的比重將可能從目前的21%提升至41%，未來深度城市化是一片巨大的藍海。

城市化縮小貧富差距，緩解收入分化態勢。目前我國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略呈回升態勢，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基尼系數來看，自15年達到0.462的低點之后持續緩慢上行，18年已經回升至0.468。而從城鎮化到城市化的進程，將在很大程度上提升鄉鎮居民的收入，從而有助于縮小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

助推消費水平提高，可選消費前景明朗。由于低收入者邊際消費傾向相對較高，因此，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有助于提高社會的整體消費水平。而目前城市與鄉鎮之間上仍存在著比較明顯的“消費鴻溝”，以典型的耐用消費品汽車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15年所做的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鄉村沒有家用汽車的家庭戶數量占比為87%，鎮區家庭戶占比也接近80%，而城市家庭戶占比僅72%，并且，城市所擁有家庭汽車的檔次也要明顯高于鎮和鄉村家庭，這意味著隨著鄉鎮人口進一步向城市集中，像汽車等可選消費品還有著不小的需求增長空間。

地產投資或具韌性，經濟失速風險不高。此外，從投資端來看，雖然房地產高增長的“黃金時代”可能已經過去，但戶籍化和城市化的新紅利將使得人口進一步向城市集中，這將形成對城市地產需求的支撐。而由需求所決定的房地產銷售情況，又是地產投資的領先指標。因此，長期來看，城市的房地產投資誠然存在著下行的壓力，但或許要比預期更有韌性。在傳統增長引擎熄火、潛在經濟增速回落的背景之下，城市的人口集中趨勢對于投資和消費需求均有帶動，大幅降低了未來經濟失速下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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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小鎮青年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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