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一個時代，一棵大樹

文｜李輝

巴金

一九七八年二月，我終于走進復旦大學中文系。大約年底期間，我與思和兄聊到巴金，我們是不是可以研究巴金，他當場說，好呀！就這樣，我們開始對巴金的系統研究。

走進中文系資料室，見到賈植芳先生。一九五五年賈先生被打成“胡風分子”，關押在提籃橋監獄多年。“文革”之前，賈先生回到復旦大學印刷廠，矮小的身體，一直推拉卷筒紙。

“文革”結束，他回到中文系資料室，當時尚未平反。記得我走進資料室，說要看60年代初的巴金文集，賈先生說，你們應該看最初的版本。

就這樣，我們成為賈先生的弟子，一直在他和任敏師母的關照下，漸次走進巴金的視野。大學三年級時，我與陳思和的第一篇研究巴金的論文一九八〇年發表于《文學評論》。

從此，我們就與巴金結伴同行。

五十年代巴金、蕭珊和兒女們

記得一九八二年一月七日下午，我與思和第一次走進武康路的巴金家中。大約一個小時的聊天，聽巴金談自己一生的故事，好在當時記錄下來，也是難得的記憶。

一九八五年的春夏之際，陽翰笙（一九〇二—一九九三年）、巴金（一九〇四年—二〇〇五年）、艾蕪（一九〇四—一九九二）、沙汀（一九〇四—一九九二）的四老研討會在四川成都舉行，來了許多研究者。

研究巴金的人，似乎更多一些。在成都期間，我們一起走進巴金故居。李家的這座大院，已歸戰旗文工團，在那里，我們只看到雙眼井，立在眼前。其他的老房子，早就消失了。

一九九五年我們走進四川的廣元縣。當年，李家父親李道河是祖父的長子，以過班知縣的資格覲見清光緒帝，一九〇九——一九一一年，曾任廣元知縣，后辭官回到成都，一九一七年去世。當年的衙門已不存在，但有一棵大樹，還留存著。

巴金的祖父李鏞

祖父李鏞與大家族的合影。此照約攝于1898年左右

1907年的家庭合影。右三是巴金的母親，左三外婆抱著的是巴金，這是目前所見到的他留下的第一幅影像

巴金的父親李道河與母親陳淑芬

巴金的二叔李道溥（華封），曾留學日本。歸國后做官，后在成都創辦法律事務所

巴金的三叔李道洋，隨二兄留日，回國后才能夠做短暫的南充知縣。后在律師事務所做助手

成都李公館的大門，巴金離家后，馬路改造重修的大門

巴金寫道：“在家的時候父親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見他罵過人……父親很喜歡我，他平時常帶著我一個人到外面去玩。”巴金也非常喜歡母親陳淑芬，認為母親“很完美地體現了一個愛字”，是自己幼年時代的第一個先生。母親陳淑芬于一九一四年去世，這一年，巴金才十歲。

巴金眼中，在人生成長過程中，恐怕只有家鄉故居的大門才是至關重要的。

“我常常到門房找聽差、到大門口找看門人李老漢閑談，其實是請他們講講各自的經歷。”

大門是童年巴金了望世界的窗口。在這座大門里長大，睜開眼睛打量身邊的世界。看到的一切，感受到一切，讓他最終成為大家庭的叛逆，成為社會革命者，成為一個用筆來呼喊的戰士。

