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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安未沾染120幀電影技術的2009年，一部神奇的電影《制造伍德斯托克》上映。作為一部全面展現嬉皮文化的電影，李安用旁觀者的視角，見證了一代美國年輕人的自由放浪、空虛迷惘。

或許在我們定義李安為東方電影藝術家時；他用深邃的思想和獨特的鏡頭語言，展現了東西方文化交融的魅力。

美國二戰的勝利，讓這個新興國度獲得前所未有的強大，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國。中產階級家庭誕生的子女，他們的意識覺醒也隨著物質的富足而產生。

經濟的大踏步，政治卻無法徹底平等；社會的快速進步，價值觀卻未得到徹底革新。種族隔離的肆虐、黑人地位的弱勢，則在美國南部十分常見。

各方文化的沖擊和新老觀念的碰撞，讓美國開展一場幾乎全民意識形態的變革，嬉皮士應運而生。

在爵士樂方興未艾之時，以性解放、搖滾樂和和平理念為主導的嬉皮士文化，與搖滾樂同為兩柄利劍，于戰后的廢墟中野蠻生長。

與主流價值篤信的家庭、責任正能量不同，而戰后出生的嬉皮士們，他們更注重精神世界和靈修，與主流價值背道而馳的精神狀態，無疑不震撼了當時的固有價值體系。

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舉辦，全美甚至西方的嬉皮士皆來朝圣。他們以放浪自由的裝束參加了這場廟會。

其實，對于大部分嬉皮士領袖而言，對美國主流文化摒棄之余，在追尋精神本原的過程中，更愿追尋東方意念的神奇力量。

在杰克·凱魯亞克的《達摩流浪者》一書中，便刻畫了一位以唐代名士寒山子為精神領袖的主角，自我放逐于山谷叢林，于曠野中修行，感受人和世界聯結的力量。感受天地變幻之余，內心世界也促成了內心圓滿的寧靜。

在東西方民間交流，遠未達到今天的程度的60年代，東方哲學所帶給西方年輕人的神秘感，更讓這股精神力顯得混沌且深不可測。

其實東方佛道所帶來的人生終極理念，與西方對靈魂自由的追求不謀而合。而以靜心養氣、天合一的哲學理念隨著人的行為得以外化，演變成為中國武術。

隨著1949年新中國新成立，以前民國時代的殺人秘術被革新圈養，成為一種類體操的表演運動；而流離于海外的中國武術，則把祖師爺留下的精髓，于唐人街生根發芽。

相比于內家拳的深奧晦澀，以李小龍為代表的詠春外家拳，則在民間擁有廣泛的受眾；1959年，年輕的詠春高手于美國求學之余，更把這股東方的神秘力量帶入美國。

能給年輕人帶來新奇力量的東方秘術，正是嬉皮士文化和東方文化聯結的見證。甚至在60年代的唐人街武館，我們皆能憋見許多嬉皮士的身影。

當文化興起之時，必有一個符號和領袖為擔當，搖滾文化和東方文明的摩擦和碰撞，李小龍被推上了風口浪尖。他借助北美的“新文化運動”，逐漸影響了全世界。

高校傳道、開設武館和發明截拳道，與美國文化極度匹配的李小龍，以實際行動感召了大批年輕人之余，自己也融入美國的社會浪潮中。

或許我們已經無法知曉，李小龍對嬉皮士文化的了解程度。但從李小龍求學問武的經歷來看，老莊的道家理念已鐫刻在他的言行中，而這種理念與垮掉的一代后期的靈修思潮，十分近似。

老子的《道德經》中有一句話：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在1971年的采訪中，他把武術至高哲學比喻成活水。人生因勢利導和隨心而動，正與道家無常隨性的命理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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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從后來照片中發現，李小龍和夫人的吉普賽裝扮，正是他們對非主流文化的接納和認同。

