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享號特約撰稿 | 姚崢華

家里有一套《胡適全集》，沒事我就翻胡適先生的日記看。

01

胡適對自己的日記體例有幾條標準：讀書的札記；談話的摘要；時事摘要；私事摘要；文章詩歌，或附全文，或摘內容而附記著作的經過；通信，或摘要或留稿。

有一則印象深刻。梁啟超先生去世，胡適在1929年1月20日日記中記道：

“任公為人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人們說他是陰謀家，真是恰得其反?！?/p>

▲廣州中山大學，梁啟超雕像

“他對我雖有時稍露一點點爭勝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話文，如在北大公開演講批評我的《哲學史》，如請我做《墨經校釋·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書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書，但這都表示他的天真爛漫，全無掩飾，不是他的短處，正是可愛之處。

“以《墨經校釋·序》一事而論，我因他虛懷求序，不敢不以誠懇的討論報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錯誤，但這態度非舊學者所能了解，故他當時不免有點介意。我當時也有點介意，但后來我很原諒他。近年他對我很好，可惜我近年沒機會同他談談。”

梁任公去世后，胡適和陳寅恪等人送梁先生入殮。從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親密關系。

但我只是獵奇地看看，知道胡適曾為梁書做序，中間鬧點小不愉快但于兩人友誼無大礙，僅此而已。

02

2019年11月17日夏曉虹老師做客深圳讀書月，講《梁啟超與胡適》。

她圍繞梁啟超的《國學小史》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比較互照中彰顯梁胡論學的意義。

▲2019年11月17日，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夏曉虹（中）做客深圳讀書月，談梁啟超與胡適；左一為陳平原教授，右一為深圳出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尹昌龍（圖/姚崢華）

沿著夏曉虹老師的線索，我才發現胡適日記中的“序”事，不過是當中的一個小片段。必須把時間跨度往前移再向后挪，將梁胡放置到一個大的歷史階段中看，他倆既有師生之誼，又有學術之爭，之間論學的種種砥礪與辯難，對各自的治學方向和發展起著不一般的推動作用。

這是一個非常有益的視角，一下子把一些學術脈絡理清了。

生于1873年的梁啟超年長胡適18歲，算是兩代人，可以說，胡適是讀著梁啟超的書長大的。胡適在《四十自述》中曾寫道，他于1904年就讀于梅溪學堂時，就開始看梁啟超的《新民叢報》。

1912年，胡適在日記寫下，“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

胡適認為，1911年武漢革命能勢如破竹，“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p>

這一年，胡適21歲。他無疑是超級梁粉，眼中的梁啟超威猛高大。

▲胡適銅像

他倆沒有機緣見面，直到1920年3月21日在林長民家里，才第一次相聚。

此前一年，1919年2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轟動一時。

《中國哲學史大綱》是胡適根據自己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編成在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的講義。1918年經過整理，蔡元培作序，1919年出版。

盡管只完成上半卷，學界認為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統地應用西方觀點和方法寫成的中國古代哲學史。

對這一部哲學史，胡適非?？粗?。因為他的寫作初衷，與梁啟超有關。

夏曉虹的研究顯示，早年胡適讀了梁任公的《中國學術思想之大勢》，深受啟發?？梢哉f，這是他最愛的文章。胡適認為，（梁）第一次用歷史眼光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學術史”的見解。

《中國學術思想之大勢》在《新民叢報》連載，可惜中間梁啟超出國，連載只得停止。這讓胡適深為失望。他由此突發野心，“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

種子于是播下，之后胡適也確實做到了。寫完《中國哲學史大綱》，他特別期待梁任公的評價。

1920年10月18日，梁啟超致胡適函：對于公之《哲學史綱》，欲批評者甚多，稍閑，當鼓勇致公這一長函。

兩個月后的12月18日，梁任公又寫信給胡適，說，對于大著《哲學史》之批評若做出，恐非簡短可了。頃在清華講“國學小史”，擬于先秦講畢時，專以一課批評大作，屆時當奉寄耳。

梁啟超一而再地寫信給胡適表示要寫文章批評，可見他對《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重視。

▲梁啟超信札在中國家書博物館展出

1920年12月至次年3月, 梁啟超應清華之邀, 開設課外講演“國學小史”。夏曉虹老師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看到《國學小史》手稿，有一、二、四、六共四冊，這些手稿在梁氏生前未及成書, 僅以論文或單行本形式發表部分內容。

后據此重新拼合、厘定為《國學小史》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夏曉虹為此寫了導讀《“失而復得”的<國學小史>……》。

在夏曉虹看來，梁啟超開設“國學小史”課，是基于對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不滿，有公開對話的意思。

那么，梁啟超對《中國哲學史大綱》，究竟持什么樣的態度呢？

1921年，胡適寫信給陳獨秀，表達了對梁啟超的不滿：“他在清華的講義無處不是尋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書之處，從不說一聲；他有可以駁我的地方，決不放過?！?/p>

此時，聲名鵲起的胡適，有滿滿的自信。他在文章《整理國故與“打鬼”》中文字激揚，揮斥方遒：“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后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

夏曉虹認為，此時胡適對梁啟超的不滿，理由有三：一、陳獨秀認為胡適與梁啟超是一撥的，讓他多少有些郁悶；二、胡適對自己的著作頗自負；三、胡適剛在學界成名，而梁啟超已占穩固的學術地位，他的批評多少對胡適產生負面的影響。