一九二三年，十九歲的巴金離開成都，前往重慶乘船，途經三峽的夔門，前往上海。

1923年巴金出四川前的合影。前排為繼母、弟弟李濟生、后排是年長的幾位弟兄。從左至右依次為：李采臣、李堯枚、李堯林、李堯棠（巴金）

1923年巴金從成都到重慶，乘船穿越三峽夔門，前往上海

來到上海，他第一次走進嘉興的塘匯鎮，這里他們李家故里。他把一些錢，交給李家祠堂的人負責修葺。

多年之后，二〇〇三年四月中旬，我為寫《百年巴金》特意去嘉興，范笑我約幾位朋友一同帶我去塘匯鎮，尋訪青年巴金曾來拜謁和維修過的李家祠堂。

又窄又長的石板路沿河而延伸，李家祠堂舊址就在巷子深處。可是，李家祠堂卻早已拆除，不過，河邊的碼頭依然尚在。

1929年巴金與兩個哥哥在上海合影

巴金的三哥李堯林，與巴金一起走出舊家庭，到上海、南京求學

舊址上多年前蓋有一間平房，不知何人居住。一幢兩層樓的老屋，與李家祠堂舊址相鄰，大門緊閉，院墻殘缺不齊，踮腳隔墻一望，院子里瓦礫堆積，雜草高可沒腰，從墻角一直蔓延至前廊。再一看，前墻墻板散落，房內樓梯毫無遮掩地敞露出來。顯然主人早已搬走，這座老屋，早就被遺棄了。

“進去看看！”我提議說。

搬來幾塊磚，墊在腳下，我們一行居然翻墻而入，成了老屋的“不速之客”。

塘匯鎮的碼頭、小街2003年 4月還保留著 (1)

塘匯鎮的碼頭、小街2003年 4月還保留著 (2)

塘匯鎮的碼頭、小街2003年 4月還保留著 (3)

塘匯鎮的碼頭、小街2003年 4月還保留著 (4)

2005年，在浙江嘉興圖書館，陳思和（左）與李輝，在丁聰創作的巴金肖像畫下與丁聰合影

一樓客廳墻上，懸掛著一位老太婆的肖像，居士打扮。應該是老屋的主人。走上樓，范笑我在一張書桌抽屜里，發現一摞老照片，幾個日記本。他如獲至寶，馬上竊為己有。他說，從中說不定會發現有意思的記錄。

忘記是誰取走了墻上的肖像，也許是同行的一位攝影家。我則在樓梯下面的一堆木頭里，翻找出兩塊窗欄板，一組人物雕刻精致，居然完好無損。我欣喜若狂，走到河邊碼頭石階上，將它放入水中清洗，帶回北京。

如今，窗欄板一直掛在我家的客廳里。

窗欄板

為我們拍攝合影的是黃才祥先生，可惜，走得太早了。

1956年12月13日下午，巴金回到舊居，見到了三十三年前住過的屋子(1)

1956年12月13日下午，巴金回到舊居，見到了三十三年前住過的屋子(2)

1957年巴金與電影《家》的劇組成員孫道臨、張瑞芳的合影

1987年10月8日上午，巴金重返故鄉后對雙眼井的深情造訪

雙眼井

1987年10月8日上午攝于正通順街上

每次我到嘉興，我總是愛問：“還有老屋可去嗎？”這個古老的塘匯鎮，已經拆除，不復存在了。想想實在有些可惜。

二〇〇三年秋天，我帶吉林衛視攝制組到成都拍攝關于巴金“回家”的專題片，請流沙河出鏡對談，他帶我們走進寓所對面的大慈寺。

他瘦得出奇，輕得出奇，走路快而飄逸，擔心一陣風如果刮來會將他刮走。我們找到一處樓閣，他坐在游廊旁的石凳上，陽光把樹枝碎影撒落滿滿一身，與清癯面孔相映襯，煞是好看。

喜歡聽流沙河先生講話。我從來都聽他講地道四川話。他講話語速不快，一板一眼，舒緩有致。他講究語調，強弱相濟，長短搭配，起伏之間形成樂感，如舞臺道白一般，聽起來，悅耳，舒服，且有趣之極。

1993年5月流沙河病愈歸家途中，談1987年的巴金

對著攝像鏡頭，流沙河回憶一九八七年十月期間，巴金最后一次回到成都的印象：

“他住在西門外金牛壩賓館，我們去看他，弄一個椅子讓他在中間坐。那個時候說話非常宏亮，大得很，身體很好。”

