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父子奪取曹家政權，同曹操父子最大不同之處，是司馬氏著重于對內誅鋤異己，而對外還無赫赫的功業。他們誅鋤異己，手段也夠慘毒。司馬懿誅曹爽，共誅滅曹爽和曹義、曹訓、何晏、丁謐等八族；跟著嘉平三年又誅殺王凌和楚王彪；正元元年，司馬師再誅滅夏侯玄、李豐等；正元二年又殺毋丘儉；甘露三年司馬昭再殺諸葛誕；景元元年更殺了皇帝曹髦；再過兩年，連嵇康、呂安都殺了。每次殺人，都是夷及家族，死人無算。這樣，曹魏的新興貴族，凡不是投靠司馬氏的，幾乎都一網打盡了。
這當然是有一套深遠秘密計劃的，目的是掃除取代曹魏政權的障礙。
到了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馬昭認為應該對外顯示一下軍威了。雖說目的是樹立威望，也不過希望打一兩場勝仗，便算滿意。誰知蜀國竟滅亡得這樣快，而蜀國滅亡，卻又造成鄧艾、鐘會二人的空前聲望，這和司馬昭的初意就大不一樣了。
一般人都以為鐘會、鄧艾滅蜀以后，自己蓄意造反；或者像《演義》說的，是姜維挑動鐘會造反，這是一種表面看法。其實，鐘、鄧之死，恰是司馬昭最后一個大陰謀。
不難設想，司馬昭處心積慮取代曹魏，是最怕別人的功勞凌駕自己的，鐘、鄧一舉滅了蜀國，威名大震，在司馬昭看來，簡直是對自己地位的威脅。鄧艾、鐘會雖說是司馬昭的親信人物，但司馬氏又何嘗不是曹氏的親信呢？何況鄧、鐘二人，一個是在淮河流域樹立了相當威望、一個是參加過司馬氏的機密、深知內情，這兩人如果一旦聯結起來對付自己，或者就地起兵反對自己，豈不成了心腹大患！
這是蜀國迅速滅亡以后擺在司馬昭面前的大問題。
司馬昭也是夠陰險毒辣的，他周密計算了一下，知道鐘、鄧二人既有互相勾結的可能，又有彼此敵對互相殘殺的可能。假如向二人一齊發動打擊，他二人一定來個聯合應付；但是這兩個人各自稱功逞能，又可以分化瓦解。于是司馬昭就運用分化瓦解的手段，實行逐個擊破。
司馬昭的第一著是壓抑鐘會而提高鄧艾。他晉升鄧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而鐘會只是晉為司徒，增邑萬戶。鄧艾自是洋洋得意，鐘會卻惱火而妒嫉了。于是兩人的聯合便沒有可能。
當鐘會憤憤不平的時候，司馬昭第二著又來了。他的心腹衛瓘以監軍的身份隨軍到了西蜀。這個衛瓘實際上是奉命對鐘、鄧二人進行監視的。他在鐘會和鄧艾二人之間，耍了哪些詭計，史書上沒有記載，我們自然不清楚；但是也有蛛絲馬跡可尋。因為鐘會、胡烈等人密千鄧艾企圖作反時，衛瓘就在鐘會軍中；又是他帶了司馬昭的手令去收捕鄧艾的。衛瓘的陰謀，不言可知。
鐘會這人，正因一向詭計多端，他也許猜到了司馬昭的陰謀，故意加以利用；也許是利欲薰心，不暇作長遠考慮；居然仿效鄧艾的字跡，向朝廷發出措辭傲慢的表報文書，以證實鄧艾的不臣之心；又仿效司馬昭的字跡，寫了些使鄧艾大起疑心的信件。這一來，鐘會、鄧艾便完全對立。
司馬昭兩步棋都已獲得成功，于是再走第三步，硬指鄧艾企圖造反，下令檻車鄧艾（把鄧艾囚禁送回京都），先去了一個心腹大患；但又給鐘會一個甜頭，先穩住他，所以又下令鐘會進軍成都，接收鄧艾所部人馬。
鐘會也不是呆鳥，他也要借刀殺人，便叫衛瓘先帶幾十個隨從，奉著詔書，拘捕鄧艾，自己則親率大軍隨后出發。
衛瓘何嘗不知道此行非常危險，卻又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進入成都。幸而鄧艾并非成心造反，他手下的人聽說司馬昭來了手令，也不敢反抗，衛瓘總算順利完成了任務。
鐘會進入成都，擺在他眼前就唯有兩條路了；要么跟隨鄧艾之后，束手就擒，要么馬上起來造反，第三條路是沒有的。他認為，自己手上握有近二十萬大軍，還有蜀國的將領軍士，合起來也是一股龐大力量。自己甘愿做“狡兔死，走狗烹”的韓信呢？還是死里求生，干脆割據一方呢？
看來，姜維在這個問題上起了決定性作用，鐘會終于走上第二條路了。然而，陰險狡猾的司馬昭料定鐘會必反。當鐘會進入成都，還未站穩腳跟的時候，司馬昭已經親率十余萬大軍，緊緊追躡在鐘會之后了。
他的布置也夠嚴密。首先命令親信走狗賈充帶萬余人由長安入斜谷，嚴行監視；自己則挾持皇帝曹奐，以十萬大軍進駐長安；還怕曹魏的宗室舊族乘機在內部起事，又派得力干將山濤為行軍司馬，坐鎮鄴城。這一布置，明顯地是下了決心同鐘會周旋到底了。
鐘會本來也有他的如意算盤。他對姜維說：“蜀兵可以作先鋒，攻占長安以后，便可分兵兩路，一路由渭水直趨孟津，一路由潼關東下，水陸會師洛陽，天下事就可定了。”
然而事情卻不出司馬昭所料：“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魏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造反）也。”確實如此，所以鐘會才一動作，內部便已先自擾亂，失敗之快，出乎他的想象之外。
或者以為鐘、鄧二人既有功于司馬氏，如果不是成心作反，司馬昭是不會殺他們的，不知道正因二人立了大功，所謂“功高震主”，被殺的機會更大。鄧艾本是司馬氏的忠順奴才。曾在淮水一帶開渠灌田，積儲軍糧，使軍士屯田，替司馬氏樹立渾厚勢力；又在司馬師討伐毋丘儉、文欽時，立下汗馬功勞。鐘會則是司馬氏的智囊團人物，鎮壓毋丘儉、文欽，賴鐘會策劃定計為多；后來殺諸葛誕，殺嵇康、呂安，也有他的密謀。《三國志》說他“從典知密事”，“壽春之破，會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張良）”。其后雖在外司，司馬氏的“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典”。（意即參與機密）。
既然如此，司馬氏為什么必須殺他們呢？前已說過，一則這二人“功高震主”，司馬昭害怕此后駕馭不住。二則司馬昭的秘密實在給兩人知道得太多了，尤其是鐘會，他長期是智囊團里的人物，司馬氏如何玩弄陰謀，如何剪除異己，如何處心積慮篡奪政權，鐘會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這也就構成非殺不可的條件。試看鐘會被殺之后，和鐘會對立、本人又無明顯反跡的鄧艾，既已束身受辦，為什么還要殺了？如果說鄧艾之死是衛瓘嗾使田續復仇之故，并非司馬昭要殺他，那么事后何不治衛瓘擅殺之罪，反倒連鄧艾在洛陽的幾個兒子也一并殺了，妻子及孫都發到西域充軍。
封建時代的史官都認為鐘、鄧二人真的造反，這實在是不公平的。正如說魏延存心造反一樣，鐘、鄧之死也是三國時代一場冤案。
