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逢讀到一個可敬可愛作家的作品時，總想見到他的風(fēng)采，得不到肖像，也想見到他的筆跡。真跡得不到，即使是屢經(jīng)翻刻，甚至明知是偽托的，也會引起向往的心情。
偉大詩人李白的字跡，流傳不多，在碑刻方面，如《天門山銘》，《象耳山留題》等，見于宋王象之《輿地紀(jì)勝·碑目》。游泰山六詩，見于明陳鑒《碑藪》。《象耳山留題》明楊慎還曾見到拓本，現(xiàn)在這些石刻的拓本俱無流傳，原石可能早已亡佚。清代乾隆時所搜集到的，有題安期生詩石刻和隱靜寺詩，俱見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卷三，原石今亦不知存亡，拓本也俱罕見。但題安期生詩石刻下注“李白撰”，未著書人，是否李白自書還成問題。隱靜寺詩，葉昌熾《語石》卷二說它是“以人重”，“未必真跡”。那末要從碑刻中看李白親筆的字跡，實在很不容易了。許多明顯偽托，加題“太白”的石刻不詳舉。
其次是法帖所摹，我所見到的有宋《淳熙秘閣續(xù)帖》(明金壇翻刻本、清海山仙館摹古本)、宋《甲秀堂帖》、明《玉蘭堂帖》、明人湊集翻摹宋刻雜帖(題以《絳帖》、《星鳳樓帖》等名)、清《翰香館》、《式古堂》、《潑墨齋》、《玉虹鑒真續(xù)帖》、《樸園》等帖。各帖互相重復(fù)，歸納共有六段：一、“天若不愛酒”詩；二、“處世若大夢”詩；三、“鏡湖流水春始波”詩；四、“官身有吏責(zé)”詩；五、玉蘭堂刻“孟夏草木長”詩；六、翰香館刻二十七字。這二十七字詞義不屬，當(dāng)出摹湊；“孟夏”一帖系失名帖誤排于李白帖后；“官身”一首五言絕句是宋王安石的詩，這帖當(dāng)然不是李白寫的；俱可不論。此外三詩帖，亦累經(jīng)翻刻(《玉虹》雖據(jù)墨跡，而摹刻不精，底本今亦失傳)，但若干年來，從書法上借以想象詩人風(fēng)采的，僅賴這幾個刻本的流傳。
至于《宣和書譜》卷九著錄的李白字跡，行書有《太華峰》、《乘興帖》。草書有《歲時文》、《詠酒詩》、《醉中帖》。其中《詠酒》、《醉中》二帖，疑即“天若”、“處世”二段，其余三帖更連疑似的蹤跡皆無。所以在這《上陽臺帖》真跡從《石渠寶笈》流出以前，要見李白字跡的真面目，是絕對不可得的。現(xiàn)在我們居然親見到這一卷，不但不是摹刻之本，而且還是詩人親筆的真跡(有人稱墨跡為“肉跡”，也很恰當(dāng))，怎能不使人為之雀躍呢！
《上陽臺帖》，紙本，前綾隔水上宋徽宗瘦金書標(biāo)題“唐李太白上陽臺”。本帖字五行，云：“山高水長，物象萬千，非有老筆，清壯何窮！十八日，上陽臺書。太白。”帖后紙拖尾又有瘦金書跋一段。帖前騎縫處有舊圓印，帖左下角有舊連珠印，俱已剝落模糊，是否宣和璽印不可知。南宋時曾經(jīng)趙孟堅、賈似道收藏，有“子固”白文印和“秋壑圖書”朱文印。入元為張晏所藏，有張晏、杜本、歐陽玄題。又有王余慶、危素、騶魯題。明代曾經(jīng)項元汴收藏，清初歸梁清標(biāo)，又歸安岐，各有藏印，安岐還著錄于《墨緣匯觀》的“法書續(xù)錄”中。后人乾隆內(nèi)府，著錄于《石渠寶笈初編》卷十三，后又流出，今歸故宮博物院。它的流傳經(jīng)過，是歷歷可考的。
據(jù)什么說它是李白的真跡呢？首先是據(jù)宋徽宗的鑒定。宋徽宗上距李白的時間，以宣和末年(一一二五)上溯到李白卒年，即唐肅宗寶應(yīng)元年(七六二)，僅僅三百六十多年，這和我們今天鑒定晚明人的筆跡一樣，是并不困難的。這卷上的瘦金書標(biāo)題、跋尾既和宋徽宗其他真跡相符，則他所鑒定的內(nèi)容，自然是可信賴的。至于南宋以來的收藏者、題跋者，也多是鑒賞大家，他們的鑒定，也多是精確的。其次是從筆跡的時代風(fēng)格上看，這帖和張旭的《肚痛帖》、顏真卿的《劉中使帖》(又名《瀛州帖》)都極相近。當(dāng)然每一家還有自己的個人風(fēng)格，但是同一段時間的的風(fēng)格，常有其共同之點，可以互相印證。再次，這帖上有“太白”款字，而字跡筆劃又的確不是鉤摹的。