“我記得一件事情，一個人對他說：你的臉色非常好。……回答四個字：虛火上沖。巴老說這句話，是表明不愛聽別人當面吹捧他。我們大家都笑了。”

說到“大得很，身體很好”一句，語速尤慢，“很好”二字，拖著長長的調子，頗有繞梁三日的裊裊余音。“虛火上沖”，他重復了幾遍，一個“沖”字，尾音拐彎上揚，再戛然而止。攝制組是吉林電視臺“回家”欄目的，他們都是東北人，事后告訴我，他們從來沒有聽人講過這么好聽的四川話。方言，卻好懂，有味道，普通話難有此種韻致。

這也是流沙河對巴金的喜愛與敬重。

我曾多次上莫干山。

南方之山，各有其美。浙江莫干山，就山勢而言，雖起伏轉換綿綿不絕，但不免有些中規中矩，略顯平淡無奇。然而，當驅車隨路而上，漫山遍野的竹海，頓時渲染出山勢超越平淡的另一種壯觀。山回路轉，光影明暗變幻，單純的一種綠色，竟可演繹出豐富層次的色彩。

記得二〇〇五年三月下旬，鐘桂松陪著我們一起前往莫干山。

2003年3月下旬，鐘桂松拍攝 (1)

2003年3月下旬，鐘桂松拍攝 (2)

三月，山上仍有寒意，適逢勁風襲來，佇立山頂，俯瞰竹海起伏洶涌，竹梢上發出的呼嘯聲浪，有如在黑龍江亞布力森林里聽到的松濤滾滾。翠竹本是秀美景致，但一旦形成竹海，勁風吹動之下便又成了別樣的恢弘。

第一次到莫干山，本是尋訪蔣介石的歷史蹤影。可是，未想到，最令我感觸良多的，不是蔣介石幾度下榻過的白云山館，也不是一九四八年作為臨時官邸的松月廬，遠處，我卻看到位于僻靜處且不起眼一幢建筑——夷白樓。

1981年8月巴金在莫干山住過的夷白樓

感到親切，因為巴金。墻上一塊銘牌介紹：巴金一九八一年八月在此居住。巧的是，莫干山下面就是武康鎮，在民國，莫干山歸屬當時的武康縣。

重要的是，這一年，巴金的《隨想錄》寫作進入第三年，他所提倡的講真話、歷史反思與自我懺悔，越來越引起文化界與全社會的廣泛影響。可以說，走上莫干山的巴金，其精神狀態與寫作狀態，正處在一個高峰。

巴金來到莫干山，住進夷白樓，八月十日這一天，巴金為自己的《序跋集》寫完一篇跋。《序跋集》匯集巴金從事寫作以來的幾十篇序跋，不妨視為一個作家思想與寫作的全景式呈現。

巴金《序跋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出版

巴金為此書寫跋，其實是在審視自己的一生。他寫自己“文革”被批判時的惶恐，寫自己面對“五十四年來留下的包袱和辮子”的猶豫。然而，他勇敢地面對自己，愿意把心交給讀者。他在《序跋集》的序里這樣寫道：

但是我終于把它們閱讀完畢了。我回過頭重走了五十四年的路。我興奮，我思索，我回憶，我痛苦。我仿佛站在雜技場的圓形舞臺上接受批斗，為我的寫作生活做了徹底的交代。《序跋集》是我的真實歷史。它又是我心里的話。不隱瞞，不掩飾，不化妝，不賴賬，把心赤裸裸地掏了出來。不怕幼稚，不怕矛盾，也不怕自己反對自己。事實不斷改變，思想也跟著變化，當時怎么想怎么說就讓它們照原樣留在紙上。替自己解釋、辯護，已經成為多余。……