其實于獨立之精神和思想之自由之外的好萊塢，他們卻不吃嬉皮士這一套，好萊塢電影從本質來說是尋求商業利益最大化。

尤其經歷了幾十年的電影工業體系搭建，60年代的好萊塢已逐步代表了美國商業最完善的部分。在利益驅動下，西部片和犯罪片等主流類型片，更為美國大眾喜聞樂見。

而電影文化的無處不在，明星作為所秉持的行業感、商業性和警惕心，與嬉皮文化的自由散漫、超脫放蕩背道而馳。

在本人眼中，《制造伍德斯托克》和《好萊塢往事》一脈相承。只不過二人對于嬉皮文化的解構，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以昆汀本人的風格調性估量，兩種文化間的碰撞，確實在《好萊塢往事》中顯得極其針鋒相對！各種人物和事件沖突的背后，更是規矩和無序的直接較量。

美國電影經歷了40年代西部片的輝煌。60年代末的好萊塢，硬朗和粗礦的西部文明還沒有完全消散之余；好萊塢西部電影更留住了美國硬漢文化的最后一口氣。

西片所展現的粗礦、直率和日落黃沙的魅力，或已逐漸被時代浪花所淹沒。60年代西部精神所能觸及的，只有美利堅的主流價值導向；亦逐步轉化為美國精神信仰的一部分。

如果對人物進行拆解，里克和克里夫甚至可以看做“西部之魂”約翰·韋恩人生的兩面，里克象征韋恩的鏡前，克里夫則寓意著韋恩的幕后。

小李子飾演的三線演員里克·達爾頓，遠赴意大利尋求西部片火種，也印證了他對舊時光的不舍。而對過往輝煌的反復提及，正是尋求父輩正統精神上的一絲慰藉。

與其說李小龍和克里夫的打斗是個人理念之爭，更不如說這是兩種文化間的直接碰撞；而早年受西部片滋養導演昆汀·塔倫帝諾，他也把對西部硬漢的愛融入皮特這個角色中。

以至于電影結尾，克里夫一己之力完虐嬉皮士，或多少寄托了昆汀對西部英雄殘存的夢；當克里夫負傷離開貝弗利山時，離別，或已成為他人生最好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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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諸多影迷的眼中，昆汀對李小龍這一角色的設計帶有諷刺意味的。但李小龍在電影中的存在，恰是文化交融的外化呈現。

于李小龍角色身上，既有對東方理念的解構，又有西方文明中莽撞、硬氣和不服輸的精神；隨后段落中，李小龍也于克里夫的打斗失敗中，悟出了屬于自己的功夫電影之道。

李小龍的覺醒，多少代表了昆汀對1969年之后電影的新期待。畢竟作為功夫片的狂熱影迷，他對李小龍的理解，已遠超我們的見識和感知。

而嬉皮士精神、東方哲學以及生命的斗志，已不自覺融入這位年輕武術宗師的內心；最終他以文明交融的姿態，反哺了東方電影和功夫片，代表了昆汀對李小龍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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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對于秩序的殺傷是巨大的；嬉皮士對于宗教的無差別選擇，給好萊塢帶來了不可逆轉的傷害。

1969年8月9日，嬉皮士也在邪教自由觀念的鼓動下，化身了殺人狂魔；羅曼·波蘭斯基一家慘為受害者，愛妻淪為他們的刀下亡魂。

一時間美國上下震動，對嬉皮士聲討的浪潮達到了巔峰。進入70年代，垮掉的一代大部分融入了社會，時代的印記被逐步同化和丟棄。

電影結尾處，西部文化和嬉皮士文化在好萊塢展開了最激烈的碰撞，主流和非主流的交戰，兩者沒有贏家，他們都隨時間一起，消解于無形。

最終，老牛仔和西部精神，跟著好萊塢夜幕一起隱匿。而不久之后，完成武術傳播使命的李小龍回港，身體力行把武術哲學發揚光大，并成為了全世界最偉大的功夫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