另外有兩個問題，即是卷內(nèi)雖有宋徽宗的題字，但不見于《宣和書譜》(璽印又不可見)；且瘦金跋中只說到《乘興帖》，沒有說到《上陽臺帖》；都不免容易引起人的懷疑。這可以從其他宣和舊藏法書來說明。現(xiàn)在所見的宣和舊藏法書，多是帖前有宋徽宗題簽，簽下押雙龍圓璽；帖的左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分鈐“政和”、“宣和”小璽；后隔水與拖尾接縫處鈐以“政和”小璽，尾紙上鈐以“內(nèi)府圖書之印”九疊文大印。這是一般的格式。但如王羲之《奉橘帖》即題在前綾隔水，鈐印亦小拘此式。鐘繇《薦季直表》雖有“宣和”小璽，但不見于《宣和書譜》。王獻之《送梨帖》附柳公權(quán)跋，米芾《書史》記載，認為是王獻之的字，而《宣和書譜》卻收在王羲之名下，今見墨跡卷中并無政、宣璽印。可知例外仍是很多的。宣和藏品，在靖康之亂以后，流散出來，多被割去璽印，以泯滅官府舊物的證據(jù)，這在前代人記載中提到的非常之多。也有貴戚藏品，曾經(jīng)皇帝賞鑒，但未收人宮廷的。還有其他種種的可能，現(xiàn)在不必一一揣測。而且今本《宣和書譜》是否有由于傳寫的脫訛?其與原本有多少差異，也都無從得知。總之，帖字是唐代中期風(fēng)格，上有“太白”款，字跡不是鉤摹，瘦金鑒題可信。在這四項條件之下，所以我們敢于斷定它是李白的真跡。
至于瘦金跋中牽涉到《乘興帖》的問題，這并不能說是文不對題，因為前邊標(biāo)題已經(jīng)明言“上陽臺”了，后跋不過是借《乘興帖》的話來描寫詩人的形象，兼論他的書風(fēng)罷了。《乘興帖》的詞句，恐怕是宋徽宗所特別欣賞的，所以《宣和書譜》卷九李白的小傳里，在敘述詩人的種種事跡之后，還特別提出他“嘗作行書，有“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字畫飄逸，乃知白不特以詩名也”。這段話正與現(xiàn)在這《上陽臺帖》后的跋語相合，可見是把《乘興帖》中的話當(dāng)作詩人的生活史料看的。并且可見纂錄《宣和書譜》時是曾根據(jù)這段“御書”的。再看跋語首先說“嘗作行書”云云，分明是引證另外一帖的口氣，不能因跋中提到《乘興帖》即疑它是從《乘興帖》后移來的。
李白這一帖，不但字跡磊落，詞句也非常可喜。我們知道，詩人這類簡潔雋妙的題語，還不止此。像眉州象耳山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于冰壺也。李白書。”（《輿地紀(jì)勝》卷一三九碑記條、楊慎《升庵文集》卷六十二)又一帖云：“樓虛月白，秋宇物化，于斯憑闌，身勢飛動，非把酒忘意，此興何極!”(見《佩文齋書畫譜》卷七十三引明唐錦《龍江夢余錄》)都可以與這《上陽臺帖》語并觀互證。
或問這卷既曾藏《石渠寶笈》中，何以《三希堂帖》、《墨妙軒帖》俱不曾摹刻呢？這只要看看帖字的磨損剝落的情形，便能了然。在近代影印技術(shù)沒有發(fā)明以前，僅憑鉤摹刻石，遇到紙敝墨渝的字跡，便無法表現(xiàn)了。
全文為“山高水長，物象千萬，非有老筆，清壯可窮，十八日上陽臺書，太白”，大意是贊嘆一個人畫技了得，能夠描繪出壯麗多姿的自然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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