巴金寫《隨想錄》系列文章，通常只在文后注明寫作時間，這一次他卻例外地在跋后寫注明“八月十日在莫干山”。足見，在他心中，莫干山有一種特別的意味。

莫干山之行，的確令巴金印象深刻。酷暑時節，竹海清風帶來涼爽，僻靜的夷白樓讓他可以靜靜思索。

更為重要的是，出席筆會的年輕一代的面孔，讓這位年近八旬的文壇老人，仿佛回到自己的青春歲月，在銳氣十足的年輕作家們身上，他看到短短三年之間形成的新時期文學，雖經歷風云變幻，仍然生機勃勃。

這三年，既是寫作《隨想錄》的三年，也是巴金身為《收獲》主編，參與新時期文學編輯、不斷鼎力推出新人的三年。

從大膽拍板發表從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馮驥才的《鋪花的歧路》，到力挺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榮獲全國小說獎；從撰文高度評價《人到中年》大聲為作者諶容辯護，到連寫四篇文章提倡文學應該“探索”……三年間，巴金一直站在文壇風云的前列，以自己的威望與影響力，如同一棵大樹，為年輕一代作家遮擋風沙，如同當年巴金受到文壇攻擊時，魯迅撰文為他擋住風沙一樣。

晚年巴金瞻仰魯迅雕像

莫干山上，巴金與新時期文學的新銳——諶容、水運憲、張辛欣、汪浙成……相聚于夷白樓，這該是這位文學前輩與新時期文學年輕一代作家群體最直接、最無隔閡的一次親密接觸。三十年已然過去，當年最年輕的作家如今已年過花甲。在他們的回憶中，我讀到他們對巴金莫干山之行的印象，讀到他們發自內心的感激。

汪浙成回憶，他早在一九五七年就開始發表作品，但真正走上創作生涯是在“文革”之后，并得到巴金的直接關心。他與妻子溫小鈺合作的《土壤》，在《收獲》發表后榮獲全國第一屆中篇小說獎。

舉辦莫干山筆會時，他和溫小鈺尚在內蒙古工作，難忘應邀參加莫干山筆會的情景：“就是這一年的八月份，我第一次是面對面，走近了我心目中敬仰的文學大師巴金。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們還在內蒙古草原工作，住在內蒙古大學里，有一天校園高音喇叭說，我們有長途。

那個時候長途都是緊急情況，我們一聽也嚇了一大跳，后來一接，是李小林打過來的電話，說是巴金老師的《收獲》雜志請我們到杭州莫干山去玩。當時就感覺非常激動，有受寵若驚的喜悅。”

張辛欣是當時的年輕作家之一。我請她從美國歸來，應邀參加二〇〇九年的年底巴金研討會。一天，她談到巴金對她的關懷與保護，回憶在莫干山上點點滴滴的往事：

我是五〇后生的，坦率說，也活了半輩子了，作為家里的這種人，我大概沒叫過他，因為我太膽小了，我說事，說完了就完了。我就這樣。當我今天回憶他，他不是老人（哽咽）。

我第一次見他是一九八一年，就是寫《在同一地平線上》的時候。因為平時上大學，我們導演課忒忙，我這一輩子，研討會是第一次參加，筆會什么的，我就參加過一屆，就是到莫干山上，去修改《在同一地平線上》。

我每天都在跟李小林研究小說怎么寫，寫著寫著我都病了，我吃飯都不跟大家一塊。我第一次見巴金就在莫干山上的筆會上，他也去了。

我第一面見他，跟他說話，我的直覺是：呦，這人說話還有點口吃，說話的節奏蠻快，他的思想比他的話快。我就發現他腦子里快，他的嘴跟不上，眼睛里發光，他準備要說他的那事。

因為我是學導演的，這是我作為一個導演感受到的一個印象，這個印象一直到今天，就是：他是一個內心非常純真的大孩子，很瘦小的個子。

這是我的看法。我們當時說什么呢？他正好出版《隨想錄》，實際上他有一點口吃地在跟我說的就是：你想什么，你趕快把它說出來。大概就是在說這事，然后送了我一本簽名書。在我看來巴金不僅是一個純真的大孩子，我用我這一輩子判斷人的看法來判斷：他是一個人，很多人可能不是人，在我看來。