▲中國臺北，胡適雕像（圖/魏英杰）

當然，胡適也在一定程度上誤解了梁啟超。

梁啟超在著作《墨子學案》中列了七種必讀書目，其中包括胡適的書。在《墨子學案·自敘》中，他寫道：“胡君適之治墨有心得，其《中國哲學史大綱》關于墨學多創見。本書第七章，多采用其說?！攲碇x意?！笨梢?，梁啟超對胡適并非一味否定；他引用胡適的地方，也有注明出處。

夏曉虹評述，梁啟超在寫墨子的書中，大量借鑒了胡適的成果；而梁啟超放棄自己早年的論述，也是受到胡適的影響。比如他昔年曾作《子墨子學說》《墨子之論理學》二篇，“今茲所講，與少作全異其內容矣。”

▲本文作者姚崢華（左一）、胡洪俠（右一）與夏曉虹、陳平原（右二）夫婦合影（供圖/姚崢華）

此間，盡管心存芥蒂，梁啟超和胡適還是繼續學術上的你來我往。

1921年2月4日梁啟超完成《讀墨經余記》，胡適2月26日為梁的《墨經校釋》作序，4月3日梁氏寫《復胡適之書》，5月3日胡適作《答書》。這便有后來胡適日記“梁任公的《墨經校釋》出來了。他把我的序放在書末，卻把他答我的序的書稿放在前面，未免太可笑了。”

1922年3月4日、5日梁啟超在清華講演《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這是最有分量且最著名的文章，也是胡適一直期待看到的文章。此時距胡適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已過了三年。

關于這一次講演，胡適有詳細的記載。在1922年3月5日日記中，胡適寫道：

“昨天哲學社請梁任公講演，題為《評胡適的<哲學史大綱>》。借第三院大禮堂為會堂，這是他不盡人情的地方，本可以不去理睬他，但同事張競生教授今天勸我去到會，因為他連講兩天。我仔細一想，就到會了。索性自己去介紹他（它）?！@也是平常的事，但在大眾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戲了?！?/p>

梁啟超用了足足兩天的時間批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他看來，胡適的哲學史大綱，“講墨子荀子最好，講孔子莊子最不好?？傉f一句：凡關于知識論方面，到處發現石破天驚的偉論；凡關于宇宙觀人生觀方面，什有九很淺薄或謬誤。”

他還借胡著“老子”和“楊朱”兩篇，提出其“新近才發生”的問題，即“疑心《老子》這部書的著作年代，是在戰國之末?！?/p>

▲中國臺北，胡適墓園（圖/魏英杰）

夏曉虹指出，常人看來，老子在孔子之前，是前輩。梁啟超這一下把他放到后邊，成了晚輩。

如是，胡適難免受到很大的刺激。在3月6日的日記中，胡適專門提到北大學生張煦，指他“做了一篇駁文，證據極充足，此文大可為《老子》張目?！?/p>

在5月18日日記中，他又記了兩點：

1、近人說《老子》這部書不是老子做的，也不是春秋時代的產物，這話你以為如何？

2、近人又說我們不應該從老子孔子講起，那么，我們應該從什么時代講起？講老子以前的時代有什么資料？那些資料可靠嗎？

03

盡管梁胡在學術上有不同的認知和見解，但私誼一直維持。

梁啟超去世后，胡適惋惜之余，還是誠實地認為，“他（梁先生）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響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他的《新民說》可以算是他一生最大的貢獻。晚年的見解頗為一班天資低下的人所誤，竟走上衛道的路上?！?/p>

這里指的當是梁啟超早年積極推進西方文化和思想輸入，晚年則轉向維護和研究傳統文化，希望儒學人生觀可以造福全人類。

夏曉虹認為，1917年對梁啟超來說，是一個學術方向轉變的重要分水嶺。

夏曉虹從1982年開始研究梁啟超，1984年做梁啟超的碩士論文，至今已達35年。國內研究梁啟超的人不少，有的在思想史方面，有的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有的在學術史方面，夏曉虹則從文學入手，著重于梁啟超的文學研究，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單從梁啟超和胡適論學這一個角度，她以詳實的資料做為理論支撐，分析入情入理。

在她看來，正是與胡適的分歧引發了梁啟超的講學，并產生了在其著述生涯中，可以視為后期轉以傳統文化研究為主的一部標志性著作《國學小史》，這對梁氏意義重大。

而無論其時感受如何，梁啟超的長篇批評畢竟對胡適深有觸動，逼使他重新認真思考論述中的許多問題。盡管出于年少氣盛，或激于政治分歧，也可能不乏對批評帶來的負面效應某種程度的擔心，胡適當時未必能接受與理解梁的意見。但時間會證明，梁啟超的批評對胡適確實是“無害且總有點進益的”（胡適1921年1月《致陳獨秀》）。

▲中國臺北，胡適紀念館

這也是梁啟超去世后，胡適抒發的“近年他對我很好，可惜我沒機會同他談談”，扼腕之情躍于紙上。

如果沒有夏曉虹老師的梳理，我斷無法將這些散落的點連接起來，拼接成一幅梁胡的學術圖景。學者嚴謹治學的方法和態度，確實值得后學借鑒。而這一段，只是夏曉虹老師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她的三卷本著作《閱讀梁啟超》近日全新修訂，由東方出版社出版，從“政治與學術”“文章與性情”“覺世與傳世”三部分涵蓋了更為豐富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