我當時在莫干山上，很少和巴金見面，因為，我和李小林每天都在討論《在同一地平線上》寫的問題，但其實連這部小說名字都跟巴金有關系。我當時自己先有一個工作題目，叫做《男人女人彼此彼此》。

對某些年輕學者，我需要先說一下的是，這部小說實際上是講一對男女離婚的故事。在新文學剛剛開始的時候，離婚都很少見，可能兩個人內心是很一致的人，在那樣一個新時期剛開始競爭的時代，大家都那么忙，比現在忙（現在更忙，現在是瘋狂的物質上的忙），那時候剛站穩所謂藝術的腳跟，因為忙，兩個人可能是非常相近，但是連彼此的交流——作為枕頭邊的人連交流都沒有時間，一直到了離婚辦事處了，你會發現，也許我就是他，他就是我，離婚證書該簽了。

我寫的就是這樣一部小說，因此工作題目叫做《男人女人彼此彼此》。我估計小林是不是跟爸爸講了這件事，有一次吃飯，我最后一個來，稀里糊涂吃著，巴金已經吃完了，他問我：“辛欣，你寫的小說叫什么名字？”我說是《男人女人彼此彼此》。他就說：“你這個題目你覺得怎么樣啊？好像有點太隨便了吧！”看看他，我心想我不是挺現代派的嗎？（自己笑）

也沒把他太當回事。后來回北京改題目、改小說的時候，有一個李健吾的法國電影的研究生，看了這部小說的手稿（那個時代是人人看小說的時代，現在是人人連書都不讀的時代，我一點不夸張，OK？），他來還手稿的時候和我討論這部小說，我是做導演的，關于喇叭的問題、燈光的問題、舞臺的問題，我們都要研究，所以題目也是個問題，我就跟他說，OK，這個題目好像不太嚴肅，那個李健吾的電影研究生想想說，那你就叫《在同一地平線上》吧，所以到今天沒人知道，題目是這么來的。

1984年12月巴金題贈張辛欣《病中集》 (1)

1984年12月巴金題贈張辛欣《病中集》 (2)

1985年《中國》創刊，張辛欣與鄭萬隆的合影。李輝 攝

話雖如此說，張辛欣當年還是將小說篇名改為《在同一地平線上》，發表后立即引起轟動和爭鳴。因為這部作品，張辛欣一度受到報紙點名批評，導致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時難獲分配。處于困境的她，從北京躲到上海巴金家中，度過最艱難的日子。

后來，巴金致信時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的摯友曹禺，推薦張辛欣。漂泊不定的張辛欣，終于找到立足之地。

二〇〇九年的巴金研討會上，張辛欣談巴金的故事，說到此處，面對臺下聽眾，這位素來性格豪爽的女作家，竟一時哽咽，泣不成聲……

2009年巴金研討會，張辛欣談心中的巴金

因發表《禍起蕭墻》而一鳴驚人的水運憲，有著與張辛欣同樣的感激。在結束莫干山筆會返回上海的火車上，水運憲、張辛欣與巴金坐在一起聊天。

水運憲講述一位親戚三十年里的的人生經歷，大家頗為感動。張辛欣問巴金：“如果把這些寫出來，您覺得應該怎么去結構呢？”

巴金說道：“你聽得感不感動嘛?如果聽得感動，這就是結構嘛。怎么讓人感動就怎么去寫嘛。”水運憲回憶說，正是巴金的這番話點撥了他，讓他對文學境界有了新的認識。

親歷者回憶點點滴滴，凸顯巴金的人格魅力。

巴金先生，不張揚，不做作，坦誠樸實，親切自然，恰如竹林清風，沁人心扉，滋潤情感，令人感念至今。

可以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巴金就是一棵大樹，庇護著所有的作家前行……

匆匆寫于北京看云齋

來源：六根，作者授權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